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1月13日讯】（大纪元专栏作家David Parker撰文／曲志卓编译）旧金山无家可归者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也就是文化相对论。在这种文化相对论中，没有人可以评判另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人可以违背任何人的意愿命令将其送人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或置于监管之下。
尽管如此，在本文“旧金山的无家可归者”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我建议，城市有权制定法律，即使只是出于卫生原因，任何人都不得住在人行道上——吃饭、睡觉、大小便、搭帐篷、放纵吸毒。
如果一个城市对这样的法律感到内疚，就让公民自己缴税（财产税、销售税）来支付所需的费用：食物、衣服、住所和医疗保健。城市提供这些服务，但不是全部集中在一个社区提供，应该将无家可归者分散到整个湾区的住宅和社区中心。
如果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拒绝接受治疗，就把他或她转移到城郊，在空置的仓库、多余的办公楼或退役的军事基地居住，在那里提供服务。这也将使大多数毒贩离开城镇。一石二鸟。
新房呢？在市场经济中，住房是为那些愿意付钱的人建造的。它不是免费赠品。
在富人和穷人几乎不交税的市场经济中，要求中产阶级支付全部账单，为他们自己负担不起的住房每套支付43万美元是不公平的。
旧金山在大约8,000名无家可归者身上花费了10亿美元，市政府为什么能通过如此巨大的预算？答案是监事委员会区选举。
在旧金山，左倾进步派候选人只需要在50万选民中获得35,000张选区选票，就可以赢得委员会席位，控制市政府，并发放资金。但那不是民主。
旧金山左倾进步主义的根源是什么？
根源是法国。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带领法国人，把全社会当作一个利益共享的集体，一个兄弟会。这种思想彻底拒绝了英美的古典自由主义，即自由市场（自然的无形之手）比任何人类的设计都能更好地组织社会的观念。
对法国人来说，文明的定义是人类阻止自然力量控制人类生活，防止资本市场破坏文化、平等和博爱。法国人永远不可能生活在不受监管的经济中。
这就好比，将一个法国花园，树篱经过精确修剪，就像是贵宾犬（比如凡尔赛宫），与一个似乎完全没有规划的英国花园进行比较。
换句话说，法国的文化是文化，而不是商业或民主。在法国漫长的战争、内部间谍活动、特权贵族和不可持续的民主历史中，被压垮的个人无处可去，直到新大陆的发现。最后，欧洲人终于可以不只是关注文化，比如食物、时尚、音乐、艺术，和哲学（以很少有美国人能够欣赏的程度），因为新大陆还有机会。
在过去的250年里，全世界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到美国，以改善他们（和他们孩子）的生活。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赚钱，尽管最终，他们意识到为什么机会在这里：美国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自由。这就是吸引独立、负责任、富有冒险精神、自我激励、创业精神的人，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
1933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将利维坦（Leviathan）这个庞大的政府猛兽强加给所有美国公民的生活，推动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法国政治所取得的成就：经济平等，人们曾经拥有的这些自由被削弱了。
但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即使是欧洲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必须使用武力，至少，实行高税收。
换句话说，要推翻罗斯福的新政，要扭转美国的现状（债台高筑，政府控制下的自由），武力将再次是必要的。我们需要将美国带回开国元勋给我们建立的原状：从政府手中解放出来。
这是一个悖论：以自由的名义，用武力创造平等。左派的做法是，从国家的公立学校开始，在那里给孩子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就像在法国一样，他们的师范学院（Ecoles Normales）的教师被说服加入共产党，然后教学生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佳替代品。
在公立学校，教师工会和大学将美国所做的所有坏事（例如奴隶制）放在首要和中心位置，而绝口不提在大多数其它国家发生的恐怖事件，或者美国对其它国家所做的好事，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卫欧洲，然后重建欧洲。
因为没有适当的教育，今天的美国学生没有爱国主义意识，也不了解英美民主历史和文化。相反，他们被教导要拒绝他们的移民父母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所追求的东西：摆脱政府之后的自由。
像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学生一样，美国学生也被洗脑，他们告诉他们的父母，他们是一个鄙视他们的国家的被边缘化的受害者。
因此，“觉醒”（左倾激进）的美国后裔并不欣赏他们父母所追求的优越文明。他们没有意识到西方文明（五世纪的雅典、一世纪的罗马、18世纪的启蒙时代）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而是人类向前迈出的进化一步，这一步将个人，而不是群体或其领导人置于社会的中心。
受教育程度低的“觉醒者”没有意识到，正是西方文明给了他们社会、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基础，他们才可以自由地批评自己的国家，并禁止任何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的言论，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这是美国限制言论的中心。
他们也不欣赏文明是如何进步的：优胜劣汰，这就是为什么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欧洲移民到美洲胜出，并取代了美洲大陆的原住民。来自没有数学或科学的声音文化的人无法与他们竞争。
今天的社会主义，是由于法国的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这些后现代结构解构主义的法国知识分子以他们的构想创造了法国。这使得旧金山成为左倾进步主义，这使得大多数美国大学，几乎所有保守派教授都被解雇了[根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和PBS NewsHour评论员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的说法，保守派教授已经减少到1.5%]。
对于后现代文化相对主义者来说，边缘化群体，包括无家可归者，必须是自由的。这意味着没有人有权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真的吗？允许吸毒的精神病患者以“文化生活方式”的名义流落街头？这太残忍了。他们需要接受治疗，或者被送到底特律的10万套空置房屋中的一所居住。
社会有义务保护儿童免于目睹不洁、迷失方向的人躺在人行道上，不省人事，手臂上挂着针头，等待死亡。社会不能简单地坐等，沉迷于文化相对论背后的推理，这种推理导致无所作为。
社会不能沉溺于后现代主义的词汇和词语定义：象征、话语、考古学、缺席和（phal）逻各斯中心主义。我们应该试着了解一下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无序、分类、崩溃的等级制度、表达方式和特权真理等等[见《法国人如何思考》（How the French Think）一书，2015年，苏迪‧哈扎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著]。如果公民不理解那些弯弯绕绕的词语或概念，我们就无法制订公共政策。
尽管如此，后现代主义（即使是多元交错的概念）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只是不能用于公共政策。如果考虑到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创办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公立学校时所给出的理由，将后现代主义用于公共政策就是侮辱社会。也就是说，作为未来公民的学生必须学会阅读、做数学和了解历史，才能认识到什么东西对民主有威胁。
杰斐逊知道，美国史无前例的民主制度是脆弱的，开国元勋们创造的东西很容易丧失。这是一个没有国王或王后的国家，政府规模很小，以至于公民不会知道它在那里，每个公民，无论财富或社会地位如何，都拥有投票权（杰斐逊民主的定义）。
就美国民主而言，社会主义是对贵族计划和领导的回归，而这正是移民来到美国所要逃离的东西。一个自由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程度越大，它消亡的程度就越深。美国正在消亡。
作者简介：
大卫‧帕克（David Parker）是旧金山的投资者、作家、爵士音乐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收入与财富》（Income and Wealth）和《旧金山保守派》（A San Francisco Conservative）探讨了政府、历史和经济领域的重要话题，提供了适时的历史视角。他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上。
原文“San Francisco’s Homeless, Part III”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责任编辑：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