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1)

作者:郭军(执笔)王碧波(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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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1月10日讯】作者简介

郭军,1957年8月1日出生于北京通州。《中国青年报》记者,笔名郭君、宋强、辛知、吴铭等,已退休。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1966年以历史反革命家属的罪名轰回河北涿县老家19671月返回通县。19753月初中毕业后去京郊通县城关人民公社小潞邑村插队,197612月回城。1980年10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夜大学汉语言与文学专业。

1985年3月进入中国青年报群众工作部当记者、编辑,后进入体育部工作。1999年10月该报实行“全员解聘、全员竞聘”,在子报《青年体育报》以待岗职工身份工作5年半。2005年9月子报停刊,继续待岗2年。2007年躺在报社大门口抗议、讨薪,报社编辑委员会作出决议,不恢复记者编辑工作,安排到总编室检查组当校对,工人待遇。2017年8月以主任编辑职称退休,相当于副教授。当月赴美。

【王碧波】(1919年—1990年),原名王瀞礼,河北省易县人。1936年考入河北省省立高级工业技术学校,次年日军侵华失学,进入日军工厂工作。1944年与国画家郭笃民结婚。1958年,身为河北省通州女子师范美术教师的郭笃民被打成右派劳教,她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谋生。1966年全家以“历史反革命家属”的罪名被取消北京市市民户口,轰到河北省涿县(今涿州市)西河村老家。第二年带着孩子们返回北京市通县(今通州区),与红卫兵巧妙周旋,1973年终于恢复城市户口。

一生中劳累过度,得过4次肺病;上世纪60年代搞家庭副业时纺过石棉,患上石棉肺,是职业病。但因为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没有医疗保险,不能享受公费医疗。1979年郭笃民改正右派,恢复工作,因为妻子儿女在北京,得以返回北京市通县少年宫工作。但是夫妻分别21年,郭笃民于1980年过年前离家出走。王碧波1989年年底石棉肺爆发,病危,第二年在花尽自己微薄的存款之后,不愿意拖累儿女,吃药自杀。1990年12月3日去世。

序言

我越来越恨共产党,过去的经历不说,2017年来到美国后接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搞清楚了过去的错误观念,看到了讲实话真话的自媒体和报纸,就更加痛恨中国共产党。

回忆录、写我家的苦难经历是我四十多年前的想法,但是后来因为生活和工作上的新的磨难,这个念头被淡忘了。最近(2020年6月)因为新冠肺炎,工作清闲了很多,生活也相对稳定了,所以再次萌生了写书的念头。

黑五类子女的故事

母亲的回忆录

我母亲去世距今已经整整30年了,许多事情都淡忘了,模糊了,但是我的回忆录还是要从母亲写起。

她叫王碧波,原名叫王瀞礼,王碧波这个名字是她后来看了外国电影自己改的。我姥姥家是河北省易县东娄山村,那是一个大村子,姥姥家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土地很多。但是到了我姥爷这一辈儿就没落了,可能是因为姥爷抽大烟。最近大姐告诉我,我姥爷他们最早是山西人,后来是逃难还是什么原因来到了河北易县。

我母亲兄弟姐妹是8个,大姨、二姨、大舅、三姨、我母亲(四姨)、二舅、三舅、四舅。大姨因为生下不久的小孩儿死了,伤心过度自己也去世了,死的时候很年轻。二姨活到了一百多岁,大概是2002年死的。三舅可能是国军的连长,1947年战死(尸体拉回北京,葬在了万安公墓,占地面积不小),后来我大舅、二姨、三姨埋在了这块墓地的三个角里,最后一个角是表哥王治占的。他是共产党的处级干部,懒,喜欢看电视,看了30年电视,得了严重的糖尿病,后来又得了癌症,不再吃药,很快就吓死了,其他5个人我都见过甚至有很多来往。

