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性别经济学奠定者—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蒂亚·戈丁

劳动经济、经济史学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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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11月23日讯】台北时间10月9日傍晚,2023年诺贝尔奖最后一个奖项—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由美国哈佛大学亨利·李(Henry Lee)经济学奖座教授,高龄77岁的克劳蒂亚·戈丁(Claudia Goldin)独得。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戈丁最先全面分析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参与劳动市场。她的研究揭示了女性收入和劳动参与变化的原因以及性别差距,她在这些领域深具影响力的论文,涵盖了女性追求事业与家庭的历史演变,以及高等教育中的男女同校与避孕药对女性职业与婚姻决定的影响。她的大部分研究经由历史的视角解释现在,并探讨了当前关切问题的根源。

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Jakob Svensson表示:“了解女性在劳动中的作用对全社会而言很重要。正是因为戈丁的开创性研究,我们现在对潜在因素以及未来可能需要解决的障碍有了更多的了解。”

所以,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戈丁,是表彰她对促进我们对女性在劳动市场中处境的理解之研究。

在得知获奖接受媒体访问时,戈丁表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不仅对我,而且对许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来说都是如此。他们都在努力了解为什么尽管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男女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诺贝尔经济学奖重男轻女?

翻开历史,自1969年开始颁授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迄今(2023年)一共发了55次,共有93人获奖。其中,26次1人独得,18次两人共享,9次3人共同获奖。迟至2009年,亦即该奖设立40年后,才有伊莉诺·欧斯壮(Elinor Ostrom, 1933~2012)这位女性获奖,而且是跟奥利佛·威廉森(Oliver E. Williamson)这位男士共同获得。十年后(2019年)再有埃丝特·杜芙洛(Esther Duflo)这位女性教授和其他两位男教授共同得奖。而三年后(2023年)又有女性教授获奖,且是独立得奖。

由此数据观之,正如戈丁所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授,男女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但近十三年来已有所改善。究竟是经济学术界历来存在有严重的“性别歧视”,而到近期才减轻?是一个严肃而有趣的研究课题,更是属于戈丁的研究领域,很期待她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答案。

其实,“女性劳动力”是劳动经济学的标准典型课题,而“性别歧视”也是很普遍的研究课题。专家研究报告、学术文章、书籍满坑满谷,但戈丁却少被提及(也许是我个人的孤陋寡闻),可以说在主流劳动经济学中并非热门人物,而她所探讨的女性劳动、性别歧视或差异、劳动政策等等也都是一般课题,为何她能获奖、而且是“独得”,也颇令人好奇。我们就从戈丁的生平谈起吧!

克劳蒂亚·戈丁身影

根据《维基百科》(2023.10.16)记载,戈丁在194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的一个犹太家庭,在布朗克斯(Bronx)的帕克切斯特(Parkchester)长大。父亲是一家企业的资料处理经理,母亲是布朗克斯公立学校105的校长。戈丁小时候立志要成为考古学家,但在初中时,读了保罗·克鲁夫(Paul de Kruif)的《微生物猎人》(The Microbe Hunters, 1927)之后,对细菌学产生兴趣。高中三年级时,她在康乃尔大学完成了微生物学暑期课程。从布朗克斯高中毕业后,戈丁进到康乃尔大学攻读微生物学。

大二时,戈丁选修了阿弗烈德·卡恩(Alfred Kahn)的课,卡恩非常热衷于利用经济学来揭示隐藏的真相,这对经济学的影响就像克鲁夫的故事对微生物学的影响一样。戈丁对管制(regulation)和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着迷,她撰写了关于通信卫星管制的论文。从康乃尔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戈丁进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研究产业组织。但在盖瑞·贝克(Gary Becker, 1930~2014,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后,戈丁又选读劳动经济学,之后在罗伯特·傅戈(Robert W. Fogel, 1926~2013,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指导下转向研究经济史,并选他当指导教授。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美国战前城市和南方工业的奴隶制,1972年获得芝加哥大学产业组织和劳动经济学博士学位。

研究所毕业后,戈丁到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担任助理教授,1973年转到普林斯顿大学,1979年再转赴宾州大学,并在那里成为终身教授。戈丁在1990年又转到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任教迄今,是该系第一位获得终身教授的女性。

