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西来幽灵害中华 南陈北李传马列
话说马克思主义运动遭到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失败了，但却在俄国得到了成功。1917年2月，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推翻了沙皇政权，即俄国“二月革命”，此后的俄国进入了宪政民主时期。但在一次议会的选举中，以列宁为代表的苏维埃得票数很少，致使列宁大为恼火，随即利用苏维埃所掌握的军队，于当年十月对所谓的反动派别发动突然袭击。短时间内，列宁所属的部队屠杀几十万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就是苏联“十月革命”的真相。
列宁，俄国人，全名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列宁，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者。和法国大革命相比，列宁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曾说“布尔什维克就是俄国的雅各宾”。据统计，苏联夺取革命政权的几年时间里，有数百万人付出生命，而此后的内部大清洗导致的人员损失更是难以统计。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发生了令人难以启齿的邪恶事件，当今的中共也为其掩盖事实真相：就是前苏联推行的“公妻制”运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家庭、婚姻都是私有制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消灭私有制，因此婚姻也是最终消灭的对象。
自1918年始，苏联不同地区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相继推出了“公妻制”令。3月，苏联的叶卡捷娜堡市内政委员会向革命者发放“公妻制”许可证，一个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并且被“公有化”的姑娘不得拒绝。高加索地区的革命军总司令部也向其军人发放了“公妻制”许可证，准许“公有化”当地十六岁至二十五岁的年轻姑娘。
当时苏共的女革命家克朗黛曾为“公妻制”辩解：“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在当时的苏共高官中，包括克朗黛在内，他们的私生活就像狗交配一样随便。可见当时苏联国内是怎样的败坏状态。
苏联的“公妻制”招致了欧洲各国和广大妇女们的强烈批评和抵制，最后不得不取消此政令。为安抚社会民众的情绪，以宣扬“公妻制”的罪名逮捕了一名叫赫瓦多夫的企业老板。其罪名是：编造苏维埃“公妻制”信息，并张贴在莫斯科大街上。但后来的苏联政府也承认： 赫瓦多夫编造的信息，影响苏联部分地区十几年的“公妻制”行为。一个企业老板编造的信息能有如此大的破坏吗？这不就是一个贼喊捉贼的伎俩吗？据说被逮捕的赫瓦多夫最后也是无罪释放。
不知后来的中共高官们是否曾憧憬前苏联的“公妻制”，才拼了命地去搞无产阶级革命。就像是日本人宫崎滔天所说：“凡革命者，无论华人或日本人，人品皆败坏者。”是凡马克思主义政党里面的高官，自然也都是“人品败坏者”，中共里面自然也都是这德行。
欧洲上空的幽灵飘到了俄国，又从俄国飘到了中国。按照中共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跟两个人有很大关系，就是被称为“南陈北李”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前面讲了，在新文化运动中，李、陈从单纯的文化运动逐渐走向左倾，逐渐认可革命、斗争、专政这样激进的政治思想，最后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
李大钊，河北乐亭人，北京大学教授，是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中国人。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是李大钊第一次用“赤色”来形容共产党革命。
看官们注意：苏联的“十月革命”杀害几百万苏俄民众，而李大钊却称之为 “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世界历史的潮流”，不仅要把这个潮流引向中国，还要把这“血色的红旗”插满世界。此时的他已不是理性的知识分子，而是进化成了狂热、激进的革命者。1919年8月，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宣称：任何社会问题，不是依靠哪一个人的努力可以解决的，而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共同奋斗。为此，必须使社会上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行动的准则。
陈独秀，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是另一位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后担任第一至第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因观点不同，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免去总书记，1929年11月15日，因中东路事件被开除党籍。后病逝于重庆。
跟李大钊一样，陈独秀早期是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逐渐形成了其激进的革命思想，成了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曾用题诗的方式讲述：“人类（兄弟姐妹）原都是不分‘彼界此疆，怨张怪李’的 ，都是平等、亲密的，是‘连成一气’的。忽然出来几位老头子。几条大汉，一班好事的先生，把世界变得不平，划出疆界，分出贵贱高低，彼此斗争，流血满地。要想平等，就要革命。”这就是陈独秀的革命观点，简直就是混蛋逻辑：一个班级的学生，在上小学时差距还不大，也是一个老师教的，但随着年龄的额增长，成绩差距越来越大，那就该把成绩好的学生掐死吗？动物世界中的弱肉强食，是不是该把强食者全部杀掉？人类本已“彼此斗争，流血满地”了，你却提出更加残酷的暴力革命手段去应对，岂不是祸上加祸吗？
1918年，陈独秀曾撰文：“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征象薄之”。
陈独秀还为苏俄之强权政府辩护：“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它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它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不知道陈独秀是否有在天之灵，你看看你的后辈们掌权后是如何对待老百姓的？他们以欺压民众为乐，个个都像是吃肉不吐骨头的豺狼！