母亲小时候没有分家,家里人口多,也因为没落了,还因为地主都是节俭的,生活并不好。比如孩子们多,喜欢吃甜的,所以家里的土地不种红薯,大人们说红薯吃得费,不经吃。我母亲从小身体就不好,嘴馋,又没有爱吃的,红薯都吃不上,所以经常是处于半饥饿状态。但是她喜欢看书,学习好。大概是1936年她考上了保定的纺织学校,中专,那时候就是知识分子了。中华民国时期,工业基础不强,城市也不发达,许多学校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但是中国的纺织工业发达,工厂特别需要技术人员,所以母亲的学校是包分配的。但是她只上了一年,日本鬼子就打来了,学不能上了,据说学校也被日本鬼子抢了,机器都给卖了。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我母亲后来就是工程师,整个人生都会不一样,所以她后来说自己最恨日本。

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后,我姥姥也带几个舅舅和姨妈来到了北京,是共产党把他们逼来了。我二舅说:1937年,八路军杨成武部到了易县一带,就是所谓的“挺进敌后”。附近的农民借着这个势力,就开始抢地主。农民把姥姥家一切可以搬走的东西都拿走了,粮食家具农具不用说了,就连门和窗户也卸下来扛走了,土炕的炕沿儿是木头的,也拆走了。这样就没办法生活了,所以只能来北京投奔亲戚了。其实共产党表面上说大敌当前,一致对外,把“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团结地主富农一致抗日”的政策。但是实际操作并非如此,可能是暗中指使、支持农民抢地主的,农民得了好处,自然会跟着党走,支援八路军,参加八路军。所以共产党的军队由1937年抗战前的3万人发展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一百多万人。1937年,我二舅15岁,他应该已经具备了解信息、分析信息的能力。

母亲不能上学了,也到了北京和家人团聚。为了生存,母亲就到了日本人开的军用被服厂上班,辛苦劳累不说,还要遭受日本人的性骚扰和欺压。后来就有人给母亲介绍了对象,就是我父亲。母亲一见面就不喜欢他。很瘦,脸很窄,就像一把刀。那时父亲还上火了,嘴唇裂了,抹着紫药水。形象显然不好。但是母亲为了逃离日本工头,还是继续和他来往。

父亲叫郭笃民,他的家乡是河北省涿县西河村,离北京不远。父亲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而且家里七八代都是单传。父亲家也是地主,但是也没落了,土地不多了,爷爷去世了。他从小就喜欢画画。但是家里穷,只是画画无法生存,所以他就考了师范学校,包吃包住还给零花钱。大概也没有等到毕业,后来卖画有些收入了,就不再上学了。也就是说父亲从1930年代就开始卖画,而且是在北京著名的荣宝斋。据后来的人研究考证,那时候国画大师齐白石也在这里卖画,价格比我父亲高不了多少。

国画家、花鸟画艺术大师郭笃民遗照。(作者郭军提供)

但是那时候一般老百姓很穷,国难当头,卖画为生很困难,所以父亲还是不富裕的。我大舅还是二舅从一开始就反对这门婚事。他说自古以来画家绝大部分都是穷困潦倒一生,嫁给画家注定受苦。其实还是有变数和少数的,只不过父亲这个人酷爱艺术,为人耿直,不善于经营,晚年偏执,而且正处在共产党统治欺压之下,所以自己一辈子受穷也给我们一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和贫穷。

郭军母亲王碧波遗照。(作者郭军提供)

父亲那时候身体也不好,原因之一是之前爱上了一个跟他学画的富家小姐。人家为了学画跟他来往,但是就是不许他谈感情的事情,想必家里早就嘱咐过她,她自己也明白不能嫁给一个穷光蛋一辈子受穷。但是父亲单相思,所以就把自己搞得神魂颠倒,身体很差。之后是随之而来的生殖系统疾病。所以他们结婚后好几年都不能生育,直到1947年才生下了我大姐。

父亲比母亲大5岁。有些小事母亲当时也很在乎,刚认识的时候是夏天,父亲为了讨好母亲没有抽烟。过了夏天就又抽烟了,母亲质问他为什么抽烟,他说夏天天气热,上火,所以不抽,现在天气凉爽了当然要抽了。

