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1月02日讯】二０一三年五月二日，美国加州有一场五百名金融顾问和投资者参加的会议，演说者是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的英国历史学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他在演说后被问到有关凯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名言“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长期而言，我们都死了），当场表示“凯因斯的世界观很自私，他是社会中的‘无能’成员，他没有小孩，也没有打算生小孩，因为他是同志；凯因斯虽然曾与一名芭蕾舞者结婚，但他大概宁可和妻子讨论诗歌胜过繁衍下一代。”此语一出，全场听众鸦雀无声。
失焦的新闻报导
在场的《财务顾问》（Financial Advisor）杂志记者柯斯提随后报导弗格森的谈话，指出，“弗格森显然认为，假如你没有生小孩或是同志，就不会在乎未来世代或社会发展，简直是把迫害同志发挥到新的极致”。
StreetTalk Live网站记者罗伯兹也报导，弗格森似乎暗示，凯因斯的经济理论有问题，原因就出在他是没有小孩的同志。弗格森认为，“长期而言，我们并没有死，因为我们的子女就是我们的后裔，而正是凯因斯的经济理念让我们陷入目前的问题”。
其实，弗格森的原意应是“长期而言，我们的子女和孙子女等后代依然活着，他们必须面临我们经济行动的后果”。但他不该在接受提问时暗示凯因斯身为没有小孩的同志，所以不在乎未来，“这是双重的愚蠢”，因为没有小孩的人也同样关心未来世代，而且他竟然忘了凯因斯的妻子莉蒂亚曾经流产。
真的是很不幸，这个事件的焦点被引到“凯因斯是个没有小孩的gay”，由而对同性恋者的歧视之上，而将“凯因斯理论是短期的、没有明天的”这个重点忽视，模糊掉了，有必要再扭转回来，特别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QE）政策退场传言四起，全球股市如云霄飞车似的在大幅震荡之际（二０一四年），更应严肃看待。
工资物价向下僵固
我们知道，凯因斯理论是在一九三０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出现之后兴起的，当时全球经济崩溃、到处都有人失业，“供给远大于需求”普遍存在各个市场，让过剩的供给快速消除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市场机能或价格机能得以顺利运作，“市场价格下滑”就能让“供给量减少、需求量增加”而化解难题，可是当时的价格却出现“僵固”、而且是“向下僵固”，最显着的是“工资向下僵固”，如此一来，“价格机能”也就运作不了，于是“市场失灵”被高高举起，而供需失衡乃无可避免成为一般状态。
既然无法经由市场价格机能弹性运作来产生需求，凯因斯乃提出“由政府创造需求”，而且还是“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也就是实实在在的需求，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只画在墙上的需求。于是政府踏上经济舞台当主角的时代揭开了序幕，“总体经济学”在凯因斯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简称《一般理论》）问世下诞生了，不旋踵红遍全世界，而政府以财经政策精密调节（fine-tuning）经济乃被认为理所当然。
虽然凯因斯的《一般理论》被产权经济学名家张五常认为艰涩难懂，却有不少学者予以阐述，也产生了一些博士论文，其中最有名的是希克斯（J. R. Hicks, 1904~1985，一九七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他以简易的45。线与“总合支出线”模型加以阐述，竟然发展出迄今还是主流的“总体经济学”之基本模型。
凯因斯理论诞生
在此模式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经由“支出”或“总合需求”的增加，立即能够达到充分就业。这个模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为“乘数效果”；一为由于强调支出的重要，竟然出现“节俭矛盾”的鄙视“储蓄”之后果。乘数效果在晚近被嘲讽成“掘地”或“挖洞”理论，亦即当失业人数众多时，政府集合这些人排成一队，给第一位一支铲子在平地上挖洞，“工作”告一段落，亦即挖了一个洞之后，政府给予报酬；而后将铲子交给第二位，他的工作是将第一位挖出的土再填回该洞穴，完工之后也由政府发给报酬；第三位接过铲子后再将该填入的土挖上来，第四位再把土重新填好，依此类推。重复挖土工作之后，不但这些失业者都得到了工作，而且他们领取报酬后又进行消费。这些报酬经过消费行为一再转手之后，乘数效果就出现了，结果是：政府所支出的数额竟然“创造”了“倍数”的所得。