陈、李所宣传的马列主义，自然遭到了不少有理性知识分子的反对。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陈独秀曾发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一文，赞扬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读完陈独秀这篇文章后，胡适惊讶地说道：“想不到仲甫越来越左倾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罗素的言论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张东荪产生重大影响，张最终脱离共产主义运动阵营。张曾言道：“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 “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文学家梁启超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
在新文化运动中就跟陈独秀唱对台戏的施存统，对陈独秀的共产主义思想亦不以为然：“把‘共产主义的社会’当做理想来描写的思想家，他们只能在头脑中描写那个理想，至于可以实现那个理想的‘物质的基础’却都不能发见，所以他们都只做一个空想家就完了。”
被中共称为“骨头最硬”的鲁迅，也变身为具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政治文人。其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难道为了开个窗，就要把房子屋顶拆掉吗？这是什么混蛋逻辑？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传播下，马列主义还是在中国传开了：北京成立了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小组”，成员有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张太雷等；陈独秀分别在上海、广州成立了共产党组织，正式取名“中国共产党”，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眼见时机成熟，李大钊、陈独秀在考虑筹建共产党了。共产国际也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了解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可能性。
维经斯基，俄罗斯人。因参加政治活动曾被流放萨哈林岛，服刑期间举行暴动，1920年1月回到海参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20年4月经威廉斯基介绍加入共产国际。
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听取维经斯基汇报后，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于1921年6月，委派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
马林，荷兰人， 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21年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但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因则出在马林身上。跟维经斯基相比，马林性情外放，好独断专行。刚来中国之初，就让李维汉帮其找个女人，且说：一天也离不开女人。一连给他找了两个都不满意，最后找了个女大学生，才勉强同意。但最关键原因是：马林来到上海后，没有与分别身处广州、北京的陈独秀和李大钊见面，且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发号施令，引起陈、李非常不满。
最后陈独秀仅委派包惠增代他出席，而李大钊却以债务纠纷为由没有参加。你看：共产党成立第一天就开始争斗了。
出席大会的有：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共十三人。
共产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在反复进行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后，最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认识到只有用“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才是“改造现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例外”。
看到共产党的纲领，不知是哭还是笑？字里行间充斥着暴力、邪恶，完全是一副流氓嘴脸！“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人家辛辛苦苦挣来的资产为什么要“公有？”只是因为有的人能力大、出身好、勤劳致富就该被革命吗？俗话讲：“宁敲金钟一下，不砸尿瘪子一百榔头”，跟共产党是讲不清道理的。
之后的1922年6月、1923年6月，中共分别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文件，中共也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苏俄在中国的傀儡组织。
会议还严格规定了党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这也就是说，不管上级、组织或中央的政策对与错，作为党员必须执行，这不就是个邪党吗？难怪中共历次的谬误都难以纠正，是因为其邪恶的基因所致。其实，中共严格的纪律与当年“光照帮”帮规极其相似。古语讲“君子群而不党”，只要是有内部严格制度的“党”，那一定是有见不得光的内幕，这也是邪恶组织的标志之一。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确定跟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其实，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都不愿意跟对方合作。尤其是陈独秀，极力反对与国民党合作，并给维经斯基写信，阐明不与国民党合作的六条意见。但当时的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自己无权利决定自己的政策。在1922年1月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列宁明确支持中共与国民党合作，陈独秀也只有服从的份了。
因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资格老，连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就像前面讲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不管它怎么邪恶无理，共产党终究还是出现在中国，并且越来越壮大。红魔出，灾难生，等待中国的将是一场场血雨腥风！
正是：
马列主义是恶魔 陈李党朋如鬼嚎
偏认邪恶革命理 引来幽灵害同胞
如是曰： “革命”在中共曾是很神圣的名词。如革命干部、革命家庭、革命同志、革命群众、革命行动、革命运动等，就连百姓、学生吵架都用：“我们是革命的，你们是反革命的”来标榜自己！这就更可怕！因为中国人已经习惯于这种非理性辞藻和不正常的思想观念。前面讲了，本书是站在人的本性、善恶的角度去对待一切事件、观念，不管理由多么冠冕堂皇，是凡引起杀戮、饥荒、斗争等非人性的运动，都只能是邪恶的一部分。（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右有#
【红魔传】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