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1月20日讯】
到了1968年，县安置办撤销了，把我们的关系转到了镇里。镇里更厉害，把我们这几百户人的户主叫到镇里开大会，动员回农村。不但开会动员，开完会还让各个街道组织一帮子积极分子到家里动员。这时候，我已经叫二女儿从学校插队走了。
他们动员时，三女儿就向他们提出，她一个人去插队，“不带我妈和我弟弟”。我们胡同里住着一个姓张的镇里的干部，她说“什么？一个人先走？划清界限？都一起走！”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三女儿走了，只剩下一个50多岁，又得过三次肺结核的妇女，带着一个年仅11岁的孩子，就不好再往村里轰。哪个村也不会要这样的累赘。
不久，我三女儿通过河南焦作的舅舅，悄悄一个人到那里插队去了。后来，街道组长们又来家里动员，问她哪去了，我说插队去了。他们很气愤：“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当然再生气也没用了。
三女儿一走，就剩下我们娘俩了。这时又来了一个指示，叫做“人人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说是推广哪个县家庭妇女自愿下乡务农的经验，动员所有没有正式工作的人都走。我们这些人更不例外。这样，大部分被轰走又回来的人就在这种堂皇的口号下被送回了农村。
虽然这次比上次轰走好听一些，可命运并没有什么例外，许多和我们一起患过难的人回村后都由于生活的折磨，疾病的煎熬不久就死了。这样连农村的“闲饭”也不必吃了。我听了这个指示心想，我虽然在城里，但是1958年以后就没吃过闲饭。在城里还有我的活干，要是回了农村，让我这样的肺结核病人抡镐推车挑担，不是丧了命，就是真吃了闲饭，所以认准了死也不走。理由就是孩子太小，不能劳动，我本人有严重的肺病。他们就让我去医院开介绍信。
那时候，全民皆兵，医生护士的革命警惕性极高，一发现你是黑五类，就绝不会有客气的。我要是到医院说开个有病不能回乡劳动的证明，保准是不给开，还会挨顿批。我到了医院，让医生给开个证明，她说：你是没工作，开证明有什么用？我说：“你不给我开介绍信证明我有病，我的孩子就不给拿看病钱，”她一听笑了，检查完就给我开了一个“双肺结核”的证明。
这证明确实不是假的，我这辈子不但在1935、1945、1959年得过三次肺病，而且还纺过石棉，肺部严重污染，不过还算命大，因为通县地区由于患了石棉肺的人陆陆续续死了一大批。最年轻的才20多岁。比如我们那家姓马的房东的孩子，因为她爹当右派劳动改造去了，10多岁就纺石棉，得病也最厉害。
医生给开了信后，我给派出所送去了，这回还不错，没说再让我走，还告诉我注意点儿，别传染孩子。这样，这最后一关也算过去了。到了1972年8月，终于给我们上了户口。当时街道的人来到我家，给我们一个介绍信，让我们去上户口。还告诉我们：“你们可别说‘你们到底是给我们上了户口’。”我心想：不用我说，你们自己不是就说了吗？
我们终于熬过了这艰难的6年。1966年底通县轰走又回来的有几百家，以后6年中，先打，后动员，再卡脖子，到了上户口时，只剩下了十几家。这6年当中，我们家没吃过国家供应的一两油，一直都没有煤证，先是凭街道开恩可以一次开买几十斤煤的介绍信，还要给她织毛衣。后来就全烧儿子捡的煤。粮票也不够。
1966年8月1日儿子生日，刚把粮食由25斤涨到27斤，可到了这个月月底挨轰时，我连续挨了几夜红卫兵的棍子、绳子，脑子乱了，销户口时给写成了25斤，以后再也不给更改，而且上户口前没给涨过粮食。
