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张作霖处死李大钊 共产党开除陈独秀
前文讲到，中共发动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开始了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之路。而马列主义最早的传播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亦走上不同道路。
和陈独秀相比，李大钊更像是个活动家，整天外面跑这个，弄那个，也不认真讲学，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个“火烧腚”，坐不住台。从思想来看，李大钊更激进，甚至是达到狂热的程度：只要是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只要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只要马列书中有的，他一概不加考虑地接受。而陈则乏于活动，更善写作、思考。他对苏俄直接插手中共的具体事务，是非常反感的，对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有自己的想法，这就造成他跟苏俄代表马林、鲍罗廷等产生很深的矛盾。
不同于中共其他领导人，李大钊还是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受命于共产国际，其活动的中心也一直在北方。曹锟任总统时，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代表俄国参与跟中国政府的谈判，尤其是在外蒙独立和中东路事件中，完全站在苏俄立场上，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个中国人。他的行为让当时还在东北的张作霖很是不爽，大骂李大钊为卖国贼。
在中苏谈判期间，李大钊公开发表言论：“我们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外交当局仔细听着：要即日无条件地承认苏俄工农政府，要即日无条件地开始中俄会议，不许一味仰承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团的意旨来办理对俄外交，不许沿用媚强欺弱的帝国主义式的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并歌颂苏俄为全世界工农群众的祖国”。客官听见没？李大钊已把苏俄当成了自己的祖国！这算不算卖国？
1925年，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前国务总理段祺瑞重新出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但奉、皖两系军阀视冯玉祥为眼中钉。尤其是张作霖，特别反感这个出名的倒戈将军：这种小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给自己屁股上插一刀。冯玉祥无奈，领兵西退，淡出对时局的掌控。也难怪，一生共九次倒戈，谁还愿意跟你玩呀？
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并要他将部队整编为六个师，人数在十五万左右，取消国民军番号，称为“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到西北之前，冯玉祥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苏联军事顾问开始进入冯的部队。
冯玉祥的出现，正好是苏俄需要的：因孙中山死后，苏俄失去了代理人。如今国民党已指望不上，中共还是“扶不起的阿斗。”冯玉祥引兵大西北，正可为己所用。
那冯玉祥也不是吃素的，倒戈将军岂是浪得虚名？尽管他很讨厌马列主义那一套，但如今正需要一个靠山，很乐意李为他牵线搭桥，就假意应承，委托李大钊创办和领导国民军的政治工作，甚至办公场所还挂上了马克思、列宁画像，以表明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那苏俄也是被哄的屁颠屁颠的，满以为找到了比孙中山更合适的傀儡，也就放开了支持。自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苏俄大量武器装备。计有：步枪五万五千多枝，子弹约五千万发，大炮四十八门，山炮十二门，手榴弹一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两百三十挺，迫击炮十八门以及药品等等。这老毛子可真大方，为颠覆中国都想瞎了心：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也值得你下这么大气力栽培？到后来，蒋介石清党后，冯支持蒋介石清除共产党，又公开与苏俄唱对台戏，最终还是反了。不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几年后，冯最终死于苏俄之手，被烧死在黑海的一只舰船上，也算为他摇摆的人生做一了断。
在苏俄的支持下，冯玉祥兵强马壮，有了向张作霖叫板的资本。而李大钊再次给冯玉祥出任马前卒：利用中共内部关系，策反了张作霖的大将郭松龄。这又给自己埋下祸根：张作霖是当下中国最具实力的军阀，且为人嫉恶如仇，牙呲必报。老李真是吃饱撑的！没事你惹他干什么？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直隶滦州发动兵变，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回师关外，直逼沈阳捉拿张作霖。12月24日，郭松龄兵败被俘，第二天，张作霖就下令将其处死，然后率领奉军南下入关，挺进京津。
1926年3月8日，奉军毕庶澄率青岛舰队向大沽口国民军攻击，国民军用水雷封锁港口，以致中外商轮不能通行。3月12日，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国民军阵地，并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
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等国，援引《辛丑和约》海口不得设防之条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44小时限期“最后通牒”。八国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有道是：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那八国公使团真的是抗议中国违反《辛丑条约》吗？他们是在支持张作霖。而此时的李大钊又蹦出来了：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组织学生游行示威，把矛盾转移到不公平的《辛丑条约》上来，目的是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大沽口设防。