戈丁曾于1999/2000年担任经济史学会会长,也曾在2013/2014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她被许多机构组织选为院士,包括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劳动经济学家协会、经济计量学会,以及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戈丁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第53部门(社会和政治科学)和第54部门(经济科学)的成员(member)。她获颁多个学校的荣誉博士,包括内布拉斯加大学、隆德(Lund)大学、欧洲大学、苏黎士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罗契斯特大学。

截至2017年,戈丁担任28年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美国经济发展(DAE)计划主任。她也曾担任四年(1984到1988年)的《经济史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编辑。

戈丁获颁14个奖项,包括:1990年和2008年及2021年三个年分的理查德·A·莱斯特劳资关系与劳动经济学杰出书籍奖、2005年美国经济学会卡洛琳·萧·贝尔奖、2008年美国出版商协会RR霍金斯奖、2009年劳动经济家协会雅各明瑟奖、2009年John R. Commons奖、2016年IZA劳动经济学奖、2019年BBVA基金会经济、金融和管理类别知识前沿奖、2020年科睿唯安经济科学引文奖、2020年欧文·普莱因·内默斯经济学奖、2021年进步协会奖章、2022年经济教育委员会远见奖,以及最重要的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戈丁的先生劳伦斯·法兰西斯·卡兹(Lawrence Francis Katz, 1959年出生)是哈佛大学伊莉莎白·艾利森(Elisabeth Allison)经济学讲座教授,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员。他也主攻劳动经济学,夫妻俩同好,想必是相辅相持,促进研究绩效。他们家养了一只黄金猎犬皮卡(Pika),戈丁教课时带着它坐在教室里一起上课。台大经济系特聘教授林明仁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访问期间,到哈佛大学上过戈丁一学期的课,见证了此场景(经济日报,2023.10.9)。

戈丁的学术成就

戈丁的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和经济史,正是承继贝克和傅戈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前者是劳动经济学权威,其《歧视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1957, 1971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1964, 1975)和《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1981)三本书更是开创性经典之作,戈丁攻读博士时,跟他学习劳动经济学。后者是经济史学泰斗,是“新经济史”学派“计量经济史”(cliometrics)先驱,把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结合在一起,重建数据基础或创造新的基础,使我们得以重看历史,对于过去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质疑和重新评估。傅戈研究北美经济历史,对十九世纪美国的工业变数统计作了扎实的探究。1974年,傅戈对19世纪美国奴隶制度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引起极大争议的说法。他将奴隶看成一种制度来研究,发现把奴隶制视为一个没效率、无利可图是不正确的,尽管该制度不人道,但在经济方面是有效率的。傅戈晚期的研究是经济人口统计学,以十个世代人口资料为基础,分析经济和文化因素对诸如储蓄率、女性参与率、生育率和死亡率、经济和社会移动率,以及迁移率的交互关系。自1982年开始迄2013年去世为止,傅戈一直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人口经济学中心”(CPE)主任。(吴惠林,《诺贝尔经济学家的故事》,第四版,页250~267)

戈丁选择追随傅戈作计量经济史和劳动经济研究,起先研究美国南部经济历史。在傅戈指导下,1972年完成博士论文《美国南部的城市奴隶制》(Urb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outh),这也是她的第一本著作,与傅戈的北美经济历史和奴隶制相互辉映。1975年,戈丁和已故的法兰克·路易斯(Frank Lewis)合写发表在《经济历史期刊》(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2))上,且被广泛引用的〈美国内战的经济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American Civil War)这篇论文。之后戈丁和肯尼斯·索口洛夫(Kenneth Sokoloff)合作研究美国早期工业化中,女工、童工和移民以及工人阶级家庭的角色。当时,戈丁意识到女性工人在经济史上很大程度被忽视,于是开始研究女性劳动力如何演变,以及女性劳动力在经济成长中的角色。她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写成的主要论文,包括:1987年发表的〈监测成本和性别职业隔离〉(Monitoring Cost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y Sex)、1989年发表的〈已婚妇女的生命周期劳动参与〉(Life Cyc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以及1991年发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女性就业提升所扮演的角色〉(The Role of World War II in the Rise of Women’s Employment)。戈丁在199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妇女的经济史》(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这一本书,描述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末,美国女性就业的提升、其在经济成长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收入和就业的性别差距为何存在和一直存在的原因。

