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2)

作者:郭军(执笔) 王碧波(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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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1月11日讯】

 

接上文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1)

婚后我就又找了一个工作。地点是东四附近,是日本人办的“东亚书院”,管图书馆,月薪60元伪币。有个叫“联合什么东西”的银行,净换钱,具体名字我都忘了。他也挣60元,我俩挣得一边多了。可是我是一个人吃饭,他们家呢,他妹妹虽然有工作,但我们结婚后没拿回过一分钱去,和他妈一起吃我们这120元。不单那个,那时有工作的都配给一袋平价面,他妹妹配的一袋面也存在学校,不拉回来。

我们是1942年4月4日结的婚。那时老太太虽然60多了,可身体挺好,我中午不回来吃饭,晚上下班回来还要做全家的饭。他妹妹还对他妈说:“你别刷碗,你要摔了呢?”这就是让我一个人刷碗。而她自己呀,这个又黑又胖的27岁的老姑娘吃完饭之后,就把手背到身后揣起袖子,挺起肚子,嘴里叨唠着:“饱遛,饱遛,吃饱了就遛。”上街坊家串门去了,直聊到快睡觉时分才回到她教书的学校去睡觉。

就这样,她饱遛了几个月,这时正是麦收,她妈回村里收麦子去了,不久她也放了暑假,回村里去度假了。没待几天,她又回来了,我还纳闷,她这回怎么变和气了呢?原来那个学校换了新主任,原来那个冲她哥哥的面子给她当小学教师这个关系不行了,新主任不认老脸,开除了她。她从村里接到了通知,就回到学校拉回了面,也不回村了,就吃我们俩人。

过来人都知道,日本时期,一个人养一个人没有富余,再说郭笃民婚前说戒了酒,可婚后又喝上了酒,经常喝,还学抽烟,本来不会。我问他“你婚前不是戒酒了吗?”他说:“那时天热不喝了,谁戒酒了?”你想这点钱养活4口人,他又抽烟又喝酒,怎么能够?他妹妹跟我们这儿住着,黑不提白不提,就是白吃,只是和气多了。这样,日子一天天地特别难过。

不久,大秋到了,老太太又回老家了,大概是去分粮食了,具体我也不清楚,因为他们从来都跟我保密。婚前,他们家分了粮食,都是磨好了拿进城,为的是省钱。可是结婚后,他们一斤粮食也没拿回过,一定是全卖了花钱了。大秋时,老太太回家,他妹妹没走,我们在报子街的房子房东卖了,我们就搬到了小酱坊胡同,在西单商场北边一点儿。她一直跟我们一起住,回家去了什么也没拿回来,当然她也想找工作,可是事不好找,就一直闲着。

那年冬天我们搬的家。搬家前有一位姓苏的涿县同乡老到我们家来,来干什么也不知道,搬家后他又来了,原来,结婚时郭家没钱,通过他赊钱买的被里被面之类的东西,他是来要钱的,可当着我的面不好说,一直单独跟他们说,所以我就蒙在鼓里。这时快过年了,他要回老家,我就说,你给老太太带个信儿,说我们搬到这边来了,省得她再来找不到我们。我要写个条让他带着,他说日本人净搜身,要是搜着该打我了,你别写。我就没写。

过了几天,老太太让郭敬培接来了,一进门就骂我们,说我诚心搬家让她找不到了,老找事骂我。她们娘俩没事儿,早早做完饭吃完了,剩下的晚饭还藏在床底下。我下班回来,老是什么东西也没有,还得现做。做白面省时省事儿,可我不敢做,都是做粗粮。有一次,我回来后火挺不好的了,我就用铛烙小米面饼,这糙粮费火,越烙越不熟,待会儿一看火快灭了,我也没心做了。就吃了几口半生不熟的饼不做了。这时郭笃民下班了,问我火怎么了,我说要灭,天又晚了,甭生了。本来老太太一直躺在床上装睡觉的,这时听这话坐起来了:“好啊,你这是要冻死我啊?”然后就骂起我来了。她说:“你们易县娄山王家是有名的家,都说我娶了王家的姑娘该享福了,应该是舒心了,可你是这么不孝顺啊!”我也不敢还言,怕街坊笑话。

我们住两间半房,两口子住里面的一间,婆婆、郭敬培住外面的一间半,她俩睡一个床。婆婆白天睡足了,晚上睡不着,又爱抽烟,咳嗽,还老挑我的眼,嫌我不下地给她捶腰。你想,我上班上了一天,本来就挺累的了,何况那时穷买不起鞋,我书包里还老带着郭笃民一只鞋底子,中午休息时纳鞋,夜里哪还有精力捶腰去。她就骂,里外屋之间也没有门,她大声骂,里面听得清清楚楚,我也睡不好。

