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辩系列(一)

惠虎宇:以中华传统史观论谁是民国国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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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08月12日讯】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完整信史纪录的古老国家,中国人记载历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以史为鉴,让后人能从中借鉴修齐治平的经验与教训,因此,准确描述历史事实和维护看待历史的传统价值观,对中国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春秋时代,齐国史官为了真实记载大夫崔杼杀害国君的事件,一天之内接连有三位史官被崔杼杀害,而第四位史官依然坚持如实记载这次弑君事件,最终崔杼被这种精神所折服,放弃了对史官的干涉。

孔子整理《春秋》不是为了普及历史知识,而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梳理历史事件,给予正确评价,重塑华夏的正统历史观。“春秋大义”随后沉淀为华夏民族看待历史的集体价值观,“春秋笔法”也因此成为独立于王权之外的道德评判权,是上至君臣、下至黎庶,人人都敬畏的舆论力量,也是中国人信奉的天道法则在世间的一种体现。毛泽东一生肆意胡为,不愿受任何约束,但是在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后,刘少奇对他说“人相食,要上书的”(被记载进史书),毛泽东也很忌惮,后面的经济政策不得不有所松动和让步。

另一方面,搞乱中国人对历史的集体记忆和传统史观,也是乱臣贼子们试图逃避史书谴责的一贯作法,中共正是这样的乱臣贼子,也是中国历史上篡改历史最严重的一个伪政权。

1949年中共武装叛乱推翻了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后,这个外来的马列邪教政权为了将自己树立为正统,随后对中国历史进行了一系列的歪曲和篡改,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中共将中华民国描述为一个黑暗的旧中国,而将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定性为新中国。与此相伴随的是将孙中山从创建民国的革命导师贬低为革命的先行者,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偷梁换柱,编造出一个并不存在所谓“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认为自己是孙中山革命路线(新三民主义)的真正继承者。

进入90年代后,中共在喉舌媒体上利用御用学者对孙中山进行了三波攻击,第一波是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第二波是公开否定孙中山、吹捧袁世凯;第三波是造谣抹黑,直接对孙中山进行人身攻击。

在中共喉舌的这三波舆论攻击中,受到中共抛出的假历史资料的影响,网路上出现了彻底否定孙中山并将袁世凯奉为中华民国国父的观点,中华民国的历史出现了空前的大混乱。

从创建中华民国的革命阶段 看孙中山的历史地位

谁是一个国家的国父,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中华民国而言,只需看看谁对创立中华民国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这些贡献包括提出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纲领,组建推翻满清的主要革命组织,拟定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路线,对中华民国国家体制的构建提供理论框架和可行性操作程序,并且最终获得了成功。很显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孙中山一人是符合以上标准的。

孙中山晚年照(1924 年)。(公有领域)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纲,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反清的革命党。1895年10月26日,兴中会举行了第一次广州起义,打响了晚清革命党武装推翻清政府的第一枪。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党在日本合并为同盟会,孙中山任同盟会总理,成为晚清最大革命党的领袖。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这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的来源。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同盟会刊物《民报》发刊词上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从此成为创建中华民国的理论纲领。1906年12月,孙中山于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庆祝《民报》创刊一周年的纪念会上,第一次提出“五权宪法”的概念,这是对民权主义的具体化。

在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阶段,孙中山无疑是这场革命的领军人物,他既是革命党的创始人,也是革命纲领和革命理论的创建者,是中华民国国号的注册人,也是中华民国国家体制的创立者。孙中山在革命阶段的这些功勋和历史地位显然是无可动摇的。

从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看孙中山的历史地位

1911年10月10日晚上,辛亥革命爆发,同盟会发动的武昌起义意外获得成功,第二天上午,战斗结束,武昌城落入同盟会之手,但是领导起义的都是低阶军官,起义军面临群龙无首的严重问题。在11日由蔡济民(大概是排长级别)主持的会议上,大家达成一项共识:大意是武昌起义初战告捷,当务之急是通电全国让各省响应,但是我们必须得找一个能让各省信服的领袖来号令天下,否则其它省份会认为我们的革命只是一场普通士兵的兵变,我们就无法在道义上立足,革命军就会因为群龙无首而会陷入内乱并瓦解。最终革命党人“胁迫”黎元洪来主持大局,黎元洪这位湖北清军的第二号人物就这样被迫成为武昌义军的领袖。11日晚上,革命军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从武昌起义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军人在前线冲锋陷阵与拥有一位能号令天下的革命领袖,都是一场革命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领袖的重要性在随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中再次体现出来,并将孙中山在创建中华民国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彰显。

1911年10月10日晚上,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获得成功,推翻了两千年历史的帝制。图为武昌起义中的起义军炮兵。(公有领域)

武昌起义成功后的二十天内,湖南、陕西、山西纷纷宣布独立,北京附近的滦州还发生了要求清政府立宪的兵变,这极大的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10月底,清政府不得不再次请出已经被革职的袁世凯来挽回败局,并给予袁世凯军政大权。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与南方革命军在武汉经过激烈的武力较量后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双方随后展开了和谈,希望不诉诸武力来达成一个在中国实现宪政的妥协方案。

