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6月18日讯】1995年12月23日去世的自由经济前辈夏道平(1907~1995)先生，是一位同时兼具“自由民主和经济自由理念”思想家的“稀有人物”。
夏先生的名气不算很高，但其学养和风范，确有如和煦的春风，也像涓涓的细水，长期耐心地传布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理念。其早年在白色恐怖、颠沛流离的年代，不但勇于秉持自由经济理念痛批时政，却又能免于牢狱之灾的神奇能耐，一直令人好奇和津津乐道。
自由经济思路
夏先生之所以坚定地走向自由经济的思路，是在1949年底担任《自由中国》半月刊主笔期间接触米塞斯(L.von Mises，1881~1973)和海耶克(F.A.Hayek，1899~1992)这两位奥国学派领导人的著作奠定的。他不但以自由经济思维为文针砭时事，还将这两位名家的重要著作译成中文推介给华语世界，并在大学课堂教授予莘莘学子。退休之后，在1981年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蒋(硕杰)王(作荣)论战”之际，被蒋硕杰院士延揽到中华经济研究院担任特约研究员，担任改稿和创刊《经济前瞻》季刊，将自由经济的种籽播到中经院研究员身上，笔者就是其中一位。
除了耐心指导改正我的稿子并要我担任他所有奥国学派名家名著译作重新校订出版的校订工作，也要我接任《经济前瞻》主编，目的都要我多看进一些自由经济的东西，也让我能更坚定地走上自由经济之路。他还在1989年3月和1992年2月特地为我的《经济学的天空》和《掀开经济学的盖头》两本经济学文集写了序文。
经济学家分为三类
前一篇序请参见我在5月23日刊登于《大纪元》的〈何谓“经济学家”？〉一文。夏先生将通常统统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那群人，就其思想言论的底蕴分为三类，一为真正的经济学家，二为经济工程师，三为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这三类人同样都是使用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术语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都在谈经济问题，也就很自然的把他们都叫作经济学家。因此，在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当中，有的是鱼目混珠的被捧，有的是背黑锅而被骂，青红皂白不分，褒贬毁誉也就混乱了。所以夏先生特别说出辨识的方法：对于特定经济利益发言人，本身已够明显，不必多加解说，夏先生虽看不起这种人，但也认为若这类人赤裸裸地讲出他们所争取的是什么，也是光明磊落，无可厚非；但他们大都是每每把内心的真正企图伪装在富国利民的宏论中，藉以在舆论界造势。
经济工程师就是把公共经济事务的处理当作一项工程来做，亦即将人“物化”，这些人都是搬弄一些经济学名词，而以工程师的心态、工程师的技巧，来处理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公共经济事务。至于真正的经济学家，是在研究活生生的“人的行为”。人是具有争取自由的本性，从事不得已的选择行为，于是演化出分工合作的互动行为，以“无形之手”或“长成的社会秩序”来维系互动行为。政府的有形之手，是帮忙无形之手，以法制来协助，使市场运作顺畅，而非干扰或扰乱“长成的社会秩序”。有这样的基本认识，才能走向正确经济学家的思路。夏先生的这种看法，当然得罪不少人，但终其一生坚持不渝。
经济学家不该是学官两栖的动物
后一篇序〈经济学家不该是学官两栖的动物〉，全文如下：
“早在38个年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有感于台大教聘会拒聘事件〉的文章(已收入《我在自由中国》远流版78~79页)，所谈的问题是台大校长拟聘浦薛凤和程天放这两位刚从官场退出的人物为教授，但被该校教授聘任委员会否决了。
浦、程两人在任官以前，浦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程也在中央政治大学任教多年。就这一点讲，他们都具有被聘为教授的资格。但是我那篇文章的主旨却是赞成台大教聘会的否决。我这一赞成，并不涉及对人的问题，而是强调一个原则,即维持教育学术的尊严，不让教学机关成为宦海旅程中“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客栈。
当年我强调这个原则，是概括地对一般的学者讲的，还没有深切地感觉到特别要对经济学家而言。现在，由于多年来看多了官方财经决策的过程，再加上有关自由经济理论的书刊也多读了一些，于是我愈来愈觉得：经济学家更不可成为学官两栖的动物，否则就不是经济学家。即令他曾在经济学界已有相当名气，一旦进到官场，他就必然丧失经济学家的自主性，而变成遵照业主(上司)意旨的经济工程师。