虽然上了户口，可是我的工作却失去了。我原来缝手套的那个车间后来发展为镇厂子，和我一起的人也都转成了正式工人。我回来后就去申请上班，可车间不让，说我没户口。等我有了户口，车间又成了镇厂子，再找谁谁也不管了。那时全家只有我的大女儿在顺义潮白河林场当一级工，月薪31元。文革前每天下地补助的两毛钱鞋袜费也让工人们在运动中献给国家了。再除去车费、饭费，她勒死自己也剩不下20块钱给我们娘俩。最初是5口人都吃这31块钱。
所以一有了户口，我就赶紧去街道要活干，可她们不说不给，只说“你回家等着，我们有了活就通知你”。但是一直到了1979年底，她们都没有通知我。到了1979年，街道成立废品收购站，她们实在找不到记账的，才给了我一份活干。
从1967年开始，街道上把所有的黑五类都集中起来，每天两次“早请示”“晚汇报”，风雨不许有阻。因为是黑五类，哪个院子都不让去，街道上只好让我们站在胡同里。赶上冬天刮大风，一站一两个小时，真能把人冻个半死。向谁请示汇报呢？向毛主席。我们每个人都要找一个纸板，上面贴上毛主席像，每天抱着去。到了地方，把他老人家挂在墙上，开始请示、汇报。胡同里的红小兵（孩子们）经常把我们挂像的钉子拔走，或是砸进墙里。我们只好再钉，结果又招来屋里住人家的责骂：怎么老往我们家墙上钉钉子？
一直到了文革后期，才不去请示、汇报了。1973年，大女儿生了孩子，要是找保姆看着，我们娘俩就没了饭吃，所以我就去顺义林场给她看孩子。当时二女儿已抽到城里西郊的一个餐厅当服务员了。家里只剩下上初中的儿子。
二女儿由于家庭的关系到了农村插队后一直受歧视，因为她表现好，村里的团支部都同意让她入团了，可一起去的一个学生是组织委员，他拿着表不给她填。她就使劲哭，哭得背过气去，这样就中了病根儿。到了工作单位，组长也因为出身欺负她，她就得了神经官能症。病重时就回家来歇病假。这种病本来就是一个神经、思想方面的病，如果有人开导可能就会好一些，可是她回到通县也见不到妈，因为我去顺义看孩子了。
有一次她回来心情特别不好，跟弟弟说了半夜心里的苦闷。她弟弟才十几岁，也不好劝她什么，到了后半夜，又特别困了，就对她说你先让我睡会儿。她说你睡吧，她弟弟刚睡着，她就找根绳子上了吊。前面说过我家的房子特别小，睡在桌子上还不算，连缝纫机也放在床上，机器上还有炕桌等东西。她吊上去一难受，双脚就踢到了罩着缝纫机机头的纸盒子。她弟弟被惊醒，急中生“力”，猛地窜起身来，借着她踹的劲儿，一手托脚，一手推身子，就把她放了下来。这样她就没死成。
过了一会儿，街坊听到动静也过来了。有人还去附近的工厂宿舍里，找来了她姐夫。儿子就叫他姐夫看着姐姐，一人骑车去顺义给我报信儿。那天正刮6级大风，好几次都把他吹到了道边的沟里。好不容易才来到80多里地外的林场。我一听自然时十分着急，赶天黑前末班车回了通县。留下他给姐姐看孩子。以后二女儿时好时坏，病重时哪里犯就躺在哪里抽疯，连路也走不了。为了给她看病，我们想尽了办法，着尽了急，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去根儿。
三女儿去河南插队后，虽然当地人对我家的情况不太清楚，可那地方的人欺生，她受了气又找不到亲人诉苦，这样天长日久，就得了神经分裂症。最厉害时满处乱跑。看病也没人报销。这时候我家简直和郭笃民刚走时差不多，没有钱，我还得给大女儿看孩子占着身子。家里还有两个疯疯癫癫的女儿。因为家里这种情况，实在没钱，所以儿子初中毕业就插队去了。虽然这会儿学校还动员他上高中，他的学习一直不错。
劳教队的小计策
郭笃民在文革初期还在济南砸石头，到了1969年年底，他忽然给我来了一封信，说领导让他们回老家了。原来，为了配合“人人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运动，劳教队的领导觉得再让这些50多岁的右派砸石头可榨的钱也不会太多了，就想送他们回农村。可是不明说，因为右派们都知道这里虽然是半个监狱，但是比外面还强，并不愿意离开。1960年也有一回要往农村送人，有个人听说就跑进山躲了起来，等找到他时，已经快饿死了。虽然他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这个壮劳力从此一“饿”不振，再也干不了重活了。
