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紀念日前夕 專訪「民運先驅」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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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3年05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俞元舊金山報導)「當時,如果不是中共摻沙子,六四學生不會流血;如果當時能緊緊抓住民間與中共對話的機制進行下去,會更廣泛的喚醒中國百姓的民主意識。」六四前夕,民運先驅徐文立反思中國當代民主運動時說。

徐文立,1978民主牆的參與和組織者,主編《四五論壇》;1998年中國民主黨主要創建人;兩次被中共判刑共28年;1993年、2002年,先後得到美國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的特別營救;被BBC稱為「中國異議人士之教父」。

1979年徐文立在北京「西單民主牆」,出售民辦刊物《四五論壇》。(徐文立提供)

「六四事件已經過去34年了,想到當年為此犧牲生命的年輕學子和北京市民,我心裡很沉痛,此時任何言語都是蒼白的。紀念、追懷他們是非常應該的;深刻的反思,也能讓未來的民主運動更健康地發展。」徐先生說。

中共對民運的滲透

徐文立告訴大紀元,他當時在獄中的電視上看到六四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和中共政府長時間對峙,感到非常焦慮,希望中共能把他釋放出去,到廣場上去接承學生們的民主要求,希望學生們在適當的時候回到校園去。

徐文立出獄後,從多方渠道了解到,當年許多中共的黨員、幹部、積極分子,滲透到學生組織中去,用偏激的思想、言語,把學生往極端上推。該撤離的時候,他們鼓動學生要堅持;有學生想撤離,就有人加碼地讓他回到廣場,給中共最終的鎮壓找到藉口。

「中共對付民運有一句話:你們做,不如我來做。民運門檻很低,有許多中共的人滲透進來,打著民運的旗號,做中共要做的事情。」徐文立回憶起組建中國民主黨的往事。

因為動議中國反對黨,徐文立於1981年被捕,1993年被假釋出獄。他以探親訪友的藉口,走遍大半個中國,把各地民運人士、以前民主牆時代的人聯合起來,籌備組建中國民主黨。

1997年,徐文立建立了「空中民主牆」,對內外發聲,為建黨創立了輿論和組織基礎;他和《路透社》駐京記者艾伯樂談話時,提出「結束一黨專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權自由,重塑憲政民主」的政治綱領;他和秦永敏發出了《告全國工人同胞書》。

「當時中共的個別人,嗅到了我們要組織反對黨,搶先潛藏到我們的隊伍中,博得了幾乎是領袖的位置,形勢非常嚴峻。1998年,浙江有一批正直的老民主牆人、八九六四年輕一代,毅然決然於6月25日,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黨。

「當天,我連忙和武漢秦永敏通電話,告訴各省民運朋友,不要另外起名,依然以中國民主黨的名義建黨。這是一次29個省市的全國性的行動,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西方各國主要報紙,都有關於中國民主黨建立的報導,產生了巨大的國際影響力。」徐文立說。

喚醒老百姓的民主意識

徐文立指出,89年,中共官方被迫與民間學生對話,如果那時能緊緊抓住這個對話機制,不急不躁、不卑不亢地,在不同層面與中共持續對話,就有可能在中國形成一個反對力量或民間力量,或有公共話題的一個場合存在,與中共博弈。

「當然,武裝到牙齒的中共,是絕對不允許存在任何反對力量的,中共最終會撕毀談判,但是中間過程會延續一段時間,能廣泛啟發百姓的民主意識與思考。」徐文立說。

他接著說:「民主社會有兩個基石,一個是社會的高度自治;一個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中國自古就有這個基礎,古代講國權不下縣,縣城以下由宗族仕紳靠倫理、家訓、族規來自治,老百姓只要向國家交糧交稅就行了。」

徐文立表示,中共把「支部建立在連隊上,村村有黨支部」,建立了一整套從上到下、無所不在的監督管理體制,整個社會、整個人的思想,都被共產黨嚴密控制了。

「中國當代的民主運動有兩個時期:民主牆時代是啟蒙時期;八九六四學生推動『民主、科學、自由、人權和法治』,付出了無數的年輕生命代價,在中國的民主事業中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徐先生說。

進退有節的戰略戰術

「搞民主,我那個時候的思路是潛移默化、水滴石穿,不要一上來就提一些過度的政治主張和口號,急性子吃不了熱豆腐。」徐文立回憶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民主牆運動時說。

