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12月25日訊】「對不起！我先生是個失聰的人。」 這是冼保康妻子對電話那頭的美國第十三屆國際提琴製作比賽評委們說的話。聽電話的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換了幾個人來接聽，問了幾遍，「什麼？請您再說一遍！」
關於丈夫失聰的那句英語，冼保康妻子應該是說清楚了，對方之所以一遍接一遍地追問，大概不是因為她沒說清楚，而是美國那邊不相信一個失聰的人怎麼會製作出提琴，而且還獲得了他們當年的大獎！
冼保康確實是個失聰的人。他一歲時，因發燒打鏈黴素導致雙耳永久中毒神經性耳聾。對此，中共衛計委近年又公布過：中國有60％的失聰兒童是濫用鏈黴素所導致的。一歲的保康不幸成為了中國「鏈黴素受害群體」的一員。家裡發現孩子失聰了，如五雷轟頂。經北京專家診斷：他高音區基本聽不見，只保留了少部分的中低音區。
後來，是保康母親讓兒子摸著自己脖頸的發聲部位，看著口型，教他叫出「媽媽」來的。9歲時保康有了助聽器，是父親從日本友人那裡買來的。他開始慢慢地學習說話。
冼保康的父親是醫生，母親是外語老師。他家住在母親任教的教職員工宿舍大院裡。
大院的人都知道，保康媽上過兩回大學，音樂和外文兩門專業，她的音樂造詣遠比她教授的外語高多了。她拉小提琴多年，是馬思聰的收門弟子。馬思聰是中國作曲家、小提琴家與音樂教育家，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這樣一位音樂大師自然會桃李滿天下，但能做馬思聰收門弟子的人也是鳳毛麟角，可見保康媽的音樂造詣著實不淺。
1966年文革，教育部首先掀起狂濤，學院是「臭老九」扎堆的地方，受到全面衝擊。保康爸因去過日本留學，有日本朋友，被扣上「日本特務」的帽子。保康媽出身「反動資產階級」，整天拉「靡靡之音」，被戴上了「資產階級臭知識分子」的帽子。
紅衛兵去冼保康家多次抄家，他們一家人被踩在腳下。當時大院裡就傳出，說保康媽那把意大利小提琴被紅衛兵給踩碎了。當時他家兒子保康被嚇得夠嗆，一個聾啞孩子，可別再給嚇傻了！
那次抄家，確實把保康嚇壞了！他雖然聽不清，說不清，但是他看清楚了，母親最心愛的那把小提琴被紅衛兵一腳踏進琴盒踩碎了。紅衛兵走後，保康對淚流滿面的母親磕磕巴巴地說：「媽媽，我給您做一把。」
幾十年來冼保康初心不改，現在他對來採訪的各路記者說， 「從那時起，我暗下決心，一定給母親做出那把意大利小提琴。」
後來，他真的用一塊木頭摳出了一把小提琴。母親看著這把不能出聲的木頭琴，抱著兒子失聲痛哭。
見兒子這樣用心，保康爸作為醫科大學胸外科專家去日本講學時，通過日本朋友，輾轉從意大利買到了保康媽那把提琴1:1製作圖紙。保康爸只是想圓兒子的夢和撫慰妻子的傷痛。
從那以後，保康埋頭做提琴。他能做出一把把出聲的真提琴了。1973年他挑選了一把自己最滿意的獻給了母親。「媽媽，我做得怎麼樣?」母親說：「不錯。」兒子問：「和您那把琴相比呢?」母親用兩手之間的距離比劃著表示兩把琴的差距。保康臉紅了，知道自己還差得很遠。
從1986年開始，他將自己製作的小提琴送往法國、意大利、美國參加比賽。對自己的琴，他想得到國際上最權威評審的認可。
1998年，冼保康在美國第十三屆國際提琴製作比賽中，榮獲小提琴音質優異獎，評委會打來越洋電話祝賀。而就是這次電話，保康妻子告訴電話那頭「我先生是個失聰的人」。
失聰人冼保康在國外獲大獎，他的故事登上了美國報刊。
然而，這樣為國爭光露臉的事，大陸卻不見有報導。當局在忌諱什麼呢？直到近幾年，才見有黨媒去採訪。而報導內容嚴重失真，對敏感問題含糊其辭，對文革迫害繞著走，繞不開的，就敷衍搪塞，甚至編造。
五十多年來鄰居、同事頭次聽說，保康媽那把意大利小提琴是在抄家中丟失的，好像丟失了比當場被踩碎了聽起來體面些，偷琴的小偷比踩碎提琴的紅衛兵暴徒文明些。案發五十年了，難道還不能破案？
但不管怎麼樣，那把小提琴是消失在紅衛兵打砸搶的抄家中！都是文革造的孽。時至今日，中共還在煞費苦心地迴避文革罪惡，不惜再造假掩蓋。
保康媽失去的那把小提琴，是保康外公用4塊半金磚換來的，是18世紀意大利著名工匠製作的一把名琴。九零年代，大院裡有孩子去北京考音樂學院，曾問過考官，您知道XXX意大利工匠製作的小提琴嗎？考官說，那位大師製作的小提琴，現在全世界只剩52把了，而且在逐年遞減。旁邊有人好奇地問，那把琴是不是很值錢了？考官說，到底多少錢我不清楚，但是我告訴你，出自20世紀比較有名氣工匠的小提琴，每把標價都從10萬人民幣起價，你們提到的那位大師級做的提琴，肯定沒處買了，有拍賣的都是天價。