过了一冬天,她们娘俩又回家了,去卖家里的闲房。这时郭笃民的二姐三姐从老家来了。二姐是寡妇,她家不让嫁人,老爷子活着时给接来养着,可老爷子一死,婆婆又说她不好,给骂走了,不许再登娘家门儿。她俩一块来的,告诉我们婆婆、小姑是回家卖房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啊,郭笃民听了就说:“她卖房,没我签字,就卖不成。”这话就让他二姐带回去向村里人说了,“买她的房,我兄弟没说,也不算数。”结果房子村里人没人敢买了。这样,郭敬培就风风火火地赶回来了,把她哥哥提着回家去签字了。他是一点主心骨也没有,就去了。过了几天回来了,他一分钱也没带回来,还带了一身虱子。

到了第二年春天,她们就把村里的13间房卖了,因为那村里没有有钱人,她们就把房砣卖给了外村,房基卖给了本村人。可是郭敬培依然没有带回一分钱给我们。她可是对我说:“赶明儿我给你买个大褂。”可以后根本就没买。我因为容忍她们惯了,虽然心里不乐意,嘴上也没说什么。

过了几天,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就见郭笃民一个人在家呢,我就问“她呢?”“走了,”他说,“我们俩人吵架了。我问她,你这么吃我们,我们也不娄吃,你们卖房的钱,为什么一点也不拿出来?”那个自然不让说,啐他一脸吐沫,他就推了她一把,两人就打了起来。街坊给劝开了,郭敬培就拿东西走。去抄我们床上的一个独身毯,这是老爷子给他儿子买的,他就说:“这可是我爹给我留下的吧?”她听了就没拿,可是抄走了笃民学生送给他的毛巾被。还拽走两只箱子中的一只,这是从老家拿来的。还有两个郭笃民借的椅子,她也抄走一个。

婚后三天是拜朋友,第四天我就上班去了,没婚假怕扣钱呀。过了几天我下班回来,看见老太太眼哭得挺红的,我就问郭敬培怎么了,她说:“不知道,反正不是我气的。”我就进屋去问郭笃民,他也不说。过了几天就是麦秋,老太太回家了,后来他才告诉我:老太太觉得娶了儿媳妇,就该她享福了,她就想让我辞了工作,跟她回家去。平时伺候她,洗衣做饭,有空就到附近的火车站去扫火车、汽车上掉下的煤。老太太说,这扫的煤够烧的,富余的还能卖钱花。过几天,他二姐三姐来了,我就对她们说,老太太对我不满意,嫌我没辞了工作,跟她回老家,伺候她、扫煤去。他二姐说:“真是!放着北京的工作不做,让回老家扫煤去,那扫煤是容易的吗?那警察就追,追上也不能用手打扫煤的妇女,就踢屁股。”再说扫煤哪像上班那样有固定的收入啊,村里人也不烧煤,顶多是卖给烙烧饼的,换几个小钱。可我在城里一月挣60块,还能买一袋平价面。你问我她这么干是什么意思,就是想使儿媳妇啊。你想,她一个人在家,烧火做饭都是她一个人,我回去了她不就享清福了吗?

郭笃民当时觉得她们俩这样对我实在不合适,可他又是个窝囊废,但还是有些内疚,就老对我说:“甭理她们,将来我一定对得起你。”这话不是偶然说的,反正是那几年,家里我老受气,又穷,没钱花,他一遇上难事儿,总跟我说这句话。我想:多少钱也难买一个人的人心,既然丈夫对我这样,我就得了,为了将来的日子,现在有什么苦、什么气,我也能忍受着。可是他后来又是怎么对得起我的呢?

那次兄妹打完架,她就搬走了,过几天把老太太接来,她们娘俩一起过。虽然没工资,但是有那卖房的钱。即使如此,老太太也不能饶了我们,因为住得不远,都在西城,所以过几天老太太就上门来找茬打架,骂我们。虽然我们不给老太太钱,可是她两边住,她有卖房的钱,再说外屋的铺也没拆,她两边住着。她也知道我们钱挺少的,拿不出钱去。

一晃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前我就得了肺病,因为饥寒劳碌,姑婆给我气受,又穷,没有营养。这次其实是犯病。18岁我考上省立高级技术学校时得过一次,那次是低烧,这次开始是喘,所以起初没想是犯了肺病,一检查才知道。这次病得较厉害,夜里喘不过气来,睡不着觉,这样我就请了假,在家养病。