有了这次的教训，劳教队的领导就想了一个计策，让大伙都吃聚餐，捆行李。大伙问上哪，他们说：“你们不用问了，反正是去好地方。”等他们吃完饭，还敲着锣打着鼓，送他们上了火车。等到了火车上，才告诉他们是送他们回农村老家的。这时大伙已经没了退路。
郭笃民自然是回了涿县。到了涿县，县里就叫大队去接他。接回去之后，仍然不给他房子，村里继续占着我家的房子，让他借房住，或者和别人伙着住，结果老丢东西。虽然分点儿粮食，可没有烧的，他就觉得这日子太苦了，一个人过，受不了。1970年春，村里派人去挖河，他贪图有人做饭可以吃现成的，就报了名。挖完河，他脚上长了一个疮，就悄悄跑到通县家里来。
他动员我回涿县老家，说他一个人过日子，“做得了饭，出不了工；出得了工，做不了饭”。想让我们去给他做饭、看家。这回我可这生气了，我说：“这回你知道自己没办法过了。你可是没想过1958年你走后，我一个人拉扯着从7个月到10岁的4个孩子，‘挣得了钱，做不了饭；做得了饭又挣不了钱’吗？可是你还是不问我们一句死活，只是一个劲儿要这要那，自己要了不算，还给别人要。有雨衣嫌沉，还想穿粗布上桐油的大褂。再说，我们娘几个挨打挨轰硬是不走，不就是为了孩子们将来有点儿前途，将来不当文盲吗？现在你一句话让回去，你合适了，12岁的儿子还能再上学吗？长大了还不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
结果，谁也说不服谁？我们俩虽然5年不见面了，见面也是吵了好一顿。从这儿，他就恨上了我。
其实，我并不是不关心他。1969年他刚回到涿县，我怕街道上知道他回了老家，就势连我们也一起轰走，“这回你们不用说有病，孩子小，没劳力了吧？”所以为了保密，就没敢回村里去看他。可是我叫插队的二女儿和她弟弟带着她们村里分的好大米（我知道西河村不产米）和买的带鱼去老家看他。以后，大女儿结了婚，我也叫他们夫妻俩人回老家去看他。
当时他挺高兴，还给大女儿画了一个小册页。这个时候，他以家里人为荣。比如儿子功课不错，有一次数学得了110分，另外那10分时做选做题的分。他知道了跟村里人说：“我们那小子数学得了110分，不知道怎么100分以外还加10分，现在也不明白学校里怎么记分。”
第二次假离婚
大概是1970年，我家争取城市户口的持久战到了最艰难的时候，轰得特别紧，我这时想：现在他们以“在押反革命家属”的名义（其实他从未被押过，更不是反革命）轰我们，假如我这会儿要和他来一个假离婚，他们不就没理由轰我们了吗？等以后上了户口，形势和缓下来，再复婚也不晚。这次我确实也没想真离婚，因为他走时，我才37岁，那么难我也没嫁人，现在孩子都大了，我也50多岁了，更不会再嫁人。
打定主意后，我就去西河村找他，在大队党支书家和支书一说，支书也没反对。还说：你文革前要是离了婚，不就没这回挨轰了吗？书记就领我去找郭笃民。谁想到他事先已听说了我这次要来办离婚手续，就藏起来了。等好不容易找到他，他只说了一句：“你不是要离婚吗？上法院！”扭头就走了。这种情况下，我想再和他解释也没用，我就回来了。
1976年文革结束了，他几次来信叫家里为他的事去上访，大女儿就去了。一次去上访，听见里面又哭又喊，有人说里面打上访的呢。等到她谈时，接待的人说：你爸爸的事，你最好别管，管了也没好处。她就不敢再去了。
1978年，中央宣布了给右派摘帽子，他就从农村来了，来了找什么地方都不管，因为中央的政策还没有马上被下边贯彻。这样看起来一时半会儿还没希望去解决，我们就让他先回村里等着。
（未完）
（执笔作者郭军退休前为《中国青年报》主任编辑）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