工程师与业主间关系的建立，首先要靠工程师能拿出一个可看到的具体模型以取信于业主，空口说白话是不行的。此所以近数十年来由主流经济学派训练出来的学生，最适合做经济工程师，而他们当中也有不少的人衷心承袭“学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在取得高级学位以后，即营求大学教授的名位作为晋身高官的阶梯。同时，“学者专家”这个头衔，是当今的时代宠儿，正像不久前的“青年才俊”和更久以前的“社会贤达”。此时，再加上大有为的政府为显示其雄心图治，也要延揽一些可称为“学者专家”的人物以壮观瞻。于是那些有志于做官而已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人，正好如鱼得水，一变而成为经济工程师了。
从经济学的供需法则讲，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大有为政府，都是需要经济工程师的，有需要即有供给，这很自然。而且，人各有志，做官或不做官是各个人的自由选择，别人没有任何理由加以褒贬。我写在上面的这些话，毫无偏重经济学家而轻视经济工程师的意思；只是要指出这两个称谓不能用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是因为经济学家与经济工程师这两类人物的心智努力大不相同。
经济学家所努力的，是要在生理结构大致相同而欲望偏好千差百异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行为互异中去探索经济法则。经济法则，是市场机能自由运作所形成的，关于这一点的详细陈述，须要另写长文。经济工程师所努力的，是着重于时髦的总体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就得把活生生的个人主观上一些差异用统计学的大量法则平均化，以便制作经济预测的模型。简言之，经济学家是经济法则的探索者或发现者，经济工程师是经济模型的制作者和应用者。
经济法则是从人性中普遍具有的原动力经由每一个平凡人日常生活之互动调适而呈现出来的。人性中的这个原动力就是自爱自利心。自爱自利是大家一致的；如何自爱自利，则因人而异。而且同一个人也会因时因地而异。经由这么复杂而难以具体陈述的互动过程而形成的经济法则，如果不被“以改善人性为己任”的“救世主”千方百计的扭曲，那就是亚当·史密斯所说的“无形之手”所安排的局面。这种局面，也即佛阁森(Adam Ferguson)所说的“人的行为结果，但不是人所设计的结果”；也即海耶克所说的“长成的”社会秩序，有异于“做成的”社会秩序。
经济法则之被扭曲，扭曲的主力是政府所掌握的。政府毕竟是“人”组成的，如上所述，人的共性是具有自爱自利心，人的差异，则见之于如何自爱自利而有善恶的分殊。政府这个组织，在人类社会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同意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但我们也得承认这个“必要”究难免成为“必要之恶”，只是“恶”的程度有大小而已。随其恶的程度之不同，经济法则被扭曲的程度也有大小之分，如果掌握政权的人把他的自爱自利心发酵到救世救人类的宏愿，以他的有形之手取代无形之手，以做成的社会秩序代替长成的社会秩序，那么，经济法则就会被扭曲到像不存在。而这种政权统治下的人民所受的苦难也就更深，受苦的时期也可能更长；但是，历史事实昭告我们，经济法则的潜力绝对不会消失，而且发生作用时的能量，随着扭曲程度的扩大而增强。这几年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之相继崩溃，是我们亲眼看到的经济法则发出的最大力量。
经济学家的终生志业，就是不断地去探究有远大潜力的经济法则，同时把已经发现的经济法则不厌其烦地讲给大众认知。经济学家所承担的这两个相连的任务，米塞斯在他的精心钜着《人的行为》(Human Action)中，认为是人类文明所赖以发展的两个因素。(第37章第二节)米塞斯还说到：“群众，大伙子的平凡人，不会有任何理念，健全的或不健全的都不会有。他们只是在知识领袖们所宣扬的一些意理之间加以选择。但是，他们的选择是最后的，而且决定了事情的趋势。如果他们选择坏的主张，那就无法防止灾祸的到来。” (同章第三节)米塞斯这段话，是在强调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如果懂得经济学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自由主义的”这个形容词是多余的)不可只在象牙之塔中研究健全的经济理论，也要把健全的理论拿出来启发舆论，才可防止坏的主张煽起人群的浩劫。”
对照夏先生这番振聋发聩的话语，33年之后的今日，学官两栖的经济学家比比皆是，也是“学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更发扬光大。不过，在全球政经混沌向下沉沦的此时，是不是也应该静心深思夏先生的“经济学家应不应该学官两栖”看法呢？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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