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4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程雯、易如采访报导）在科技巨头苹果公司扩大印度布局之际，中共方面也在阻挠苹果把其制造设备从中国转移到印度。专家分析认为，苹果离开中国对中共心理影响巨大，中共担心失去“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担心其它跨国企业效仿，不过这种设限可能反向刺激外企更加积极布局东南亚、印度与美墨地区，起到反效果。
据报导，在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以及美中关税战紧张情况下，苹果公司迫切需要将其生产链移出中国，并视印度为增加其制造产能的主要目的地。
据悉，苹果的长期目标是将其大约一半的iPhone产能移出中国。今年计划在印度组装的iPhone产量提高约10%，主要供美国市场所需。目前印度每年组装3,000万到4,000万支iPhone手机，占全球iPhone总产量的20%。
不过，苹果在将其制造设备从中国转往印度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不少的麻烦，包括延迟和阻挠。
此外，台湾鸿海集团——苹果在中国的代工厂——在申请将其制造设备从中国出口到印度的过程中也被中共当局延迟或驳回。
苹果扩大印度布局有深层战略转向
“苹果扩大印度制造布局，背后具有多重的战略考量，从供应链的韧性、地缘政治、成本效益，到市场潜力，均可以看出它在深层次地战略转向。”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教授孙国祥说。
孙国祥教授认为，过去长期过度依赖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苹果，在“面对中美科技战争、地缘政治风险增高”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供应链的去风险化”，并寻求“中国+1”的策略。因此，苹果在印度打造“第二生产枢纽”，以“分散生产基地，确保产能稳定”，尤其是避免未来如果只依赖中国会造成“断链的风险”。
同时，在政治上，苹果此举也是为了响应美国政府与华尔街投资人在供应链上“去中国化”的趋势，孙国祥说，这让苹果转向“拥抱印度新兴市场的潜力”，因为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
此外，除了与鸿海的合作，苹果也在与印度最大的商业集团“塔塔集团”进行深化合作。孙国祥认为，这显示了苹果为预防中共“设限与政治报复”的应对措施。
“印度正成为苹果‘后中国时代’的重要一环，而这也将对整体台湾电子供应链，如台湾的鸿海、和硕、纬创等科技公司带来深远的影响。”
总之，孙国祥说：“苹果扩大在印度的制造布局不只是工厂选址的调整，而是一场涵盖地缘政治、供应链安全、成本管理与新兴市场策略的全球产业再平衡的行动。”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也表示，苹果到印度扩大布局是其“为了预防美中之间未来如果真的脱钩”而进行的“战略考量”。
虽然在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中，苹果的产品现在暂时享受关税豁免，但是，叶耀元教授认为，如果美国政府未来对中国生产的苹果产品也课关税，或如果美中两国未来有更大的脱钩后，“为了避免这个最坏的打算，从策略上来说，（苹果）把工厂从中国转移出去，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
此外，叶耀元还认为，中国的劳工和人事成本也在越来越高，苹果把工厂移动到“比中国更便宜”的其它地方，并通过自动化工厂来进一步降低成本，“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经济学角度或是从政治判断来说，这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中共阻碍苹果迁出 担心失去“世界工厂”地位
如同苹果去印度布局具有多重战略考虑，中共阻挠苹果迁出制造设备也同时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战略考量。
如果像苹果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都逐步离开中国，孙国祥认为，那么“中国长期以来累积的‘世界工厂’地位将会逐渐瓦解”，这是中共不愿看到的。因此，中共要尽力阻止全球供应链的加速“去中国化”，及其对中国的经济、就业和税收的冲击，于是中共就“透过行政手段设限，限制一些设备的出口来增加外迁成本与难度，延缓供应链外移的速度”。
叶耀元也认为，中共当然不希望让苹果就这么简单地把生产线搬出去，因此它要设置一些“政策性的阻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共也拿这种阻挡“当作跟美国谈判的一个筹码和手段”。
他说：“从经济角度考虑，它（中共）必须要想办法，不让这些厂商移出去。从政治角度来说，它又希望拿这东西来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
孙国祥也说，中共也把这“作为地缘经济的杠杆，来反制中美科技脱钩”，因为中共明白自己“正逐渐被排除在美国与盟友主导的科技与产业联盟之外”，中美科技脱钩是“美国‘去风险化’政策的一部分”，因此“北京开始祭出非关税壁垒与行政限制，试图主动设定筹码，例如限制对印度这类替代性制造国的关键技术、材料跟设备的出口，以拖延或打乱脱钩的节奏”。
此外，孙国祥表示，美国是全球供应链的风向球，其撤出中国行动一旦顺利，可能带动其它国际品牌的跟进，因此中共势必阻挠苹果外迁，以形成“打击示范效应，防止其它企业仿效”。
而印度作为中国在区域供应链中的潜在竞争对手，中共也担心苹果和鸿海在印度的扩张会帮助印度“在半导体、手机、电子组装等战略领域快速崛起，并进一步削弱中国制造优势”，因此，中共阻挠关键设备出口到印度，也是为了箝制“印度制造业的崛起动能”，试图继续保持“中国目前在东亚供应链的核心地位”。
孙国祥还提到，中共过去曾高调宣示“高端设备不得轻易流出国门”，包括对涉及机台、自动化模组、AI感测元件等被视为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技术，因此它阻挠苹果外迁也有其“维护技术主权与科技战备”的意图。
孙国祥说：“总之，中共禁止关键生产设备出口印度是一项具有政治警告、经济报复与战略防卫多重意涵的行动。这种行为凸显北京试图主动掌控全球供应链变局，减缓所谓‘中国+1’或‘去中国化’战略对其自身经济的冲击。”
中共阻挠或起反作用 苹果移出中国影响深远
叶耀元表示，中共对苹果外迁的阻挠也让其它国际厂商进一步认识到中共“没有什么说话算话的时候”，一切都是随心所欲，这因此可能起到反效果。
孙国祥也说：“这种设限也可能反向刺激外企更加积极布局东南亚、印度与美墨地区，加速中国在全球产业中的边缘化风险。”
如果国际企业随同苹果大规模移出中国，这首先将重创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孙国祥表示，因为“中国的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净出口总额近三成，和制造业出口的半数以上”。随之，中国外汇收入减少，人民币汇率和金融的稳定也会受到影响。
据估算，仅苹果就在中国直接或间接创造了超过300万个就业机会。孙国祥认为，苹果的产能转出将给中国的地方财政税收和就业带来巨大压力，也会让中国“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
叶耀元也认为，当中国的劳工失业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工作机会后，中国的经济可能会形成“更进一步的内溃”，随后的影响也将是“庞大的”。
孙国祥还认为，随着苹果等国际龙头企业的撤离，中国的产业升级进程也会受阻，中国会陷入“中高端制造业被封锁、被遗弃的风险”；中美科技与供应链的对抗也会趋于结构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将会下降；以及动摇国际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任与投资信心。
总之，孙国祥说：“苹果等企业撤离将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损失，更将打击‘中国模式’的核心信心，（如中共）失去外资制造的支撑。中国可能提前进入无功难稳的经济结构困境，同时社会稳定压力上升，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也形成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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