没过几天,学校里的同事就来找我,说日本人投降了,来了接收人员,学校里的所有人员都要重新登记,你要不去报到就会被除名。我把这事跟他说了,他说,中国人来了,我一个人还养不活你?你就甭去了。这样我就没去,自然失去了这份工作。但不久,他所在的机关也解散了,两个人都失了业。这时郭敬培时来运转,在救济院找到一份教流浪儿识字的工作,她得意地对街坊说:“他们俩都没工作了,我倒找到一份工作。”

以后,郭笃民一直找不到工作,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卖了一个结婚时的金戒指,又靠了我在银行工作的二弟弟帮忙,再加上他有时候卖一两张画,这样对付着。

后来他托一个姓商的男师的同学找工作,他就在警官学校找了一份文书工作。他去了之后回来说:“我真不如不去。”原来,这是个培养训练特务的地方,进门穿军装,还给了他一个中尉司书的衔儿。他过去一直穿大褂,现在穿军装、行举手礼实在不习惯。过了几天,他回来又说:“我可更不能在那儿干了,听说晚上他们竟出去拿枪暗杀人去,他们肯定是跟共产党对着干的。”可是因为生活无着,一时也不能辞掉,他还托人找工作。他有个同学在沈阳东北电力局工作,就让他去了东北电力局,还当文书。他去警官学校是1946年4月,去东北是1947年4月。

到东北不久,就赶上解放军打四平、困长春,局势紧张,国民党地盘不断缩小,人就越来越多,于是电力局就打发他回家了。这时沈阳北京间的火车也不通了,人家给他买了张飞机票,给了他一袋面,这就算了。他在东北待了不到一年,1947年年底就回来了。

回来还是没工作,虽然原来的住房也没退,我们又怕老太太骂,就住在我大哥家。这样又在天津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在铁路车站上收煤,我带着一岁多的大女儿跟着他去了。住在一间挺小的房子里,借了一块多铺板,凑活过着。可是没过几个月,他妹妹又把老太太送去了,我们这时特别困难,可是郭敬培把北京的房借出去了,老太太没地方住,就给她送到我们这里来了。这就更困难了。更要命的是没地方住。本来夫妻俩带一个孩子还可以凑合在那一块半铺板上睡,现在只好横着睡,仨大人都把脚耷拉在床下边。老太太自然难受,她就白天睡够了,晚上坐着骂我们俩人,自然是我们怕街坊笑话,不敢还言。

过了些日子,男师一个姓喻的同学来看我们,瞧我们这么困难,就又给他在通州女子师范找了一个教美术的工作。这时已经是1948年9月底了。这时正困难,而且工作又对他的专业,所以他特别高兴,马上就来了。到了通县,正是快到10月10日民国国庆节的时候,人家又打发他先回来过节。过了节,他就来上班了,我们还在北京住。不久,通县就解放了。随之北京也解放了。

1949年初学校又开学了,他对我说:“学校吃大伙,饭食不好,你们搬通县去吧,我吃不好饭。”我当时是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就拿了点儿碗筷,马上跟他来了。当时没打算在通县长期住。来了后,房子特别好找,又便宜,过了几年,北京的房东把房子卖了,我们也回不去了,这样就在通州住了下来,一住就是30多年。

“解放”后的头两年,华北大学大批地招生,不分男女老少,去了就要,训练一段时间,就可以分配工作。他一看这情况,就对我说:“你带着孩子回老家吧,我找一个地方进修去。”其实,他们校长说:他教书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的,用不着进修。但他执意要去。可是后来他找不到可以进修的国画学校,华北大学这类学校没有工资,只管饭,再说都是政治方面的专业,毕业后不定分配到哪个省。他不去干那种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呀,就没去成。他这次让我不高兴了,他一说让我带一个女孩回老家,我就不高兴,心想:虽然我生在农村,可挺早就进城了,虽然也是干活吃饭,可不会干农活,一个妇女怎么能回到没亲没故的乡下去挑家过日子?

他工作特别积极,工作干满8小时不说,晚上还和学生一起上晚自习,下了晚自习才回家呢。这时我又连着生了二女儿、三女儿,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不管,即使没工作,下了课在学校打克郎球也不回家。直到估计饭快得了,才进家吃饭,而且是一边吃一边看表,因为他要去上晚自习。吃完就走,我肺有毛病,一到冬天就爱感冒,又带了三个孩子,有时就说他:“我发烧了,今晚你别去了。”他说:“我拿国家钱,在家伺候你?”说完,噔噔噔就走了。从来也没为我生病请一次假。

图为王碧波和四个儿女,照片大约摄于1965年夏天。后排左一是大姐郭朝,初中毕业后因为是右派子女,分配到北京潮白河林场顺义分场种树;后排二姐郭红,前排三姐郭霞,都特别要求进步,还带戴着红领巾。但是也不能入团,二人在文革中都被红五类逼成神经病!左一为郭军。(作者本人提供)

