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12月25日讯】“对不起！我先生是个失聪的人。” 这是冼保康妻子对电话那头的美国第十三届国际提琴制作比赛评委们说的话。听电话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换了几个人来接听，问了几遍，“什么？请您再说一遍！”
关于丈夫失聪的那句英语，冼保康妻子应该是说清楚了，对方之所以一遍接一遍地追问，大概不是因为她没说清楚，而是美国那边不相信一个失聪的人怎么会制作出提琴，而且还获得了他们当年的大奖！
冼保康确实是个失聪的人。他一岁时，因发烧打链霉素导致双耳永久中毒神经性耳聋。对此，中共卫计委近年又公布过：中国有60％的失聪儿童是滥用链霉素所导致的。一岁的保康不幸成为了中国“链霉素受害群体”的一员。家里发现孩子失聪了，如五雷轰顶。经北京专家诊断：他高音区基本听不见，只保留了少部分的中低音区。
后来，是保康母亲让儿子摸着自己脖颈的发声部位，看着口型，教他叫出“妈妈”来的。9岁时保康有了助听器，是父亲从日本友人那里买来的。他开始慢慢地学习说话。
冼保康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外语老师。他家住在母亲任教的教职员工宿舍大院里。
大院的人都知道，保康妈上过两回大学，音乐和外文两门专业，她的音乐造诣远比她教授的外语高多了。她拉小提琴多年，是马思聪的收门弟子。马思聪是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这样一位音乐大师自然会桃李满天下，但能做马思聪收门弟子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可见保康妈的音乐造诣着实不浅。
1966年文革，教育部首先掀起狂涛，学院是“臭老九”扎堆的地方，受到全面冲击。保康爸因去过日本留学，有日本朋友，被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保康妈出身“反动资产阶级”，整天拉“靡靡之音”，被戴上了“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的帽子。
红卫兵去冼保康家多次抄家，他们一家人被踩在脚下。当时大院里就传出，说保康妈那把意大利小提琴被红卫兵给踩碎了。当时他家儿子保康被吓得够呛，一个聋哑孩子，可别再给吓傻了！
那次抄家，确实把保康吓坏了！他虽然听不清，说不清，但是他看清楚了，母亲最心爱的那把小提琴被红卫兵一脚踏进琴盒踩碎了。红卫兵走后，保康对泪流满面的母亲磕磕巴巴地说：“妈妈，我给您做一把。”
几十年来冼保康初心不改，现在他对来采访的各路记者说， “从那时起，我暗下决心，一定给母亲做出那把意大利小提琴。”
后来，他真的用一块木头抠出了一把小提琴。母亲看着这把不能出声的木头琴，抱着儿子失声痛哭。
见儿子这样用心，保康爸作为医科大学胸外科专家去日本讲学时，通过日本朋友，辗转从意大利买到了保康妈那把提琴1:1制作图纸。保康爸只是想圆儿子的梦和抚慰妻子的伤痛。
从那以后，保康埋头做提琴。他能做出一把把出声的真提琴了。1973年他挑选了一把自己最满意的献给了母亲。“妈妈，我做得怎么样?”母亲说：“不错。”儿子问：“和您那把琴相比呢?”母亲用两手之间的距离比划着表示两把琴的差距。保康脸红了，知道自己还差得很远。
从1986年开始，他将自己制作的小提琴送往法国、意大利、美国参加比赛。对自己的琴，他想得到国际上最权威评审的认可。
1998年，冼保康在美国第十三届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荣获小提琴音质优异奖，评委会打来越洋电话祝贺。而就是这次电话，保康妻子告诉电话那头“我先生是个失聪的人”。
失聪人冼保康在国外获大奖，他的故事登上了美国报刊。
然而，这样为国争光露脸的事，大陆却不见有报导。当局在忌讳什么呢？直到近几年，才见有党媒去采访。而报导内容严重失真，对敏感问题含糊其辞，对文革迫害绕着走，绕不开的，就敷衍搪塞，甚至编造。
五十多年来邻居、同事头次听说，保康妈那把意大利小提琴是在抄家中丢失的，好像丢失了比当场被踩碎了听起来体面些，偷琴的小偷比踩碎提琴的红卫兵暴徒文明些。案发五十年了，难道还不能破案？
但不管怎么样，那把小提琴是消失在红卫兵打砸抢的抄家中！都是文革造的孽。时至今日，中共还在煞费苦心地回避文革罪恶，不惜再造假掩盖。
保康妈失去的那把小提琴，是保康外公用4块半金砖换来的，是18世纪意大利著名工匠制作的一把名琴。九零年代，大院里有孩子去北京考音乐学院，曾问过考官，您知道XXX意大利工匠制作的小提琴吗？考官说，那位大师制作的小提琴，现在全世界只剩52把了，而且在逐年递减。旁边有人好奇地问，那把琴是不是很值钱了？考官说，到底多少钱我不清楚，但是我告诉你，出自20世纪比较有名气工匠的小提琴，每把标价都从10万人民币起价，你们提到的那位大师级做的提琴，肯定没处买了，有拍卖的都是天价。