保康媽不只是馬思聰的收門弟子，他們還是廣東老鄉。保康父母是廣東三水縣人，馬思聰是廣東海豐縣人，都講粵語。馬思聰也有一把名貴的小提琴，總是如影相隨。1967年1月15日夜，馬思聰以5萬港幣的代價，帶著妻女，還有那把琴，在新州登上電動拖船偷渡到香港。上岸後，他把胸前老毛像章摘下來丟進大海。幾天後，他提著那把小提琴攜家人登上了飛往華盛頓的飛機。
保康媽沒有恩師馬思聰幸運，她心愛的那把琴沒了，她不能從事小提琴專業，連業餘愛好都被無形中取消了。其實，文革中全國文藝界知識分子都被迫害得十分慘烈，很多精英失去了性命。僅以上海音樂界為例：1966年 9月6日，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楊嘉仁教授和夫人、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副校長程卓如副教授，以煤氣自殺，死於寓所中；9月9日，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李翠貞教授，同樣以煤氣自殺，死於寓所中。此外，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主任陳又新教授、民族音樂理論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也都憤然自戕以死相抗……年僅30歲的青年著名女鋼琴家、多次在國際大賽中獲獎的顧聖嬰，和她54歲的母親、28歲的弟弟，留下三人簽名的一紙遺書，亦以煤氣自殺。
假設，1967年馬思聰沒有逃離大陸，他的結局會怎麼樣？肯定是凶多吉少。萬幸的是他做了明智的選擇，他在美國踏實地生活了二十年直至病故。同時他的音樂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馬思聰25歲時譜寫的《思鄉曲》，倒像是他自己的一首宿命迴響曲。在美國費城馬思聰的墓碑是一塊高3米的花崗石，屹立在一塊大理石上。豎立的花崗岩石碑正面刻著馬思聰的那首《思鄉曲》，下面大理石基座上刻有馬思聰生平。
保康媽本該是追隨馬思聰拉一輩子琴的小提琴家。保康還說，母親喜歡柴可夫斯基的D大調，父親喜歡貝多芬的D大調。父親同樣喜歡音樂並會拉琴，他們還合奏。他聽不清父母的演奏，但是他看得見，那是一幅幅溫馨而動人的畫面。
母親的琴沒有了，終日鬱鬱寡歡。父親又買回一把法國小提琴，上面寫著1798年。父母對音樂的熱愛，保康都看在眼裡。但母親為謀求生存，只得忍痛割愛，違心改行，放棄了自己酷愛的藝術。
現年66歲的冼保康總是一個人在他手工作坊式的冼氏提琴行裡忙碌著。有人問他為什麼還這樣辛苦，你還求什麼呢？冼保康說，我就是想為母親做一把最好的琴，要做出一把和母親那把意大利琴一模一樣的。冼保康初心不改，現在他說的與55年前那個11歲失聰少年保康發的願是一樣，始終沒變。
都說冼保康是天才，但他自己說不是，只不過是比別人付出的更多。製作提琴音準的調節非常重要。提琴裡面有個琴柱，工匠都必須會調琴柱，調得差一點兒，提琴的音色會相差甚遠。調琴，別說沒有聽力，就是沒有一副好耳朵都不行。
所以同行問冼保康有什麼絕招？冼保康說，為了判斷自己的聽力是否準確，他結識了很多拉小提琴的人，「我會把自己做的琴按照音質排排隊，再讓專業的小提琴手拉完也排一排，如果他們的順序和我一樣，就說明我的判斷是準確的。」為了確保自己製作的小提琴音色純正、音準精確，聽力大有問題的冼保康依靠這種「外援」走了四十年。
冼保康攻克了一般人難以逾越的道道難關，確實是他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艱辛和努力，他的「能工巧匠」，是苦幹加巧幹換來的。
文革給冼保康帶來的巨大創傷和陰影，在他11歲那年化作了一個樸素單純的信念：要為他深愛敬重的母親做一把最好的小提琴，以彌補母親的傷痛。他說，哪怕做得不好，起碼也能安慰母親的心。為此他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才有了今天精湛的技藝。「正統、古典、嚴謹、工整」這是冼保康為自己寫下的座右銘，如果說這是提琴製作大師冼保康恪守的工作態度，那麼，「一定給母親做出那把意大利小提琴」的心願就是失聰人冼保康刻苦鑽研的巨大動力，也是他鍥而不捨的人生追求。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