在写完关于美国女性劳动力经济史的书后,戈丁转而研究美国教育史。她最先开始作一系列关于美国高中运动和高等教育形成的文章,最后在2001年的经济历史学会会长演说词“人力资本世纪和美国领导力:过去的美德”(The Human Capital Century and American Leadership: Virtues of the Past,刊登在2001年《经济历史期刊》61(2))中完整展现。

之后,戈丁和其丈夫劳伦斯·卡兹合作,从事美国经济不平等及其与教育进步关系的研究。他俩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而在2008年由哈佛出版社出版《教育与科技的竞争》(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这本书告终。夫妻俩也在2016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ER 106(3))的论文〈劳动市场中高等教育证书的价值:一项实验研究〉(The value of Postsecondary Credentials in the Labor Market: An Experimental Study)中,确定了大学教育在劳动市场的价值。

戈丁持续研究当前关切的各种课题,而且许多课题成为她参与并共同编辑书籍的一部分。这些包括:新闻界在减少贪污腐败所扮演的角色、提供干净水和有效污水系统以降低婴儿死亡率的效益(参见2018年2月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期刊》(JPE)的〈儿童死亡率的分水岭:有效供水和污水基础设施的角色,1880至1920年〉(Watersheds in Child Mortality: The Role of Effective Water and Sewerage Infrastructure, 1880 to 1920))、移民限制的源起或美国失业保险的创立。

在那些年里,戈丁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性别(gender)的重要论文,如2000年与劳丝(Cecilia E. Rouse)共同撰写的〈编排公正:“盲目”试镜对女性音乐家的影响〉(Orchestrating Impartiality: The Impact of “Blind” Auditions),这篇刊登在《美国经济评论》(AER)上的论文被引用超过2,474次。而她在199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史上U形女性劳动力函数〉(The U-Shaped Female Labor Force Func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History, 此文刊于T. P. Schultz编,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投资于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Investment in Women’s Human C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和2002年与卡兹合撰、发表在JPE的〈避孕药的力量:口服避孕药与女性的职业和婚姻决定〉(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则是戈丁的开创性论文。

前一篇的研究指出,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两百年期间并没有呈现上升趋势,而是形成了U形曲线。19世纪初,随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造成已婚妇女的就业率开始下降,但是随着20世纪初服务业的发展,已婚妇女的就业率则大幅增加。戈丁将这种模式解释为“结构性变化”和关于“妇女对家庭责任”社会规范不断演变的结果。伴随着妇女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妇女的教育程度现在大大高于男性。后一篇研究证明,避孕药的出现为妇女职业规划创造了新的机会。

20世纪初期,当经济成长、女性教育程度和就业比例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和男性间的收入差距几乎没有缩小。戈丁的研究指出,部分原因是影响一生职业机会的决策是在相对年轻时做出的。如果当年轻女性的期望是由前几代人经历形成,例如受到他们母亲的影响,直到孩子长大后才回去工作,那么发展就会很缓慢,但这种决策却会影响到教育和职业的选择差异上,也会影响到收入差异。

之后,戈丁开始专注于大学女姓对事业和家庭的选择,以及所得收入性别差异持续存在的原因。她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词“性别大趋同:最后一章”(A Grand Gender Convergence: Its Last Chapter),2014年刊登于AER 104(4)中,阐述了实现劳动市场上男女性平等的最后一章必须包含的内容。而戈丁在2021年10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职业与家庭:女性的百年平等之旅》(Career &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这本书,涵盖了女性劳动的整部百年历史,并以新冠疫情对女性职业生涯和夫妻平等作为总结。

戈丁在该书中,对1900年代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的多样化经历,进行了全新、深入的审视,审视了她们在职业方面形成的愿望和她们面临的障碍、工作、婚姻、孩子。她展示了有多少职业是“贪婪的”,为长时间工作和周末工作付出了不成比例的高薪,以及这如何使男女之间的差距长期存在。戈丁也在书中描述Covid-19时代如何严重阻碍了女性的进步,但远距和弹性工作的增加,如何可能成为这场流行病的一线希望。反歧视法和公正的管理者虽然很有价值,但还不够。职业和家庭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以及如果我们要实现性别平等和夫妻平等,我们如何重视照顾。

