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魔传（2）

第二章 拒宪政孙文让贤 迎共和宣统退位

上文说到，正值南北双方谈判之际，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突然回国。因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革命目的，断难同意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

自倡导革命以来，孙中山多次被清政府驱逐，故长期旅居海外。其革命行动主要是向外国政要、海外华侨宣传其政治主张，并为革命党募捐资金，同时遥控指挥国内革命党的行动。就在武昌起义之前，在去美国丹佛的路上，孙中山收到了黄兴发来的电报，内容为：“武昌革命党人已发动起义，请速汇款并亲临指挥”。

看到电报后，孙不由担心此次起义的前途：近几年所筹款项已减少，自己手里并没有太多的资金。此次去丹佛就是去对当地华人演讲、募捐。缺乏资金，起义行动就会大打折扣，就会有失败的危险。他随即给黄兴复电，建议推迟武昌起义的时间。没想到两天后，在丹佛的一家餐厅里，孙从报纸上得知起义军占领武汉的消息，不由心情大振，遂于10月20日获准向美国政府介绍起义全部经过，并要求美国政府给予全面支持。归国途中，孙绕道英、法，亦试图争取两国的支持。但美、英、法等国态度模糊，只表示断绝跟清政府的联系，却并未明确表达对革命党的支持。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取道香港抵达上海。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到码头迎接。当天晚上，孙中山住在陈其美家里。

黄兴，字克强，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人，辛亥革命时期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常引为第一知交。宋教仁，湖南常德桃源人，字钝初，号渔父，有中国“宪政之父”之称号。曾主持第一次改组国民党，是民国初期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陈其美，同盟会元老，与孙中山为结拜兄弟，对其极是忠心。曾任沪军都督，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继承了他的事业，在此后的国民政府中亦是响当当的人物。

当天晚上，孙中山召集黄兴、宋教仁等议事。孙开门见山道：“我起义军已得江南半壁江山，成立国民政府以统领各省应是最紧要之事”。

黄兴言道：“纵观南方革命党阵营，只有我同盟会有资格组阁政府。只是各省督军各自为政，难以管理，组建国民政府实属不易。今总理回国，我们宜早定大计”。

黄兴直言是有所指的。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1911年12月11日，17省代表来到南京，商讨组建临时政府事宜。但革命党对总统人选产生分歧：以督军派推举黎元洪，而革命党派则支持黄兴，双方一直争执不下。至15日，忽闻袁世凯已答应共和，代表们商议对袁世凯虚位以待，条件就是清廷退位。

如今孙中山回国，其在革命党中的威信非黄兴可比，大总统人选发生变数。

经过商议，孙、黄等决定再次召集各省代表会议，成立中华民国政府以对抗北方政权。

1911年11月29日，南方十七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林森为国民议会会长，参议院则由南方各省代表组成。

临时政府下设各行政部，大部分由南方革命党人担任，而代表北方则寥寥无几。孙的左膀右臂黄兴、宋教仁分别担任陆军部总长和法制局局长。

但南北谈判代表伍庭芳、唐绍仪仍在谈判，并于11月29日达成协议：召开国民议会“决定国体问题”。在30日的会谈中，伍庭芳直接告知唐绍仪：本月初十日（29日)，十七省代表在宁开会，已选举临时大总统，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毋庸再开国民会议。

也就是说，南方诸代表于11月29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却并未通知北方袁世凯一方。

闻之南京擅自选举临时政府大总统，袁当即大怒：明明已答应我总统之位，却在未告知的情况下选举临时政府大总统，太不把我袁氏放在眼里了。遂撕毁双方业已达成的协议，公开表示：南北双方达成的协议未经本人同意，乃是无效协议。后又召回唐绍仪，令前线清军炮击武昌，并发电质问伍庭芳：“国体问题既有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且与前意相悖，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军中将领段棋瑞、冯国璋亦联络北洋军官，通电反对共和，表示要为君主立宪“奋力战斗”。

眼看形势有变，选举后的第三天，孙给袁世凯去电：

北京袁总理鉴：

文日前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苦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认，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对孙中山的承诺，袁世凯哪能轻易相信。多次密电质询南方，以探孙中山让位之虚实。但南方的回答非常干脆：清廷倒台，立即让位。

和谈继续进行，但双方对立情绪明显，谈判已徒添难度。

1912年1月1日，孙在南京正式就职，并宣读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义，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孙中山到底是不是真心让位，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大概没有人会没理由地主动让出权力，孙中山也同样不会轻易让位。一则孙领导的革命党历尽艰辛，即将完成“驱除鞑虏”革命目标，还将面对建设民主共和国之重任，怎能甘心让位于袁氏；二则袁世凯身为清廷忠臣，其执政理念很难与革命党保持一致；从孙氏的誓言中看，其“解临时大总统”也是有条件的，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

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向美、英、德、法、日等国家通报，冀求这些国家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均未得到答复，提出的借款要求同样没得到回应。

缺钱，是孙中山面临的最大问题。

根据估算，民国政府的每年运转经费至少需一亿两千万，但政府收入只有计划中的四千万元，包括盐税、关税等。但这些税费却难以收缴；临时政府未成立前，各地总督、头领尚想法筹措经费，但政府成立后，争着向中央政府伸手，请求军费拨款，否则难以调遣；政府决定发行公债，但老百姓不买账 ，根本就没人购买，甚至还出现多个城市的罢市现象。

不得已，孙中山又把目光转向日本，直接携秘书长胡汉民同日本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会谈，但均未成功。