1978年11月,徐文立開始主編《四五論壇》,​以探討、辯論及宣傳民主化理論為主,兼有與民主憲政相關的時政熱點話題,為民主牆第一份民辦刊物。《四五論壇》1980年3月停刊,成為當年辦刊時間最長、受眾最多、影響最大的民辦刊物,為當時許多國人的民主思想,起到了啟蒙作用。

徐文立1978年主編的《四五論壇》第14期。(徐文立提供)

「在中共30周年那天,我們在北京成功組織了一場示威遊行,不僅安全而返,還迫使政府作出允許『星星美展』公開展出的讓步,中國現代藝術從此登堂入室,現在想起來都不可思議。」徐文立自豪地說。

1979年9月27日,追求表達自由精神的「星星美展」,被北京市政府取締。10月1日,徐文立等人組織了一次「星星美展」示威遊行。當天,示威群體舉著正面為「維護憲法遊行」、反面為「政治要民主,藝術要自由」的橫幅,沿著長安街遊行。國外記者和駐華外交人員則一路隨行。

「遊行遇到了警察的阻擋,最終到達了北京市委大樓的前門。我們提出了幾點要求,工作人員答應轉告上級。我宣告遊行結束,大家安全撤離回家。」徐文立說。

1979年10月1日,徐文立参与領導《星星美展》遊行,《美國新聞週刊》刊登的圖片。左王克平、左中徐文立、中馬德升、右楊靖。(徐文立提供)

事後徐文立獲悉,當時如果再鬧下去就會被鎮壓、被抓捕。那天駐北京所有的外國記者都發了消息,世界各大報刊、電視臺,都頭條報導了這件事情。

影響徐文立一生的家風

徐文立說:「我的爺爺奶奶過世很早。外公、外婆,父親、母親,他們的品德品行,對我這一生影響很大。」

清朝末年,徐文立外祖父做鹽官時,發現與自己打交道的官員個個貪污。他說:「寧可回家教小孩子,做孩子王,也不做官。」於是,他就辭官回老家了。

「我雖然也沒見過外祖父,但是我一輩子從事任何事情,包括政治運動,都不能有一點貪墨的思想和行為,這是外祖父給我的家教。」徐文立說。

徐文立的父親徐裕文,抗戰時期在國民政府國軍江西前線軍醫院任院長,抗日勝利後被授予少將軍銜。徐裕文年輕時從事學生運動,是當時的全國學生聯合會江蘇代表,1931年《申報》報導過他。

徐裕文是一位非常溫和的紳士,對護士、勤務兵,對誰都很溫和,可是他令出如山。他在江西當軍醫院院長時規定:「盤尼西林」只能用於傷員,不能用於家屬。結果他的三個孩子都病死了,其實孩子們只要打點「盤尼西林」,就會好起來的。

「我的外婆是我的人生導師,外婆和母親都是博愛的人。」徐文立動情地說。他做任何事,跟任何人打交道,都會站在對方角度上思考,尊重別人,不去貶低別人。因為他一直記住外婆的一句話:「不做姑子,不知頭冷」。

長江流域冬天比較冷,那個時代的姑子(尼姑)用很差的毛線鉤織一個帽子,或用破布縫補一個帽子戴在頭上。光頭帶這麼一個帽子,看起不太雅。年輕人就嘲笑她們「帶著這麼一個破帽子」,他們是「不做姑子,不知頭冷」啊!

徐文立講:「尊重所有的人,每一個人有自己的獨立性,這才是真正的民主。」

2021年徐文立在美國羅德島州。(徐文立提供)

政治運動的三個必備條件

最後,徐文立總結了嚴格意義的政治運動,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正確的理論作指導;二、相對比較穩定的正派的健全的領導體制;三、正確的戰略戰術。

他指出:「一場政治運動或中國的未來,如果沒有一套理論,是不能走向正確的方向。今後的理論不應該是階級鬥爭、人與人鬥、政黨鬥政黨的理論,應該有一個全新的、博愛的理論。」

徐文立撰寫的《人類正常社會秩序論》,有三個被稱為常識的思想原則。

一、「人,生而平等」,這是天賦人權,從而貢獻終結專制社會;
二、「人,生而有差異」,這是上帝的安排。群居人類,有差異才能有分工;沒有分工,人類無法生存下去。從而貢獻結束絕對平均主義;
三、「人,生而不完美」,特別「管住」社會管理者,從而貢獻成為法治社會的基石。◇

責任編輯:李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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