袁世凯是戊戌变法之后晚清立宪派的领军人物,作为大清的臣子,他的理想是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自己做掌握实权的内阁总理。但是南方革命党最坚定的意志就是驱逐鞑虏,恢复汉人江山,坚持满清皇帝必须退位。

和谈期间,革命形势继续发展,截至1911年底,已经有15个省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在此期间,南方革命党也在为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积极筹备,其中武汉、上海、南京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都想让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设立在自己的地盘上,两人互不相让,最后双方达成妥协,既不是武汉,也不是上海,大家去南京组建中央政府。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上,黎元洪和黄兴互相争夺,难分高下,最终,孙中山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僵局。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人在美国,直到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才抵达上海。在回到中国的几天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反对孙中山的人认为,孙中山没有参加辛亥革命,但是摘了辛亥革命的桃子。其实,这个过程恰恰说明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无人能及,无论是为革命起义出生入死的黄兴,还是武昌首义后领导鄂军都督府号令天下的黎元洪,在革命阵营中,都无法成为那个最大的公约数,只有孙中山才能成为各派系公认的中华民国第一领袖。孙中山不但是中华民国国号的创立者,是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党的创立者,也是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真正创立者。从此刻开始,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地位事实上已经奠定。

从促成清帝退位 看孙中山的历史地位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相当于在南北和谈中断了坚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的退路,中华民国的共和体制已经生米做成熟饭。

有一种观点认为,袁世凯是缔造中华民国的最大功臣,因为掌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凯如果不同意共和体制,坚持要君主立宪的话,如果因此和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开战的话,那么中华民国一定会失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袁世凯为何不挥军南下,用武力打出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君主立宪国家呢?这个时候清政府的军政大权都在自己手上,皇权已经式微,自己梦寐以求的由内阁总理掌控政府权力的君主立宪制不是就摆在眼前吗?

袁世凯没有这么做,恰恰是因为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得推翻满清已成为全国共识,不但革命党人意志坚决,就连势力强大的各省立宪派也要求抛弃满清,建立共和。袁世凯如果逆历史潮流而动,坚决要保满清实施君主立宪,那么袁世凯能担保北洋军始终跟自己站在一条阵线吗?另一方面,15省的革命风暴,仅仅依靠北洋军能一个个扑灭吗?在清朝已经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北洋军打仗的军费从哪里来?所以袁世凯面临的局面其实也只剩一个选项,那就是接受中华民国的既成事实,将清政府作为手中的一块筹码,以寻求自己在未来中华民国共和体制下的利益最大化。

在革命党这边,南京临时政府也面临财政困境,为了尽早实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革命目标,革命党人也不想和袁世凯开战。退位让贤,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以最小代价达成共和,实现革命目标,对革命党来说也是最优选项。

于是孙中山放弃了中华民国总统职位,袁世凯放弃了君主立宪下的内阁总理的梦想,最终促成了清朝的终结。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中华民国成为辛亥革命的最后赢家。

孙中山放弃中华民国总统职位,袁世凯放弃君主立宪下的内阁总理的梦想,最终促成了清朝的终结,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图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前的孙中山铜像。(Liu Jin / AFP / Getty Images)

从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来看,中华民国取代大清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纵然拥有北洋军的袁世凯也无法以一己之力进行抗拒。在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建立的过程中,袁世凯并非局势的真正掌控者,袁世凯的最后选择只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爆发造成的革命形势,如果不是因为清皇室需要一根救命稻草的话,袁世凯将一直是一个被满清罢黜的山野闲人,将很难有机会再次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如果清政府在垮台之前没有启用袁世凯,清政府有可能崩溃得更快,结局也将更悲惨。袁世凯的出现使清政府得以体面下台,并获得了优待条件。同时清政府也将自己作为筹码为袁世凯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总统的职位,清政府和袁世凯之间实际上是互相帮了一把,互惠互利。

袁世凯要废除中华民国、建立中华帝国的逆历史潮流的操作,把中华民国拖入了新的内乱。图为袁世凯于1913年10月10日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各国驻中使节觐见合影。(公有领域)

1912年2月13日,在清帝退位后的第二天,袁世凯向南京临时政府发电文:“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由此可见,清帝退位,辛亥革命的最终成功,并不是袁世凯的功劳,归根溯源是孙中山的功劳。发动这场革命的倡导者是孙中山,从1894年11月24日成立兴中会开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不断积累力量,最终主导了晚清历史的走向。辛亥革命是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历程中最高潮的部分,是以孙中山为革命领袖汇集全国革命力量而造就的历史大潮。孙中山是这股历史大潮的开创人,而袁世凯只是顺从者和助推人。

袁世凯通过出卖清政府而获得了辛亥革命的最大红利,但是,仅仅三年后,袁世凯就违背“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承诺,要取消共和体制,回到自己所衷情的君主立宪政体,要废除中华民国,建立中华帝国。这波逆历史潮流的操作不但使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获得的利益丧失殆尽,也把中华民国拖入了新的内乱。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安得相比,其间可容数人。

——转载自《新纪元》

责任编辑:连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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