保康妈不只是马思聪的收门弟子，他们还是广东老乡。保康父母是广东三水县人，马思聪是广东海丰县人，都讲粤语。马思聪也有一把名贵的小提琴，总是如影相随。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妻女，还有那把琴，在新州登上电动拖船偷渡到香港。上岸后，他把胸前老毛像章摘下来丢进大海。几天后，他提着那把小提琴携家人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
保康妈没有恩师马思聪幸运，她心爱的那把琴没了，她不能从事小提琴专业，连业余爱好都被无形中取消了。其实，文革中全国文艺界知识分子都被迫害得十分惨烈，很多精英失去了性命。仅以上海音乐界为例：1966年 9月6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程卓如副教授，以煤气自杀，死于寓所中；9月9日，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同样以煤气自杀，死于寓所中。此外，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教授、民族音乐理论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也都愤然自戕以死相抗……年仅30岁的青年著名女钢琴家、多次在国际大赛中获奖的顾圣婴，和她54岁的母亲、28岁的弟弟，留下三人签名的一纸遗书，亦以煤气自杀。
假设，1967年马思聪没有逃离大陆，他的结局会怎么样？肯定是凶多吉少。万幸的是他做了明智的选择，他在美国踏实地生活了二十年直至病故。同时他的音乐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马思聪25岁时谱写的《思乡曲》，倒像是他自己的一首宿命回响曲。在美国费城马思聪的墓碑是一块高3米的花岗石，屹立在一块大理石上。竖立的花岗岩石碑正面刻着马思聪的那首《思乡曲》，下面大理石基座上刻有马思聪生平。
保康妈本该是追随马思聪拉一辈子琴的小提琴家。保康还说，母亲喜欢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父亲喜欢贝多芬的D大调。父亲同样喜欢音乐并会拉琴，他们还合奏。他听不清父母的演奏，但是他看得见，那是一幅幅温馨而动人的画面。
母亲的琴没有了，终日郁郁寡欢。父亲又买回一把法国小提琴，上面写着1798年。父母对音乐的热爱，保康都看在眼里。但母亲为谋求生存，只得忍痛割爱，违心改行，放弃了自己酷爱的艺术。
现年66岁的冼保康总是一个人在他手工作坊式的冼氏提琴行里忙碌着。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这样辛苦，你还求什么呢？冼保康说，我就是想为母亲做一把最好的琴，要做出一把和母亲那把意大利琴一模一样的。冼保康初心不改，现在他说的与55年前那个11岁失聪少年保康发的愿是一样，始终没变。
都说冼保康是天才，但他自己说不是，只不过是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制作提琴音准的调节非常重要。提琴里面有个琴柱，工匠都必须会调琴柱，调得差一点儿，提琴的音色会相差甚远。调琴，别说没有听力，就是没有一副好耳朵都不行。
所以同行问冼保康有什么绝招？冼保康说，为了判断自己的听力是否准确，他结识了很多拉小提琴的人，“我会把自己做的琴按照音质排排队，再让专业的小提琴手拉完也排一排，如果他们的顺序和我一样，就说明我的判断是准确的。”为了确保自己制作的小提琴音色纯正、音准精确，听力大有问题的冼保康依靠这种“外援”走了四十年。
冼保康攻克了一般人难以逾越的道道难关，确实是他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艰辛和努力，他的“能工巧匠”，是苦干加巧干换来的。
文革给冼保康带来的巨大创伤和阴影，在他11岁那年化作了一个朴素单纯的信念：要为他深爱敬重的母亲做一把最好的小提琴，以弥补母亲的伤痛。他说，哪怕做得不好，起码也能安慰母亲的心。为此他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才有了今天精湛的技艺。“正统、古典、严谨、工整”这是冼保康为自己写下的座右铭，如果说这是提琴制作大师冼保康恪守的工作态度，那么，“一定给母亲做出那把意大利小提琴”的心愿就是失聪人冼保康刻苦钻研的巨大动力，也是他锲而不舍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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