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家:四川北路的繁华与没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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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04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新安采访报导)“四川北路是晚清以来到廿世纪九十年代上海最热闹的地方。”繁华的景象、当街的店铺就像地图一样镌刻在程绍蟾的脑中。而现在,中共把这里变为“红色文化”示范区。

程绍蟾是一位热衷于虹口区乡土历史研究的写作者,也是景云里7号的主人。她的父母是北方人,早在上海还没有建立市的时候,叫做华东军政委员会,父亲就带着委任状来到上海工作。作为第二代移民,程绍蟾1957年出生于上海。

四川北路的繁华历史

程绍蟾家附近的四川北路曾经是上海最大的闹市区,作为城市中心,并不亚于南京路。小时候的程绍蟾,几乎尝遍了海宁路上所有的美味、小吃,对各家店铺如数家珍。那个地段有很多的电影院,她也经常随母亲去看电影。

在程绍蟾看来,俯瞰这个地区是一个三角形,从毗邻外滩的外白渡桥、海宁路四川路这个尖角,一边辐射到提篮桥,另一个角是辐射到黄浦区。

“这个地方热闹的不得了,是一个文化经济中心。开明书店印刷厂、商务印书馆都在那里,这么小的地方有大概十几家电影院。中国电影院发祥地就在这里。”她说。

景云里是四川北路底一条有名的石库门里弄,建于1926年,在华界和租界之间。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在这里居住过一批文人作家。一般认为,景云里离火车站距离比较近,交通方便。有什么风吹草动,要走进租界也很容易,这是景云里当时特殊的地位。

程绍蟾介绍,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方便。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也是很繁华的,是上海最大的日本侨民区。整个区有很多洋房和公寓楼,都非常漂亮,不亚于法租界的样子。

“中国第一条铁路就在我们家的后面,叫松沪铁路,就是后来的上海火车站。松沪铁路的第一站天通庵路,从我家走过去,可能走半个小时不到就到火车站了,那个地方也是很热闹的。”

“可以说从清朝一直到各路军阀政府,蒋介石还没有统一中国,这个地方也是最热闹的地方。原来称为“闸北”的地方,和四川北路完全相连。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驱逐了日本人,全部由国民党接收大员接收资产,只有5年的时间。蒋介石收回殖民地的治外法权。”

“四川北路是晚清以来到廿世纪九十年代上海最热闹的地方。”图为九十年代初四川北路海宁路口左边是百年老店长丰南北货店。(受访者提供)

“那么一打仗,就是上海战役(淞沪战役)开始的时候,那(商业发展)就停下来了。老蒋一打败,老共就开进上海,就把上海占领了,一直到现在。你说时间长吗?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这个地方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到了千禧年开始,完全改变了这些街道和繁华商业区的气质和文化经济。”

四川北路的没落

1998年,多伦路被扩建为文化名人街,很多房子被迫拆除。站在多伦路现代美术馆三楼的玻璃房,可以看到窗外,南面的整排石库门已被夷为平地,而紧贴着美术馆西面的建筑也正在被掏空。

程绍蟾说,“我有几张照片,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在多伦路、四川北路的口上,漂亮的不得了的大厦房子,以前当过埃及的使馆,也给拆了。四川北路一条路都叫他们拆光了,都搞光了,没有繁荣的景象。现在是萧条的不得了,以前人山人海。”

“美术馆以前的地方的洋楼非常漂亮。虹口区经济文化底子很好,政府没有远见。四川北路从外滩、苏州河开始到多伦路,以前是好得不得了,现在鬼都没有了。四川北路现在就是这样,你不是破坏公共财产吗?破坏文化吗?破坏经济吗?”

公益坊在四川北路的沿街房子。(受访者提供)

“他(当地政府)第一个想做多伦路文化街。那时候都是从香港来的小资本家,还有福建人,这些人投资,那么政府就发昏头脑,说有人出钱就好,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能做这件事情,全当光卖光。”

也是在这个时候,1999年,程绍蟾把以前和父母住的房子卖了,出钱买下景云里7号。到了2016年,当地政府要把景云里变成新天地,上海新天地是由香港瑞安集团投资的一个成功的地产案例。

“就是用上海的房子样式做一些生意,有些异国情调。”但程绍蟾认为这是不可效法的,不能拷贝的,“都叫我说中了。从海宁路改造开始,这就毁掉了。海宁路以前也是非常热闹的。”

“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四川北路是上百年的最繁华商业街。现在,四川北路已经彻底没戏,除了官司没有别的。淮海路、南京路拉的都是外国资本家投资,还保持昔日繁华,现在人家关门也很多。”她说。

在很多上海人眼中,四川北路的没落是有目共睹的。2020年4月,四川北路最后一家百货商店——巴黎春天宣布停业。之前关闭的百货商场包括第七百货、福海商厦、春天百货、东宝百货等等。关店潮中,商业持续衰退,连路边的住宅底商也关闭了不少。

究其原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种说法:南京路是给外地人逛的、淮海路是给有钱人逛的、四川北路是给老百姓逛的。

程绍蟾感叹,“这么几百米的以前繁荣得不得了的商业街,有四五个mall(购物中心),现在是mall也没人,你说那谁负责呢?不是政府要负责吗?你们怎么规划的?哪有这样的城市规划?”

“现在大规模的拆迁不敢搞了,土地财政已经是昨日黄花。因为没钱了,资本家不来了。就说这个地方开发不动了,没人来,拆迁是拆了,老百姓都赶走了,钱没了。因为资本嗅觉很灵敏了。”

2020年下半年,中共政府针对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提出了“三条红线”。“发展商信誉不好的,没有钱的,没有可持续性的,银行一律不借钱给他们。大部分所谓的发展商都是踩了红线的,所以那时候停下来。之前发展商可以造假项目骗,银行给他们钱。他们在银行和批项目、改造之间里面捞油水,非常腐败的。”她说。

(未完待续)

接下文:上海作家:四川北路的红色文化暴力(下)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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