3月18日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八十多所学校共约五千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之后，组织者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示威。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但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众跟随前往。有记者披露，示威者有人持带铁钉的棍子。示威者到达政府门前后，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最后人群失控，冲击政府大院，因出现抢枪、袭警行为，导致警卫开枪。被击毙学生和市民达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余人，包括两名便衣警察、一名卫兵。段祺瑞当时并不在现场，得知政府卫队开枪致人死亡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作为政府执政，段当然负有责任，但从事件发展看，3.18事件纯属学生游行过激而导致的突发事件。且与李大钊等人鼓噪、欺骗学生大有牵连，说是罪魁祸首亦不为过。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一八”惨案。由于鲁迅满腔悲愤地写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几乎把段祺瑞钉在耻辱柱上，使其落下刽子手骂名，直到现在都摘不掉。其实，段祺瑞虽为政府执政，但他并不能主导政府：当时冯玉祥控制了北京，枪杀学生的就是冯玉祥亲信鹿仲麟的部队。再说，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而鼓动学生去冲击政府，那不是故意挑起事端吗？ 不是拿学生的命开玩笑嘛？这不是在犯罪吗？
当日，段祺瑞政府对李大钊、徐谦等数十名国、共党员下发通缉令。其实鲁迅也参与了3.18事件，也在政府黑名单之列。李大钊、徐谦等几十名国共党员随之逃入苏联使馆躲避。
前面讲过，鲁迅被中共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毛泽东也说过：“鲁迅骨头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都知道鲁迅的风格是好骂人，但他妈的都是些文人。对有权势的政、军人物却从来不敢骂，也从来不敢骂蒋介石。在“三一八”事件中，也只是“有限参与”，因此只是上了黑名单。
三个月后，段祺瑞下台，从此结束政治生涯。不管中共如何谩骂段祺瑞，近些年的研究，都是正面评价其历史功绩：三造共和、四次出任总理。尤其“六不总理”的称号：不喝、不嫖、不抽、不赌、不贪、不占，更是值得世人赞扬。晚年的段祺瑞潜心佛学，自号“正道居士”，经济状况较惨淡，以致生活拮据。但他拒绝任何人的捐助。“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让其到满洲国任职，遭其严词拒绝。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突发胃病，逝于上海。
张作霖战胜冯玉祥后，即刻占领北京。1927年4月6日，在张作霖的授意下，京师警察局包围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把李大钊等人抓捕归案。仅一个月后，李大钊即因叛国罪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李大钊的同志陈独秀，曾写信给张作霖为其求情，但张作霖丝毫没给陈独秀面子。
行刑前，张作霖先征求了一下李大钊的意见，想要个什么样的死法。李大钊说要绞刑，这样更体面一些。张作霖二话不说，立刻从外国进口了一个绞刑架。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带上绞刑架处死。察大钊先生死得其所，故悼之曰：
呜呼李大钊 到死不改志
招来马列害民众 不知魂归何处
刚才说了，李大钊之死，张作霖丝毫没给陈独秀面子。有人可能奇怪：张作霖为什么要给他面子？他们是什么关系？其实，陈独秀和张作霖的关系非同一般。
陈独秀自幼丧父，由其祖父抚养长大，后过继给没有子嗣的叔父陈衍庶。时陈衍庶任辽阳知州，陈独秀成年后来投奔叔父。陈衍庶在剿匪时招安了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且把张收为义子。如此算来，陈独秀、张作霖算亲兄弟亦不为过。后来，陈独秀因跟自己妻妹暗通私情，被叔父赶出家门，以后再未相见。而张作霖虽土匪出身，确是忠孝之人，为人仗义、忠诚，对干爹亦是孝顺有加。两兄弟一个共匪，一个土匪，人格上还是有一比的。因性格、政见的不同，张、陈几无来往。李大钊被捕后，陈独秀才以兄弟之情相托，请张手下留情。但张作霖没有因私废公，还是绞死了李大钊。
陈独秀性格偏执，且极为自负。中共一大召开时，由于马林以钦差大臣自居，很多事不经陈独秀同意而擅自做主，导致陈极为不满，最后拒绝参加中共成立大会。回上海主持工作后，又多次跟马林发生争吵。在一次争执中，陈拍案而起：“中共的工作，无须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 “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但中共本身就是共产国际远东支部，是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而马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实际权力还是大于陈的。没办法！苏俄是中共的主子，谁敢不从？因此，在关键时陈独秀总是做出让步。
马林提出给予中共经济援助，陈独秀也有抵触。曾言道：“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可是，闹革命和打仗一样，要害皆在一个“钱”字。当时上海党组织的经费都是靠稿费维持，难以为继。《共产党》杂志办到第二期便因缺钱而停刊。中共一大召开时，代表们每人一百五十元的路费，还是由共产国际支付的。所以陈也不得不接受苏俄的经济援助。还是那句话，对共产党来说：没钱不是爹，有奶便是娘。