严重的财政危机，始终像大山一样压得孙中山喘不过气来：政府没有钱，正常活动无法进行：各独立省督军不听调遣；部长老总们辞职的辞职、养病的养病，政府几乎瘫痪；汪精卫公开支持袁世凯当大总统；交通总长汤寿潜仅参与几次会议，就躲进上海租界不问政事；内政部长程德全称病住进上海医院休养生息;有一次召开临时政府会议，出席者竟不到三分之一；章太炎、汪精卫则公开支持袁世凯。

从《孙中山全集》中可看出他当时的无奈：“当时党员虽多，声势浩大，但内部意见纷争，步骤混乱。既缺乏团结自治的精神，又无奉令承教的美德，这使得党魁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而党员们则如同散沙一般。” 据透露，后来的孙夫人宋庆龄也曾问及让位之事，孙答曰：“如果我不退让，那么即便是今天的假共和也不会有。因为当时革命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想法，其势将不可压，我害怕再出现自相残杀的战争，故退让于袁氏”。根据当时革命党人的情形来看，此说可信度颇高。

事已如此，孙中山公开发文：“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跟就职誓言相比，孙明显降低了“解职”条件。

此时的袁世凯，亦陷两难境地：孙中山宣布共和，已使君主立宪难以实现，自己愧对朝廷和太后嘱托，且大清的遗老遗少们必定反对。而今孙中山以总统之职相邀，中国之未来，全系自己一念之间。

不隔几日，南方诸省再发联名通电：只要袁世凯使清庭退位，即刻支持其就任民国大总统。袁终于下定决心：清朝覆灭在即，君主立宪已死。而自己任民国大总统之职，似可为之，且相比之下，已是最为可行。

不得已，袁世凯未和清庭商议，直接指示唐绍仪接受共和，并嘱：清朝退位可以，但有两个条件：一是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二是对清室有相当之优待。

此时的朝廷上下，更是惶恐不可终日。自隆裕太后垂帘听政，每天都有朝廷大员上书或觐见：不能愧对祖先，大清不可退位等。大臣良弼、铁良、载涛等人，便是反对清庭退位的代表。他们组建了宗社党，公开提出罢免袁世凯，成立“战时皇族内阁”。1912年1月16日，良弼突遭革命党人彭家珍暗杀，宗社党一干人等纷纷收拾财物逃出北京。怪不得大清要灭亡，那些遗老遗少们，一个炸弹就吓跑了，还保护什么大清荣耀？良弼临死前说：“我死，大清亡矣！”

此时的隆裕太后仍犹豫不决。袁世凯决定最后一击。

一日，隆裕太后接到一公开函，但见纸上写着： “内阁军咨陆军并各王大臣钧鉴：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共和思想已深入将士之心，将领颇有不可遏之势。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及看到后面署名，第一个便是段祺瑞，随后依次署列，四十多位署名者几乎全是大清军事主官。

知道大势已去，再拖下去恐生事端，太后遂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清室退位。太后嘘唏言道：“时至今日，大事去矣。民军以死争共和，非达目的不止。吾苦心焦思，终不得一良策，以挽回大局。” 且嘱袁世凯道：“退位之事，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

至此，清帝逊位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

昱日，太后再次召开会议。袁世凯禀告南北议和之细节，并呈上协议内容，遂长跪不起，痛哭失声，自称愧对大清与太后恩德。太后亦呜咽道：“我母子二人，悬诸卿手，卿须好好办理，总教我母子得全，皇族无恙，我也不能顾及列祖列宗了。但我朝二百余年之基业，竟丧失于吾手，真令人死不瞑目”。见载询、奕劻等在优待条款上逐字计较，却恼动不已：“大事已去，争一些小节，亦属无益。我列祖列宗创造经营，得了中国一统江山，煞是艰苦，不意传到我辈子孙，无才无力，江山让与别人，教我如何对得住先人呢？”那隆裕太后说得极是：江山都丢了，还争些仨瓜俩枣有什么用?

1912年2月12日，清庭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正式宣布清帝逊位。随后，御前太监将张謇起草的逊位诏书递给了隆裕太后。谕云：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平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逊位诏书盖印之后，隆裕亲自交给胡惟德，然后内阁诸大臣签名副署，太后遂带着溥仪掩面而去。因自责有加而不得解脱，三年后，太后竟郁郁而终，世人皆为之惋惜。

2月13日，袁世凯电告南京称：“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同日，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

至此，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年的大清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开始了共和之路。袁世凯亦得所愿，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

后世皆称袁氏为“窃国大盗”，此说却有失公允。其实，跟袁世凯相比，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方面，孙确实力有不及。

袁世凯长期在清政府军中任职，且培养了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徐树铮等军中名将，麾下有十几万部队，且粮草充足，这是孙中山所不具备的。在担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孙从未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执政能力明显不及。再加上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孙让位于袁世凯也是大势所趋。

但孙中山亦不失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之称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推翻了腐败的清廷政府，使中国未遭更大战乱的情况下，和平完成了帝制向共和制的转变，这在中外革命历史上并不多见。且成立后的中华民国虽不完善，但在关乎国家利益、民权民生的重大问题上，确是取得了重大进步。仅从这一点来看，孙中山、袁世凯皆有功于我中华民族。

但“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存”。走向共和的中国，不知是福是祸，亦不知担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是福是祸。欲知详情，且等下文分解。

这正是：

窃国大盗难称盗 革命先驱亦英豪

孤儿寡母伤心泪 江河依旧事已非

如是曰：中国实行共和，不少国人为之雀跃，以为中国有了先进的国体形式。但数千年的帝制，既有文景、贞观、康乾之盛世，亦有桀纣、隋广、慈禧之暴政误国。当今世界有美、法之民主共和国，亦有英日北欧诸国之君主立宪制。但这些国家都给其国民带来福祉。由此观之，国家制度并无先进落后之说，要害在于执政者能否具有仁者安民的思想，是否具有奠安大局的能力。

（未完待续）

【红魔传】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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