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5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俞元旧金山报导）“当时，如果不是中共掺沙子，六四学生不会流血；如果当时能紧紧抓住民间与中共对话的机制进行下去，会更广泛的唤醒中国百姓的民主意识。”六四前夕，民运先驱徐文立反思中国当代民主运动时说。
徐文立，1978民主墙的参与和组织者，主编《四五论坛》；1998年中国民主党主要创建人；两次被中共判刑共28年；1993年、2002年，先后得到美国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特别营救；被BBC称为“中国异议人士之教父”。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34年了，想到当年为此牺牲生命的年轻学子和北京市民，我心里很沉痛，此时任何言语都是苍白的。纪念、追怀他们是非常应该的；深刻的反思，也能让未来的民主运动更健康地发展。”徐先生说。
中共对民运的渗透
徐文立告诉大纪元，他当时在狱中的电视上看到六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和中共政府长时间对峙，感到非常焦虑，希望中共能把他释放出去，到广场上去接承学生们的民主要求，希望学生们在适当的时候回到校园去。
徐文立出狱后，从多方渠道了解到，当年许多中共的党员、干部、积极分子，渗透到学生组织中去，用偏激的思想、言语，把学生往极端上推。该撤离的时候，他们鼓动学生要坚持；有学生想撤离，就有人加码地让他回到广场，给中共最终的镇压找到借口。
“中共对付民运有一句话：你们做，不如我来做。民运门槛很低，有许多中共的人渗透进来，打着民运的旗号，做中共要做的事情。”徐文立回忆起组建中国民主党的往事。
因为动议中国反对党，徐文立于1981年被捕，1993年被假释出狱。他以探亲访友的借口，走遍大半个中国，把各地民运人士、以前民主墙时代的人联合起来，筹备组建中国民主党。
1997年，徐文立建立了“空中民主墙”，对内外发声，为建党创立了舆论和组织基础；他和《路透社》驻京记者艾伯乐谈话时，提出“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的政治纲领；他和秦永敏发出了《告全国工人同胞书》。
“当时中共的个别人，嗅到了我们要组织反对党，抢先潜藏到我们的队伍中，博得了几乎是领袖的位置，形势非常严峻。1998年，浙江有一批正直的老民主墙人、八九六四年轻一代，毅然决然于6月25日，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
“当天，我连忙和武汉秦永敏通电话，告诉各省民运朋友，不要另外起名，依然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建党。这是一次29个省市的全国性的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西方各国主要报纸，都有关于中国民主党建立的报导，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徐文立说。
唤醒老百姓的民主意识
徐文立指出，89年，中共官方被迫与民间学生对话，如果那时能紧紧抓住这个对话机制，不急不躁、不卑不亢地，在不同层面与中共持续对话，就有可能在中国形成一个反对力量或民间力量，或有公共话题的一个场合存在，与中共博弈。
“当然，武装到牙齿的中共，是绝对不允许存在任何反对力量的，中共最终会撕毁谈判，但是中间过程会延续一段时间，能广泛启发百姓的民主意识与思考。”徐文立说。
他接着说：“民主社会有两个基石，一个是社会的高度自治；一个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自古就有这个基础，古代讲国权不下县，县城以下由宗族仕绅靠伦理、家训、族规来自治，老百姓只要向国家交粮交税就行了。”
徐文立表示，中共把“支部建立在连队上，村村有党支部”，建立了一整套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的监督管理体制，整个社会、整个人的思想，都被共产党严密控制了。
“中国当代的民主运动有两个时期：民主墙时代是启蒙时期；八九六四学生推动‘民主、科学、自由、人权和法治’，付出了无数的年轻生命代价，在中国的民主事业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徐先生说。
进退有节的战略战术
“搞民主，我那个时候的思路是潜移默化、水滴石穿，不要一上来就提一些过度的政治主张和口号，急性子吃不了热豆腐。”徐文立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民主墙运动时说。
1978年11月，徐文立开始主编《四五论坛》，以探讨、辩论及宣传民主化理论为主，兼有与民主宪政相关的时政热点话题，为民主墙第一份民办刊物。《四五论坛》1980年3月停刊，成为当年办刊时间最长、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民办刊物，为当时许多国人的民主思想，起到了启蒙作用。
“在中共30周年那天，我们在北京成功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不仅安全而返，还迫使政府作出允许‘星星美展’公开展出的让步，中国现代艺术从此登堂入室，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徐文立自豪地说。
1979年9月27日，追求表达自由精神的“星星美展”，被北京市政府取缔。10月1日，徐文立等人组织了一次“星星美展”示威游行。当天，示威群体举着正面为“维护宪法游行”、反面为“政治要民主，艺术要自由”的横幅，沿着长安街游行。国外记者和驻华外交人员则一路随行。
“游行遇到了警察的阻挡，最终到达了北京市委大楼的前门。我们提出了几点要求，工作人员答应转告上级。我宣告游行结束，大家安全撤离回家。”徐文立说。
事后徐文立获悉，当时如果再闹下去就会被镇压、被抓捕。那天驻北京所有的外国记者都发了消息，世界各大报刊、电视台，都头条报导了这件事情。
影响徐文立一生的家风
徐文立说：“我的爷爷奶奶过世很早。外公、外婆，父亲、母亲，他们的品德品行，对我这一生影响很大。”
清朝末年，徐文立外祖父做盐官时，发现与自己打交道的官员个个贪污。他说：“宁可回家教小孩子，做孩子王，也不做官。”于是，他就辞官回老家了。
“我虽然也没见过外祖父，但是我一辈子从事任何事情，包括政治运动，都不能有一点贪墨的思想和行为，这是外祖父给我的家教。”徐文立说。
徐文立的父亲徐裕文，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国军江西前线军医院任院长，抗日胜利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徐裕文年轻时从事学生运动，是当时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江苏代表，1931年《申报》报导过他。
徐裕文是一位非常温和的绅士，对护士、勤务兵，对谁都很温和，可是他令出如山。他在江西当军医院院长时规定：“盘尼西林”只能用于伤员，不能用于家属。结果他的三个孩子都病死了，其实孩子们只要打点“盘尼西林”，就会好起来的。
“我的外婆是我的人生导师，外婆和母亲都是博爱的人。”徐文立动情地说。他做任何事，跟任何人打交道，都会站在对方角度上思考，尊重别人，不去贬低别人。因为他一直记住外婆的一句话：“不做姑子，不知头冷”。
长江流域冬天比较冷，那个时代的姑子（尼姑）用很差的毛线钩织一个帽子，或用破布缝补一个帽子戴在头上。光头带这么一个帽子，看起不太雅。年轻人就嘲笑她们“带着这么一个破帽子”，他们是“不做姑子，不知头冷”啊！
徐文立讲：“尊重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独立性，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政治运动的三个必备条件
最后，徐文立总结了严格意义的政治运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二、相对比较稳定的正派的健全的领导体制；三、正确的战略战术。
他指出：“一场政治运动或中国的未来，如果没有一套理论，是不能走向正确的方向。今后的理论不应该是阶级斗争、人与人斗、政党斗政党的理论，应该有一个全新的、博爱的理论。”
徐文立撰写的《人类正常社会秩序论》，有三个被称为常识的思想原则。
一、“人，生而平等”，这是天赋人权，从而贡献终结专制社会；
二、“人，生而有差异”，这是上帝的安排。群居人类，有差异才能有分工；没有分工，人类无法生存下去。从而贡献结束绝对平均主义；
三、“人，生而不完美”，特别“管住”社会管理者，从而贡献成为法治社会的基石。◇
责任编辑：李曜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