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陈独秀暗渡陈仓 蒋介石立意清党
上文说到，蒋介石虽大权在握，但常紧锁愁眉，有一巨大心病挥之不去，那就是共产党的实力越来越壮大。的确如此，现在的共产党已今非昔比：
自1921年底以来，中共已组织工人罢工两百余次，著名的有省港大罢工、京汉大罢工、安源大罢工等，直接参加的工人达一百万人以上，全国有总工会，各地工会组织数百个，会员达一百二十万人；南方诸省的农民运动发展迅速。至1927年初，全国农会组织遍布十余省，会员猛增至两百万人；中共控制的军人已达两千多人，其中不乏军中高干、政治精英等；国民党内部亦有很多同情共产党者；在各地方政府中，亦有不少共产党；苏俄对共产党的支持，亦不可忽视；全国拥有共产党员五万多人。
更重要的是：中共是个极端的革命政党。它不仅要夺取政权，还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公有制，取消私有制；反对传统文化和道德。在国民党高官中，大都是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们中有很多是地主、乡绅、企业主家庭出身，在工农革命闹得很凶时，他们的家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没收财产、游街示众，甚至付出生命。因此对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反感有加。早在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就提出《弹劾共产党原案》：“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提出要“速求根本解决”。国民党内部亦认为中共“利用国民党的招牌，扩充共产党的势力。适势力既已扩充，即取国民党而代之”。“煽动工人罢工，捣乱后方”，“希望北伐失败”“造谣中伤挑拨离间，使本党领袖不能团结。”胡汉民说：“共产党把持我们的党部，破坏我们的基本组织，分裂我们同志的结合。”吴稚晖曾提出《惩办共产分子呈文》。指出：现在的武汉国民政府已为“鲍罗廷个人支配”，将来中国受苏俄直接支配，将成为“在变相帝国主义下为变相之属国”。
蒋介石何尝不知其中的利害。孙中山在世时，并不认可共产党。只是因有求于苏俄，不得不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曾写信嘱自己：“若共产党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现中共日渐强大，羽翼渐丰，已对国民党造成威胁，若不及早除去，必成大患。
1927年3月，蒋介石曾公开表示：“中共有排挤国民党的趋向”，“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3月28日，在沪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蔡元培、李石曾等召集监委临时会议，议决“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蒋通报汪精卫，汪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 。北伐军开始后，蒋介石曾谈到自己的顾虑：“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之主张，在广州时即欲实行，唯说不出口，但恐势力不敌。”
清除共产党，已是国民党内的共识，也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只是如何对付中共，还要有适当时机。但如果把蒋介石之清党完全归于蒋介石的心机，则有失公允。以鲍罗廷为首的共产国际、中共人士和国民党左派的激进言行，也是促使蒋行动的催化剂：
1925年，中共组织的省港大罢工，严重阻碍了港粤之间的交通，引起英美国家强烈不满，蒋介石下令解散广州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结束了长达一年之久的针对英国的大罢工。但此举引起鲍罗廷等中共人士的极度不满。
在一次会议上，鲍公开警告蒋介石：“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中，所做的事情应该知道。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蒋当时没有表态，当天在日记中写道：“鲍，我早晚吃你的肉”。
1927年2月24日，共产党于汉口组织数万人群众集会，反对军事独裁，强调党权高于军权，这自然也是针对蒋介石而来。
共产党的一次次挑衅，也使蒋介石更加警惕：中共的问题已是非解决不可了。
此时的北伐战争进展顺利，东西两路大军正乘胜进攻：因孙传芳坐山观虎斗，西路军乘机打败吴佩孚。3月中旬，东路军白崇禧部对上海的孙传芳部形成包围之势。
3月21日，趁南北双方交战正酣，北京政府军在上海兵力空虚之际，中共陈独秀、周恩来在上海突然发动了第三次武装暴动。中午12时，市区内五十万工人开始罢工，随即转入暴动。暴动工人经过三十小时的战斗，夺取了全市区北洋政府控制的各个据点，最终暴动成功，并成立了上海市政府。在中共文献中，一直说是周恩来领导了上海武装起义，其实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自始至终参加领导了这次起义。据统计，上海武装起义特委会共召开三十二次会议，陈独秀参加了其中的三十一次。周只是武装起义前敌总指挥。
按照中共的说法，发动上海武装起义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北伐军作战。那么北伐军入城后，中共就应该组织民众夹道欢迎。可参加上海武装暴动的工人纠察队却阻止北伐军进入上海市区。不仅如此，那些罢工工人、纠察队已在上海市区引起骚乱：很多人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外国人滚出去”等过激口号，有的抗议群众已冲击租界。英美等西方国家已严阵以待，准备武装干涉。