1988年,我和母亲一起住在通县中山街,母亲就想写回忆录,她口述,让我执笔,写了一部分,现在看,有些细节很真实,是别人的叙述所不能代替的。当然她也有自己的考虑,有些事情没有讲,所以也是有不客观的方面。下面是她的回忆:

1936年,我考上了河北省省立高级工业技术学校,女生学的是织染布,毕业后可分配到纺织厂当技术员,因为当时中国的纺织工业特别发达,这样的学校又少,所以它是当时全国少有的包分配的学校之一。可是,刚过了一年日本人就来了,把学校的机器、器材都抢了,学是没办法上了。我家是河北易县的,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到易县,县里监狱里的土匪就砸了大狱跑出来了,满处抢东西。我家也被抢了,其实我家有十多口人,三十多亩地,算是没落地主,我父亲一辈子也没有个正当职业,因此日子过得并不好,这一抢,就过不下去了。

因为闹土匪,还因为我们易县山里有游击队,所以日本军队就来剿。当时日本刚占领中国,兵力还特别充足,刚来时也没招伪军,但是光日本兵就有好几千人。村里人以为有一万多人。虽然是个小山村。他们到了之后先占领村四周的山,从山上往村里打炮,打死好多人。打完炮,估计村里的游击队已经跑了,就进村去抢东西、强奸妇女、杀人。我们因为害怕,就跑出来了。到北京来找做事的哥哥。他当时在南口税务局做一个小职员,挣得少,不够养家的。

我看了报纸,瞧见有个被服厂招做被子的女工,我就去了。做的是日本兵用的被子,5分钱一个,我就使劲做。当时我19岁。刚开始不熟悉,一天只能做几条,后来就做10条,最后达到了17条。四十多名女工大多数是妇女,姑娘少,我是做得最多的。那时我天不亮就起床,顶着星星就出来,干了一天,晚上往家走时已顶着星星了。后来我和监工的日本兵发生了冲突,原因是缝纫机坏了,缝补军装时做得不好,我就说是因为缝纫机坏了,可日本兵非说不是,还拿起活抽了我一下。我后来找了日本厂长,她是一个寡妇,因为是日本大森部队部队长大森的姘头,所以开了这个被服厂,她自然不会公平。我就很生气,就回家不干了。

回家之后,我还得找活,家里没有饭吃。当时西单附近有一个觉生中学,在皮裤胡同,招一名“给使”,要求小学文化程度,每月20元,报名的有几十位姑娘,我考上了。另外还招一名“助手”,要求初中毕业,每月30元,另外一个姓周的姑娘也考上了。她父亲嫌工资太少,因为还要交10元伙食费,她就跟我说:“咱们别吃早饭了吧,这样交7块钱伙食费就行了。”我同意了,可是我是从村里出来的,在村里一直吃早饭,又有胃病,禁不住饿,不吃早饭实在难受。每天一到上午11点,我就饿得受不了,肚子老咕咕叫,一阵阵的,挺响。我的办公桌对面坐的是一个姓齐的男总务,三十四五岁,我肚子一叫他就能听见,我就很不好意思,但是我越怕肚子叫,它是越叫。即使这样我也舍不得多交那3块钱好吃早饭。因为这钱还得拿回去养活我最小的弟弟。当时我父母因为收入少养活不了全家人,就回村里去了,剩下我、一个未嫁的姐姐、弟弟一起生活。

我的工作叫“给使”实际上就是干杂活的工友,可是因为那姓齐的总务特别拍日本人的马屁,什么事都揽过来,就让我替他干抄抄写写的工作,比如向教育局递交的学生报表什么的。

那间办公室有4个人,我、姓齐的总务、一个男日本人,一个女的。那个男日本人老叫我给他倒茶、捶背,我当时是一个22岁的姑娘,挺不愿意干这种活,可是不干又怕丢了饭碗,只好一天天地熬日子。这时,姓齐的就对我说:“给你介绍一个男人。”他对这个男人也就是我后来的丈夫郭笃民并不熟悉。是郭笃民在这所中学的附小教书的妹妹郭敬培在到我们这边来签到时认识我的,她托了小学主任叫刘子宾的来说媒,刘和郭笃民都是河北通州男师的毕业生,可姓刘的也不认识我,他又托姓齐的跟我说。

