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发言3分钟被打成右派20年

王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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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2月29日讯】1998年3月,在担任中共国务院总理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当一位美国记者问起那段“右派”经历时,一直侃侃而谈、与记者互动频繁的朱镕基,一下子变得表情非常严肃,然后,他语调深沉地说:“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朱镕基随高岗进北京

朱镕基,湖南长沙人,祖籍安徽,据说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后代。出生前,父亲就去世了,长到12岁,母亲又去世了。因此,朱镕基自小父母双亡,也没有兄弟姐妹,由他的三伯父朱宽浚、五伯父朱学方抚养成人。1947年从长沙一中毕业后,朱镕基以湖南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在清华大学,他照样成绩优异,当过学生自治会主席,结识了他的妻子劳安,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工作。在这里,朱镕基工作表现非常出色,负责东北工业生产的东北局委员兼东北局副秘书长马洪十分欣赏他。在马洪的举荐下,朱镕基1952年升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副科级。

1952年11月国家计委组建时,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进北京,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任,东北局100多人随高岗一起进北京。马洪被任命为国家计委副秘书长,朱镕基则成为国家计委下属的燃动局综合组组长。1954年,朱镕基调任国家计委工业综合局综合组组长。之后,担任过时任计委副主任张玺的秘书。张玺曾担任过河南省委书记。再后来,朱镕基担任过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朱镕基讲了3分钟的真话

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给中共提意见,一再要求大家讲真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些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禁不住中共一劝二劝三劝,以为中共真想听真话,真想整顿党的作风,纷纷以“诤友”身份,对中共提了各种意见,有些甚至是比较尖锐的意见。在党外人士、高级知识分子都站出来之后不久,中共也号召党内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于是,党内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曾经的中共地下党员等,也纷纷站了出来。

期间,国家计委党组也召开座谈会,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亲自到会动员,请大家畅所欲言。之后,国家计委各局相继召开各种座谈会。朱镕基最初没有发言。为了避免冷场,有关领导再三让朱镕基发言,说,你是国家计委党组成员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谁提啊?一定要他提。于是,当时29岁的朱镕基站起来讲了3分钟。他认为,国家计委和地方省市计委的一些领导,在编制计划、预算时,往往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光听下级的汇报,光看下级给出的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多。这种主观主义现象正在滋长蔓延,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有害无利。当时,朱镕基的发言得到领导的充分肯定,被认为是帮党整风的模范带头行为。直到1957年10月前,大家都认为他提的意见不错。

但是,不久,风云突变,整风变成反右。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一场大规模清洗党内党外知识分子、让全体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在中共面前长跪不起、不许“乱说乱动”的“反右派运动”爆发,至少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在中共最高层要求加强清查右派分子的压力下,国家计委对帮党整风中的发言作了排查,查来查去,发现朱镕基的发言可视为“右派”言论。加上朱镕基性格耿直,平时说话有棱有角,有时甚至锋芒毕露,得罪不少领导,到了1958年1月,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分子”。朱镕基的一位同事后来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不应该有他,但那时划右派有指标,一时找不到那麽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说话直,不低头。”朱镕基的一位清华同学说:“我们从不认为领导人讲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所谓的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这也是朱镕基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之一。

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不仅领导的秘书当不成了,还受到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的行政处分和开除党籍的党内最高处分。从此,一顶“右派分子”的大帽子,一戴就是20年。

 朱镕基20年的右派生涯

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不久被调到国家计委所属的一所中专学校当老师,教一些老干部学习数理化,还当过英语老师。由于他一人身兼多门功课,被其他老师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

60年代初,朱镕基结束教师工作,重新回到国家计委机关。在那个年代,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就不是党信任的人,所以,朱镕基回机关后,并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领了一个工程师的头衔。1962年,因其“思想改造好”,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调至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作。虽然朱镕基被摘了帽,仍是所谓“摘帽右派”,在政治上属于“内控对象”,根本不可能得到重用。

到了“文革”中期,1970年,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这段时间,朱镕基的主要任务就是劳动。他种过小麦、棉花、水稻,放过牛、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这5年是他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重要阶段。朱镕基谈到这段往事时感慨很多。他说,在这段时间里,接触了许许多多最基层的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了解。

1975年,随着文革初期被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工作,中国社会表现出微弱而缓慢的复苏气息。朱镕基回到北京后,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的下属单位———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工作。

石油部管道局设在河北廊坊,朱镕基先后任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按中共的行政级别属于处级单位,办公室副主任,应当是副科级。此时距朱镕基参加工作已经24年。24年前,朱镕基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被任命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是副科级;24年过去了,47岁的朱镕基仍是副科级。

据一位了解朱镕基这段经历的人介绍,当时,中共党内的各种不正之风擡头,但是,朱镕基对这些歪风邪气有过抵制。一次,他让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买东西,花了1元钱,却开出3元钱的发票来报账。朱镕基很生气,坚持不批准报销。“不行就是不行”,这是朱镕基经常说的一句话。朱镕基的刚直性格与为人,使他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一些人既恨他,又怕他。

据说,朱镕基离开廊坊调到北京时,几百人的单位,只有一位老人送他,场面极其凄凉。这位老人把他的几件简单行李装上车,送他到火车站。老人拉着朱镕基的手说:“就你一个好人啊!”说着,说着,两人都哭了。这个老人叫周来福,也是管道局职工,和朱镕基都住在单身宿舍。由于朱镕基家在北京,每个周末都要回家,周来福星期六骑自行车送他到廊坊火车站,星期一骑自行车到车站接他回来。

通讯工程公司是一个工程单位,工作特点之一就是经常在野外施工。朱镕基曾在调度室工作,是队上负责技术的人。当时,朱镕基经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过河,石油工地在哪里,就到哪里架电线,安装变电装置。他不仅能设计图纸,还和大家一起从事一些体力活。施工很艰苦,宿舍就是帐篷,他在野外工作的时间比在机关工作的时间长。

 “右派”档案烧毁时 朱镕基没说一句话

廊坊3年,是朱镕基挨整20年的最后阶段。不久,朱镕基被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调回北京,担任研究所下面一个研究室的主任。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这年9月,朱镕基20年的右派问题终于划上句号。

在正式平反那天,中国社科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把他的档案袋里定他“右派分子”的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抽出来,付之一炬。朱镕基看着那一张张记载他“反党罪行”的字纸,在火中化为灰烬,没说一句话。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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