后来,我们从如意胡同搬到挨着女师的贡院胡同。那时一到五一、国庆节,他就忙了,一夜夜地带着学生美化校园,出板报,可从来不跟我说一声,即使是派学生回来捎个信儿。其实家与学校就是咫尺之遥。往往是我上半夜给他等门不敢睡,因为我们住的是后院,我睡着了听不见他叫门。到了夜里2点,知道他不回来了,可又气得睡不着了。为什么他不捎信儿呢?因为他这时已经把我当成他进步的累赘。他跟我说:“你瞧人家藏少石(学校里的一个女教师)一买公债就是100块,我才买10块、8块。”

除了不关心家里人,就是喝酒,嗜酒如命。学校校长对我说:“他喝醉了,就说醉话,得罪人,你最好别让他在上班的日子喝酒。”可是我哪儿管得了哇?往往是,我一听学校下课的钟响(那时没电铃),就把面条下在锅里,想着他进门就吃。因为要为他节省在家里的每一分钟时间,他放下筷子就要在家里练画。可是左等右等也不来,待半天从街上回来了。喝得眼红红的,醉醺醺的,回来吃饭来了。原来他下了课先奔酒馆喝了一通了。我哪管得了。

有时学校聚餐,他喝醉了,跟那个姓方的女校长(党员弄得她都不敢出来见他。一会儿他又回家来,过会儿一群老师来家找他,因为学校里找不到他了。他跑回家,常常是又吐又哭。你问我他有什么可哭的,他“解放”后不是老说“共产党把鬼(指他)变成人”了,老是高兴吗?他哭的是“小米粥”。

什么是“小米粥”呢?那时他是中学四级,月薪81元。“解放”前他一直想拜大画家王雪涛为师,可因为饭都吃不上,没钱拜。再说王也不爱收。刚“解放”时,王经济紧张,收了不少学生,一个学生一月收十块学费。他这回有钱拜师了,就去学。那时月票也十块,这就20块,房钱9块,喝酒抽烟买颜色、纸笔至少10块,这就去了40块。那时也不好细算账,因为开了支,钱就放在箱子里,他啥时花啥时拿,我既没想限制他,也限制不了他。虽然校长都说他不需要进修了,可他非要继续学,我还支持他呢。有时他不买月票,一个星期上北京拿两三块,花车钱,再吃点儿饭。他怎么不哭哪,“小米粥,呜呜呜”,可能是在外面喝小米粥了。可是他即使喝水当饭,也得喝酒啊,那他就不哭了。可他一个人要花30多,不算在家吃饭。车票、房钱、烟酒、颜色去了40元,还剩40元。还有我们住3间大北房,他冬天画画,颜色怕冻,得烧大火,煤特别费。

结果,每年都是布票快要作废了,我还没钱买呢。那会儿布才四毛钱一尺。当然,为了他当教师的体面,他也从未穿过带补丁的裤子。别人如街坊、同事、同事家属看了我家就常说:“有的人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不算会过,非得像你们家似的,吃得不是特次,穿得挺好,才算是会过呢。”

我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步呢?就是宁做衣服鞋,不买,包括他穿的。有一次他穿了我做的一双方口布鞋去王雪涛家上课,王直说做得好,结果我又给他上大学的儿子做了一双。就那么支持他学习。后来郭笃民的旧呢子大衣我给他改了一个夹克,他穿上王雪涛看了,非要买新呢子让我给他儿子也做一件,我又不是真会,那么贵的料子怎敢应承,就推辞了。

“解放”后老搞运动,最深刻的就是1955年,所有的老师都在暑假集中到县一中去挨整,不许回来。开学前,别人都回来了,他还没回来,我就上女师一位姓宋的老师家里去问,他也不愿把话说明了,就说可能是没回来,也不说为什么。我又打听到外校一位老师也没回来。不让回来,也不让我们去,不让见面,倒是没扣工资,每次发工资给他,他扣下生活费后,托人把其余的钱捎回来。就这样,整整关了他一年,直到1956年暑假才让他回来了。这样,虽然我们是1942年结婚,到19894月已是整整47年了,可是他1958年反右就被送去劳教了,在1942——1958一起生活的16年中,又要除去肃反整他的那一年。1980年以后他刚恢复工作,又离家出走,所以我们这对本来应该庆祝金婚(50周年结婚纪念日)的夫妻实际只在一起生活了15年!

(未完)

(执笔作者郭军退休前为《中国青年报》主任编辑)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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