那时郭笃民已经28岁了,家里穷,顶多只有三十多亩地,父亲死了,剩下一个寡母,一个26岁还嫁不出去的妹妹郭敬培。他是高不成低不就,他妈要给他在村里找一个小脚、不识字的老婆他不要;他上过一年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来的美术学院)就因为没钱辍学了。也追过几个女生,但是人家有钱,他是穷光蛋,又没有工作,就都没成,他家是七辈单传,哥一个,娶不上媳妇,连他妹妹也着了急。他身体还挺不好,照他妹妹话说就是“遣精”,我当时认识那个字,知道是遗精,可是不好意思纠正她。

有一天,姓齐的就带了一个男人到办公室来,因为当时办公室里只有我和那个男人,没有日本人在场,所以我想那大概是星期日。这人个子倒不低,有1.74米左右,挺瘦,脸窄得刀条子似的,八字眉,眉中间还有一颗黑痣,一嘴七出八进的黄牙。大概是正长小疮,嘴上贴着黑膏药,穿着一件灰色的线呢布的夹袍。走起路来一副八字脚。穿的是两只家做的布鞋,我一看就觉得挺可笑的。我也不是觉得自己条件特别高,但是这个男人又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觉得我这样长得普通的姑娘找一个这样的男人还挺可笑的。也忘了见面说了几句什么话,反正是当时没拿这事当事儿,也没往心里去。

过几天,姓齐的就跟我说:你赶紧到北海去,那个郭笃民到北海去了。我说我也没同意,不想去。那姓齐的是个油子,就左说右说,“那可不好啊,人家可等着你哪,不去不合适。”我从没搞过对象,也没经验,就去了。那天还是刮着特别大的风,北海公园里几乎没人,在那待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回来后,过几天他就老追着我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我父母也没在这儿,我得问问我哥哥。他就非得见我哥哥。我哥哥见了他后对我说:“他身体太弱,又是画国画的,可自古画画的就多是穷人,他唯一的优点就是男师毕业。”他的意思是不同意,可是做哥哥的不好意思说。我呢,净听了姓齐的了。姓齐的劝我说:“你不是不愿意在日本人手下工作吗?他们家在村里(他家是河北涿州西河村的)有五十多亩地,你结婚后不用上班了。”他又老追着我,老写信。

没过多久,天就暖和了,姓齐的就说:“急转直下,订婚吧,夜长了梦多。”让我喝汤订婚,此话虽是和我说的,可我也没过脑子,后来才想起来是怕我想吹。订婚得找家长啊,我亲叔叔在北京,就把他请来,在西单附近一家饭馆吃了一顿饭,照了一张结婚照,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弄点钱做了两个小金戒指,因为钱少,分量都很小,一人一个,我的大概两钱,他的三钱重。

订婚的时候,他们兄妹怕他妈那样我看了想吹,就把她打发回老家了。订完婚,他妈就回来了,这是个年过60的大脚妇女,他家是汉军旗人,不缠足。穿了一件到膝长的旗人二褂子,粗布的,叼着一个大长烟袋,纂梳到后脑顶上,汉人一般梳到后脑勺,总之是比一般老太太高好几寸。他妹妹虽然是介绍人,可是比我那时候大,(1941年)已26岁了,还没嫁出去。所以特别嫉妒我和她哥哥,我每回一上家找她哥哥,她见了鼻子眼儿就比平时大了,气儿不够出了。他妈虽然穷,但是一天到晚也不干什么活,叼着大烟袋,老是用没牙的瘪嘴向我宣传封建道德:“三从四德,在家从父母,出外从夫,夫死从子。”那“子”字拉得挺长的,因为没牙咬不清这个字。“夫死从子”之后就不具体讲了,而是跨过去讲“忤逆”,“忤逆不孝”就得送官。可那时已不是满清了,不能送忤逆了,因此她一说到这儿就挺惋惜的。