政府支出的财源可以来自“信用创造”，也可以来自“税收”，这也就是政府得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景气的最根本理论基础。这项“有效需求”药方的出现，最初是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因而都强调政府扮演增加支出的角色，推而广之，逐渐演变成政府弥补民间消费支出和投资之不足，进而经由主动从事投资来“引导”民间消费的现象。这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内需”之说法，（必须注意的是，信用扩张易引发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则有排挤效果及无效率、浪费、贪污舞弊情事）。至于重视有效需求导致“敌视”储蓄、则衍生出政府强力维持“低利率”以刺激投资的政策。但由于储蓄的“低利”或“无利”可图，人民的储蓄意愿受到打击，投资所需的资金乃转由政府“创造信用”来挹注。此种通货膨胀方式的创造需求政策，终于埋下一九七０年代“停滞膨胀”的祸因。
诡异的“节俭的矛盾”
为何会有“节俭的矛盾”和“敌视储蓄”？原因就在凯因斯理论不谈时间，也就是只有当下的极短期，由所谓的“凯因斯所得恒等式”就可清楚、明白。以算术式可表示如下：
Y=C+I+G+X-M
式中，Y为国民所得或GDP或产出，C为民间消费，I为民间投资，G为政府支出，X为出口，M为进口。这个式子衍生出很重要的政策意涵，譬如，将此恒等式变为因果关系式，等号右边各因素为“因”，等号左边的Y为“果”，于是得出C、I、G、X增加，则Y将增加，M增加则Y将减少，而C的比重最高，因而刺激消费最能促进Y提升。我们知道，减少储蓄能增加消费，故储蓄越多，消费越少，Y也将减少。其次，I与利率呈现负向关系，压低利率可激励投资，因而低利率政策应采行。第三，（X-M）愈大，Y也将愈大，所以（X-M）不但要正数，数值还要高，由而促进出口，缩减进口，甚至于“一切为出口”的新重商主义乃大行其道。
对于凯因斯轻视储蓄，已故的蒋硕杰院士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刊于中华经济研究院出版的《经济前瞻》季刊（现为双月刊）的〈海耶克与货币理论〉一文中说得很清楚，蒋先生写道：讲到储蓄对社会的效果，凯因斯说：它对社会可说一无功效，它只会将商品的需求减低，使它们难以出售，而它表面上提供的可投资的资金（Investible funds）则会落空；因为储蓄的增加，必然使商品的销售减少，因之售货商人他们自己的储蓄，必将减少。总结起来，整个社会的储蓄，未必因一部分人的储蓄意愿的增加而增加。凯因斯还利用国民所得会计来辩论说：因为国民所得一定等于消费加投资；而消费又依定义等于所得减储蓄；以之代入国民所得之公式，则吾人即可获得‘储蓄与投资必然相等’的惊人结论。这一段诡辩，震惊了举世的经济学者。难道我们真的不必费吹灰之力，不经由储蓄就可以有了钜额资本，使任何国家富强起来吗？这要是正确的话，世界上不应再有任何贫穷的国家了。可是事实上，非洲及拉丁美洲、甚至亚洲的贫穷国家，为什么会越来越穷呢？这个哑谜，让世人绞尽了脑汁才能识破，原来据罗伯森（D. G. Robertson）教授精心指出，凯因斯所引用的国民所得的会计原理（即‘国民所得总额一定等于消费加投资’）此一公式，只适用于同一时段中的统计数字。而吾人日常所谓以储蓄资金融通投资的行为，乃指以前一时段中的储蓄（即上一时段中的所得减去本一时段中预定的消费支出），来融通本时段的投资支出。在考虑这种投资的融通行为时，凯因斯所用的国民会计公式中的储蓄，就毫无意义了。但是就因为他揪出了这么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储蓄，竟使经济学人困惑了好几十年，使人将一向被视为一种社会美德的‘节约储蓄’，一变而被视为阻碍抢救失业与不景气的自私自利的行为了。
其实，这都是他将储蓄与投资定义为同时的数量，而忽略了实际的动态经济中，它们在时间上先后顺序关系的缘故；只有将时间的差别及顺序排入，我们才能看出它们的成长与伸缩。事实上，在一九三七年，也就是他的《一般理论》出版后不到一整年，凯因斯就已经觉悟到储蓄与投资的正确处理，必须有时间顺序了。他在和瑞典经济学者欧林（B. Ohlin，1899~1979，一九七七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之一）辩论的时候，他已经了解，当一个投资计划到资金市场寻求融通的时候，这投资计划通常尚未开始执行，而它筹措的资金则必须是已拿到手的、即已经完成的储蓄；至于他自己所倡导的所谓‘一切投资都会自动的因为〔乘数原理〕（multiplier principle）产生与其等量的储蓄’的惊人理论，那只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在筹措资金的当时是借不到手的。所以当上一期已完成的储蓄不足以融通这一期的投资需求的时候，其差额除了让利率的上升来消除之外，就只有靠国外资金的流入，以及由银行系统制造货币来补充储蓄者所提供的旧有货币了。
凯因斯早已告诉我们后果了
之所以将蒋先生的文章做完整的引述，因为蒋先生在伦敦政经学院攻读博士时，即发现凯因斯理论的破绽并为文批评，特别对“轻视储蓄”期期以为不可，他的这个说法最具权威，毕竟人不只活一时，也不只一世，而是代代相传永永远远，不但有“无数的明天，还要明天更好”，但“没有储蓄就没有明天”，而当今凯因斯理论深印世人心中，尤其决策者奉为圭臬，难怪今天经济风暴、天灾人祸没完没了！
不过，由凯因斯提出的“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名言可知，他早已明示，他提出的是“短得不能再短”之理论，采用它就只能“活在当下”。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