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5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俞元舊金山報導）「當時，如果不是中共摻沙子，六四學生不會流血；如果當時能緊緊抓住民間與中共對話的機制進行下去，會更廣泛的喚醒中國百姓的民主意識。」六四前夕，民運先驅徐文立反思中國當代民主運動時說。
徐文立，1978民主牆的參與和組織者，主編《四五論壇》；1998年中國民主黨主要創建人；兩次被中共判刑共28年；1993年、2002年，先後得到美國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的特別營救；被BBC稱為「中國異議人士之教父」。
「六四事件已經過去34年了，想到當年為此犧牲生命的年輕學子和北京市民，我心裡很沉痛，此時任何言語都是蒼白的。紀念、追懷他們是非常應該的；深刻的反思，也能讓未來的民主運動更健康地發展。」徐先生說。
中共對民運的滲透
徐文立告訴大紀元，他當時在獄中的電視上看到六四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和中共政府長時間對峙，感到非常焦慮，希望中共能把他釋放出去，到廣場上去接承學生們的民主要求，希望學生們在適當的時候回到校園去。
徐文立出獄後，從多方渠道了解到，當年許多中共的黨員、幹部、積極分子，滲透到學生組織中去，用偏激的思想、言語，把學生往極端上推。該撤離的時候，他們鼓動學生要堅持；有學生想撤離，就有人加碼地讓他回到廣場，給中共最終的鎮壓找到藉口。
「中共對付民運有一句話：你們做，不如我來做。民運門檻很低，有許多中共的人滲透進來，打著民運的旗號，做中共要做的事情。」徐文立回憶起組建中國民主黨的往事。
因為動議中國反對黨，徐文立於1981年被捕，1993年被假釋出獄。他以探親訪友的藉口，走遍大半個中國，把各地民運人士、以前民主牆時代的人聯合起來，籌備組建中國民主黨。
1997年，徐文立建立了「空中民主牆」，對內外發聲，為建黨創立了輿論和組織基礎；他和《路透社》駐京記者艾伯樂談話時，提出「結束一黨專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權自由，重塑憲政民主」的政治綱領；他和秦永敏發出了《告全國工人同胞書》。
「當時中共的個別人，嗅到了我們要組織反對黨，搶先潛藏到我們的隊伍中，博得了幾乎是領袖的位置，形勢非常嚴峻。1998年，浙江有一批正直的老民主牆人、八九六四年輕一代，毅然決然於6月25日，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黨。
「當天，我連忙和武漢秦永敏通電話，告訴各省民運朋友，不要另外起名，依然以中國民主黨的名義建黨。這是一次29個省市的全國性的行動，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西方各國主要報紙，都有關於中國民主黨建立的報導，產生了巨大的國際影響力。」徐文立說。
喚醒老百姓的民主意識
徐文立指出，89年，中共官方被迫與民間學生對話，如果那時能緊緊抓住這個對話機制，不急不躁、不卑不亢地，在不同層面與中共持續對話，就有可能在中國形成一個反對力量或民間力量，或有公共話題的一個場合存在，與中共博弈。
「當然，武裝到牙齒的中共，是絕對不允許存在任何反對力量的，中共最終會撕毀談判，但是中間過程會延續一段時間，能廣泛啟發百姓的民主意識與思考。」徐文立說。
他接著說：「民主社會有兩個基石，一個是社會的高度自治；一個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中國自古就有這個基礎，古代講國權不下縣，縣城以下由宗族仕紳靠倫理、家訓、族規來自治，老百姓只要向國家交糧交稅就行了。」
徐文立表示，中共把「支部建立在連隊上，村村有黨支部」，建立了一整套從上到下、無所不在的監督管理體制，整個社會、整個人的思想，都被共產黨嚴密控制了。