他妈老是跟我吹他家如何有钱:有二顷地,还挂着“双千顷地”的牌子。其实土地经常买卖,那时也没有根据土地数量挂牌的规矩。其实他家早就挺穷的,几乎什么也没有。我们老家在涿州也有亲戚,都是有钱的人家,比如“张村周家”、“林村郝家”,可是从来也没听说过“双千顷郭家”。

他家还不仅在经济上臭吹,郭笃民还向我隐瞒了岁数。郭笃民谈恋爱时向我讲,有一年他上小学的时候,进城上学后,军阀就把涿州城围了,守城的是傅作义,攻城的又是飞机炸,又是大炮轰,死了好多人。他妈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急得就哭。他在城里待了三个多月才出来。我就顺口问,那是民国多少年的事?后来他妈又向我念叨起这件事,我就问她他这时十几岁,她说14岁。我当时不好意思当着众人的面算,就把手背到身后去掰手指头,一算才知道他瞒了两岁。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是比我大3岁,是大5岁。”他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说了这个过程,他没话说了,来了一句:“你倒是好归纳学。”因为这个岁数是我利用几个事实归纳出来的。

订婚的时候是暑假,过了暑假开学后我对同屋姓周的说:“他们家这么困难,人又是这样,我并不乐意这门婚事。”说完就哭了。正巧这天下大雨,我平时不好意思哭,母亲也不在身边,无人可诉苦,这次趁着大雨,别人听不见,使劲哭了个够。我心里不痛快。那姓周的虽是初中毕业生,可城里的孩子上学早,还比我小两岁,她说:“你们订婚太快了。”她是在这种事儿上有主见。后来郭笃民给她介绍了一个姓喻的郭笃民的同学。虽然是大学生,但是姓周的对郭笃民说:“我们是志不同道不合。”一口回绝了。我其实也不像村里不识字妇女那样愚昧,知道可以退婚,但又想亲叔叔都给证过婚了,再退也不光彩,就没退。

可是订婚订了一年,他们家也不急着娶我,这事连姓齐的都觉得奇怪:“他们家订婚那么着急,怎么订了婚了反倒不着急了?”其实不是不急,是没钱娶亲。转过年,因为这觉生学校工资太低,姓周的就调走了。临走,我又借着她走哭了一场。她心里也不好受,说“你别哭了,哭得我头疼。”我也托她给我另找工作。这时我母亲来了,我就跟郭笃民说:“我正在辞职呢,我要跟我妈回家。”他一听就急了,跟家里人一说,全家人都急了。他赶紧回了老家,大概是用地押着弄了点钱。具体有多少地我也不知道,估计有三十多亩。因为郭笃民从不出头,他家的事是由他妹妹管。他家那三十多亩地,因为没劳力,是和别人分种的,即他家出地,人家出劳力,打了粮食一家一半。进北京后就拿些粮食到北京吃,好省些钱。他在订婚前一直没事做,只是偶尔在荣宝斋卖点画儿,弄个零花钱。我也傻,觉得问他家经济情况就是不好,丢人,看不起自己,所以从没有问过。直到订婚后,他才找到工作。是在北海南门的团城,那里有个“国学书院”,是国家赞助,私人主办的,也组织人写文章、考试,但因为事不多,他只上半天班,一个月60块伪币,挺少的。

算岁数是结婚以前发生的事。你问我因此对郭笃民有什么看法?按老理儿,如果他是大5岁,就是属虎的,我属羊,老规矩讲“羊虎如刀锉”,是“大六犯”,不能结亲。可我并不迷信,所以觉得既订了亲,再退也不合适,也就算了。订婚的时候,证书上他写的岁数是26岁,结婚的时候证书上写的就是29岁了,就这样,他一年长了三岁!

关于他年轻时的长相,有一个很有力的例证,就是他师范时的同学叫他“炭棍”,取其又黑又瘦之意。这是婚后说闲话时他告诉我的,我这时想,既结了婚,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这以后还会有什么变动呢?

(未完)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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