蒋介石闻听中共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不仅阻止北伐军入城，还冲击租界等，心里自是恼火：我这里大战孙传芳，共产党却暗渡陈仓，趁机夺得了上海，还成立了市政府，看把你们能的！把我蒋介石当项羽了？当即命白崇禧部即刻进入上海。哪知工人纠察队根本不把北伐军放在眼里，还敢硬闯白崇禧的上海驻军司令部。更重要的是，孙传芳部队撤退上海时，丢下数千枝枪械，被工人纠察队缴获。
眼看上海有失控的危险，白崇禧即可宣布： 上海市区全部戒严；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立即解散。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军队，特别是宣布戒严的情况下，中共本该就此罢手，积极配合入城的国民军。但不知道陈独秀、周恩来哪根筋搭错了，反而发动数万工人纠察队、工人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军解散上海市政府和戒严行动，且拒绝交出武器。
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街头极其混乱的情况下，军队直接对游行队伍开枪，当场打死三十八人，打伤三百多人。当天，搜捕共产党“首要三百余人，攻破大小机关八十余所，陈独秀之子、共产党领袖陈延年和赵世炎等亦丧命。这就是中共之所谓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其实是中共的不理智行为导致的冲突。
武装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则躲过了这场灾难。4月11日晚，周恩来接到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电话，说是要跟周恩来谈判，以解决上海市区国共双方的对峙问题。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带着工人纠察队负责人顾顺章如约而至。
与斯列寒暄之后直接进入正题。周单刀直入：“烈兄，我们发动的武装起义是北伐战争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胜利果实，任何人不能把它抢回去，北伐军必须立即撤出上海”。斯烈则不慌不忙，招呼道：“周先生，好久不见了，别急嘛！请喝茶”。周并不知道斯烈的意图，只好慢慢坐下来。看看他究竟葫芦里买的什么药。
谈话间，斯烈言道：“周先生，我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得到的命令是：立即取消上海市政府，工人纠察队立即解除武装”。
周立即回言：“那我们还谈什么？”
斯烈只好露出底牌，“周先生，我是为了保护您的安全”。周听后立即严厉道：“你到底想干什么？难道你打算搞鸿门宴”。说话间，周起身拔腿欲走。这时，几名士兵挡住了周恩来的去路，他已经走不了！
斯烈缓慢走到周恩来跟前，说道：“周先生，相信我并无恶意。请你坐下来”。说话间，大街上突然响起了阵阵枪声。
周怒道：“难道是蒋介石已经屠杀工人？”不管周怎么情绪激烈，斯烈再也不说话了。最终，周在斯烈的师部滞留十几个小时才离开。此时的大街上已恢复了平静。
原来，斯烈是周恩来弟弟的老师，跟周也是老熟人了。第二师已经接到十二日的行动命令，为保护周恩来的安全，斯烈就在自己师部里设了“鸿门宴”，其目的确实是保护周恩来。
周恩来，字翔宇，曾用名伍豪、少山、冠生等， 原籍浙江绍兴。是中共旅欧党组织的负责人。因夫人邓颖超与何香凝关系密切，由廖仲恺推荐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人在中共历史上是个分量很重的人物，中共建政后一直任国务院总理。且此君争议颇大，有人说是好人，亦有人称其为阴谋家、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反正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周之功过，容后再叙。
上海的武装暴动也使蒋介石惊出一身汗来：中共在短时期内，竟然组织几十万工人暴动，其组织能力非同小可，假以时日，共产党必成心腹大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开展清共运动。
4月1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清党条例》十一条：包括“组织各省县市清党委员会”，“清党开始及终止时间，由中央清党委员会决定之”，“经各上级清党委员会将审查合格之党员呈报中央清党委员会再行审查；汇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最后发给新党证”。
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地议决：“现在各省正厉行清党，所有各处共产党之机关应悉行解散，共产分子应分别逮捕看管，不得稍事姑容。”蒋介石在会议上讲话：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孙悟空猴子投胎于人身，以其翻跟头的花样。把人身体中的五脏六腑扰乱破裂”“如吾人不消灭此等由鲍罗廷所指挥的敌人，则吾人必将自取灭亡”。
在江南各地，清党工作逐渐展开。
在浙江，4月11日，总工会及纠察队被解散；军警以共产党嫌疑捕去国民党人士丁济美、查人伟等二十余人；宁波总工会被解散；嘉兴县党部被捣毁；马叙伦、蒋介石等十七人组成浙江省务委员会； 张静江、蔡元培、陈希豪、沈定一等任命为浙江省清党委员。