「中國當代的民主運動有兩個時期：民主牆時代是啟蒙時期；八九六四學生推動『民主、科學、自由、人權和法治』，付出了無數的年輕生命代價，在中國的民主事業中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徐先生說。
進退有節的戰略戰術
「搞民主，我那個時候的思路是潛移默化、水滴石穿，不要一上來就提一些過度的政治主張和口號，急性子吃不了熱豆腐。」徐文立回憶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民主牆運動時說。
1978年11月，徐文立開始主編《四五論壇》，以探討、辯論及宣傳民主化理論為主，兼有與民主憲政相關的時政熱點話題，為民主牆第一份民辦刊物。《四五論壇》1980年3月停刊，成為當年辦刊時間最長、受眾最多、影響最大的民辦刊物，為當時許多國人的民主思想，起到了啟蒙作用。
「在中共30周年那天，我們在北京成功組織了一場示威遊行，不僅安全而返，還迫使政府作出允許『星星美展』公開展出的讓步，中國現代藝術從此登堂入室，現在想起來都不可思議。」徐文立自豪地說。
1979年9月27日，追求表達自由精神的「星星美展」，被北京市政府取締。10月1日，徐文立等人組織了一次「星星美展」示威遊行。當天，示威群體舉著正面為「維護憲法遊行」、反面為「政治要民主，藝術要自由」的橫幅，沿著長安街遊行。國外記者和駐華外交人員則一路隨行。
「遊行遇到了警察的阻擋，最終到達了北京市委大樓的前門。我們提出了幾點要求，工作人員答應轉告上級。我宣告遊行結束，大家安全撤離回家。」徐文立說。
事後徐文立獲悉，當時如果再鬧下去就會被鎮壓、被抓捕。那天駐北京所有的外國記者都發了消息，世界各大報刊、電視臺，都頭條報導了這件事情。
影響徐文立一生的家風
徐文立說：「我的爺爺奶奶過世很早。外公、外婆，父親、母親，他們的品德品行，對我這一生影響很大。」
清朝末年，徐文立外祖父做鹽官時，發現與自己打交道的官員個個貪污。他說：「寧可回家教小孩子，做孩子王，也不做官。」於是，他就辭官回老家了。
「我雖然也沒見過外祖父，但是我一輩子從事任何事情，包括政治運動，都不能有一點貪墨的思想和行為，這是外祖父給我的家教。」徐文立說。
徐文立的父親徐裕文，抗戰時期在國民政府國軍江西前線軍醫院任院長，抗日勝利後被授予少將軍銜。徐裕文年輕時從事學生運動，是當時的全國學生聯合會江蘇代表，1931年《申報》報導過他。
徐裕文是一位非常溫和的紳士，對護士、勤務兵，對誰都很溫和，可是他令出如山。他在江西當軍醫院院長時規定：「盤尼西林」只能用於傷員，不能用於家屬。結果他的三個孩子都病死了，其實孩子們只要打點「盤尼西林」，就會好起來的。
「我的外婆是我的人生導師，外婆和母親都是博愛的人。」徐文立動情地說。他做任何事，跟任何人打交道，都會站在對方角度上思考，尊重別人，不去貶低別人。因為他一直記住外婆的一句話：「不做姑子，不知頭冷」。
長江流域冬天比較冷，那個時代的姑子（尼姑）用很差的毛線鉤織一個帽子，或用破布縫補一個帽子戴在頭上。光頭帶這麼一個帽子，看起不太雅。年輕人就嘲笑她們「帶著這麼一個破帽子」，他們是「不做姑子，不知頭冷」啊！
徐文立講：「尊重所有的人，每一個人有自己的獨立性，這才是真正的民主。」
政治運動的三個必備條件
最後，徐文立總結了嚴格意義的政治運動，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正確的理論作指導；二、相對比較穩定的正派的健全的領導體制；三、正確的戰略戰術。
他指出：「一場政治運動或中國的未來，如果沒有一套理論，是不能走向正確的方向。今後的理論不應該是階級鬥爭、人與人鬥、政黨鬥政黨的理論，應該有一個全新的、博愛的理論。」
徐文立撰寫的《人類正常社會秩序論》，有三個被稱為常識的思想原則。
一、「人，生而平等」，這是天賦人權，從而貢獻終結專制社會；
二、「人，生而有差異」，這是上帝的安排。群居人類，有差異才能有分工；沒有分工，人類無法生存下去。從而貢獻結束絕對平均主義；
三、「人，生而不完美」，特別「管住」社會管理者，從而貢獻成為法治社會的基石。◇
責任編輯：李曜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