陈独秀曾极力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这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党内也没有人支持他。其实陈并不知道，苏俄真正支持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支持一个有能力颠覆中国政府的苏俄代理人。孙中山、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都曾经是苏俄的重点争取对象。怎奈孙中山培养成个半成品就“夭折”了，其他人都是“吃方的，拉圆的”的主顾，个个鬼精鬼精的。结果老毛子反而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啥也没捞着。
“四一二”事变后，斯大林仍指示中共忍让，避免跟蒋介石发生直接冲突。6月26日，斯大林给中共发来指示：中共不能退出国民党，而是帮助其实现民主化。所以，国共破裂皆源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但从中共历史和现实上看，替罪羊也只能是陈独秀，别人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此时的陈独秀应该看出端倪了。但他仍然不明就里，还在一个劲地跟中共、共产国际辩解、讲理。真的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在中共举行的八七会议上，最终解除了陈独秀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也同时递交了辞呈：
“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至此，陈独秀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
导致陈独秀跟共产党彻底决裂的是“中东路”事件。1929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从苏联人手中接管中东铁路，苏俄和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发动 “保卫苏联”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频频发出宣言、决议和文章。对此，陈独秀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这个口号“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不顾及民族利益”。从这一点上看，在对国家利益和苏俄利益的关系上，陈还是是很清醒的，和李大钊把苏俄当成自己的祖国相比，陈独秀更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管陈独秀从前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在“中东路”事件上，他以民族大义为重，还值得肯定的。
但中东路问题，关系到俄罗斯国家利益问题。在当时的中共高层，还没有人敢对苏俄的利益说不。1929年8月13日，中共发布《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直接点名批评陈独秀。11月15日，中共决定开除陈独秀、彭述之中国共产党党籍。
因为此事被开除党籍，应该是对他的一种褒奖，离开那邪恶的组织反倒清净了，也有时间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搞一些创作之类的，不是很好吗？。但陈独秀可不干了：既然你们不要我了，那好，对着干吧！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给中共写了一封公开信，即《告全党同志书》：“在你们看来，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不同的任何同志；…….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的问题，决不应该用组织纪律来掩护所能解决的；若用这样方法无理由地开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任的”。
语言清晰，道理很充分。其实，当时的陈独秀已感到共产党的许多谬误，但却不能从本质上认清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邪恶。在共产党那里，只有党性，没有人性。只有服从，不能辩解。“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说不错就不错，错也不错”。对与错不是问题，关键是对党的态度问题。
随后，陈独秀更是直接向斯大林开炮：“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逻辑发展……排斥议会制度，同时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可以看出，陈独秀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会带来独裁专制。但他只不过是在党中骂党，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邪恶的理论中跳出来，没有完全解脱共产主义思想的束缚。如被开除党籍后还研究什么“二次革命论”等，着实让人可怜！
1932年10月，早已离开共产党的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十三年，后提前释放。1939年2月，周恩来曾登门拜访，劝说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
陈独秀说：“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陈独秀还是倔强死板、直言不讳的老脾气。
晚年的陈独秀随民国政府撤退到重庆，在江津小县城定居下来。曾婉拒民国政府、中共、托洛茨基的邀请，从此远离政治。也曾婉拒傅斯年、张国焘等学生的救济，一直过着清贫生活。他曾对来访的朋友说：“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这也许是陈独秀最真实的内心表白。
1942年5月，陈独秀因病去世，结束了其悲催的一生。
这正是：
马列主义坏思想 飘到哪里惹祸殃
陈李路同命不同 一个开除一个亡
如是曰： 南陈北李，同路而不同归。但他们传播的马列主义已在中国扎根：中共已经开始武装夺权，中国民众的苦难将随之而来。诚如是：李大钊、陈独秀给中国引来马列主义坏思想，给中华民族哦带来无可计量的损失，他们的下场自然是罪有应得。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右有#
【红魔传】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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