在福建，4月初，福州、厦门召开“拥蒋护党”大会，议决肃清跨党分子等十六条，开始驱逐、逮捕共产党人；9日，福建全省戒严； 5月28日，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黄展云、林寿昌等九人为福建省清党委员。
在广州。李济深召集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在广东“清党”。4 月14日广州实行紧急戒严；15日凌晨起，开始进行全市大搜捕，包围并解散工人代表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和粤汉等铁路工会；缴械工人纠察队；查禁《国民新闻》和《民国日报》两家报馆；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陈孚木、邓彦华五人组成广东省特别委员会，主持广东党政及“清党”工作；18日，李济深派兵包围黄埔军校，逮捕共产党员两百多人，黄埔学生及入伍生八百人被缴械。一周之内，共有两千多名共产党员被捕，萧楚女、熊雄、李启汉、邓培、刘尔崧等均遭枪决。
在广西，省主席黄绍竑下令，于4月12日将共产党领导人梁六度等十三人逮捕；黄家植等遭通缉；黄绍竑、黄旭初等七人为广西清党委员。
在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派兵包围市民大会会场，封闭省市县各级党部和省农协、市总工会、市妇联会，搜捕共产党员，搜查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的中法学校、中山学校，共有四百多人伤亡。共产党员杨闇公、陈达三、冉钧、漆南薰等均遭枪决；4月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等七军长联名通电，正式宣布反共清党；4月和6月，成都、重庆两地分别成立“登记委员会”，代行省党部职权，随后下令解散全川学联会、成都学联会等进步团体。
在湖南，覃振等发起的湖南清党急进会决定：首先集中力量“铲除共产党及一切反动势力”。
在江西，两百多名共产党员被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礼送”出境。
7月7日，冯玉祥领导的国民联军中开始进行“清党”，决定：“不经军长师长之许可一律禁止开会”；“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作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者必须宣言脱离共产党；各级政治人员一律开缺；刘伯坚、宣侠父等一批共产党员“礼送”出联军。
4月18日，蒋介石抛开武汉政府，宣布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始办公。一时间，国民党出现两个政府。史称“宁汉分裂”。 4月20日，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北方实力派冯玉祥及阎锡山等南京举行军事会议，拥护清党。
中共的教科书中讲：蒋介石背叛革命，这只是中共一贯的说辞。但蒋介石的清党还是准备仓促，计划不周：只从形式上清党，未能收获根本效果，导致中共二十年后竟夺得政权，危害民众至今。此是后话，暂且不讲。
中共遭此重创，上下齐声抱怨陈独秀，认为是陈独秀向蒋介石让步，让出辛辛苦苦经营的大上海。其实，上海虽有几十万人罢工工人，但枪械少得可怜，根本没有实力与白崇禧的虎狼之师对抗。但中共就是这样的组织：遭到失败，就要找个替罪羊。当时的陈独秀跟鲍罗廷关系紧张，又直接领导上海的起义，让他做替罪羊再合适不过了。但这个替罪羊也太憋屈了：老百姓只知道有个上海武装起义，只知道总指挥是周恩来，只知道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却很少人知道是陈直接领导了上海武装起义。
4.12事变后，汪精卫声称继续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一时间，中共党徒一窝蜂地跑向武汉。周恩来亦给汪精卫去信，建议东征讨伐蒋介石：“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但汪精卫毕竟还是国民党，跟蒋介石之间有矛盾，并不代表他能跟共产党一条心。在对待共产党方面，蒋、汪还是有共同的利益的。7月15日，武汉开始清党，规定：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凡于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并国民革命军中有职者，应即日脱离共产党；共产党不得假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活动。蒋、汪再次联手，中共称“宁汉合流”。汪精卫在讲话中言道：“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与三民主义相冲突。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
“宁汉合流”之后，共产党处在人人喊打的形势中，且已失去立足之地。遭此大挫，中共岂肯善罢甘休，不久开始了武装夺权之路。此后的国共之争愈演愈烈，到最后杀得天昏地暗、尸骨如山。哀呼！中国民众何辜！要承受如此之人间惨祸！
正是：
背叛革命非叛国 工农革命害众生
蒋公清党顺民意 抵制邪党第一功
如是曰：中共所谓的“四一二”大屠杀，实际上是国共双方为争夺上海而引发的流血冲突，“清党”基本是采取逮捕、驱逐、勒令脱党等较温和方式进行。如此看来，蒋介石还是手下留情了。蒋太过自信，没有从根本上认清中共的危害，也没能从源头上解决中共问题而养虎为患，以致后来失去天下，著实可叹、可惜！
责任编辑：林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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