综观戈丁的研究,可说完全承继其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傅戈开创的计量经济史,以超过两百年的长时间数列资料,进行劳动经济的研究。1970年代中期之后,戈丁全心致力于女性地位、婚姻、职场与薪资方面的研究,完成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和研究,终而在男性主导的经济学领域争得一片天,2013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打破长期被男性经济学家垄断的局面,也为女性经济学家树立榜样,而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独得,更使她的声望达到巅峯,也肯定了她的研究成果。

戈丁获奖的反响

对于戈丁教授独得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是在劳动经济领域的研究而得奖,不少专家一时之间觉得不可思议,一来她的作品少被引用,可说名不见经传,二来劳动经济领域的高手甚多,至少有资格和戈丁共同获奖。不过,在流览戈丁的有关资料后,得知她结合历史和经济学,以超过两百年的资料描绘女性劳动力的长期演化,并与教育、技术变化、制度等因素结合,探究女性劳动参与、平衡市场工作和家庭,以及男女两性薪资报酬差异的变化。如她在得知获奖后的记者会上所言:“纵观历史,女性常常因为从事与男性相同的劳动而‘被隐藏起来,并且得不到报酬’,……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已经离开了家庭、家庭农场或家族企业的舞台,转向了更广阔的市场生产舞台。……她们已经成为工人,开始为自己和家人谋生,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大的变化,但劳动市场和政府政策往往反应较慢。”明显反应出她对女性受到不公平对待愤愤不平,而且认为政府没有应用适当政策来解决问题。

不过,这虽然是由她的历史资料研究发现的结果,其实在现实世界,对于“不平等”、特别是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相关研究非常多,而且一直都受到政客、左派学者、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甚至以“歧视”字眼形容。这也凸显出戈丁的研究并非开创性,只是她以“计量历史”方式进行研究,有较独特亮点,而三十年前(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曾颁给两位“以经济理论的应用和以数量方法解释现象与经济组织变革”的经济史学家,这么久之后再一次颁与经济史学家,也颇合适,何况颁给女性,更合乎当今的政治氛围呢!值得一提的是,戈丁曾与多位学者合作研究,尤其跟她先生共同发表数篇重要论文,却都没能与戈丁共享诺贝尔奖殊荣。究竟是因为戈丁都是主导,其他人只是配角而贡献不大,或者是要凸显重视女性以导正以往对女性的轻忽,也颇令人好奇。

由于戈丁非常在意男女性的不平等,也难免让人对她们家夫妻俩如何相处,俩人对事业和家庭事务如何分工,如何让俩人的研究事业维持在高水准,而俩人的薪资所得是否公平等等感兴趣呢!

至于戈丁对改善性别不平等的政府政策有所期待,认为美国政府最近的一项有关育儿假的一些措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她觉得只是“沧海一粟”,而且戈丁说她担心“美国堕胎权的倒退”,但却表示她“从不,或很少,将政治与自己的工作混为一谈”,让人有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不可否认的是,全球都迷漫在“现代进步观念”的氛围,举着“公平正义”大旗,要求政府施行社会保护政策,举如主张为弱势族群积极争权者、极端环保主义者、爱滋行动派、极端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他任何要求政府“不计代价”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之人士。这些人当中即便没有一个是公开主张极权主义的,但他们的行动却正是把社会推向极权主义,因为只有权力更加集中的政府,才有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此一来,“奴役社会”之路难免会铺成。

专业研究者尽管真的不将政治与工作混合,但其研究结论和建议,难免会被政治家或政客所用。就戈丁来说,自己虽“从不,或很少将政治与自己的工作混为一谈”,但对政府采取措施却有所期待且认同,并认为还不够力。如今诺贝尔奖光环上身,其研究和言论的影响力都倍增,看来有关的政策措施将会源源不断增强,是福是祸只能等着瞧吗?!其实,近三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都有浓厚政治意涵的味道呢!

最后,必须郑重提醒的是,歧视不止限于性别、种族、美丑、胖瘦、高矮……林林总总都可能存在歧视,毕竟歧视的产生根源在于“人的主观感受”。所以,要将此课题以死硬的法令来解决,恐怕不只是缘木求鱼,而是治丝益棻,诸种想不到的不良副作用也会出现也!能不严肃、谨慎对待吗?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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