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6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香莲编译报导）在“六四事件”36周年之际，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布最新报告：《中国旅游杂志：异见人士版》（China Travel Magazine: Dissident Edition），聚焦中共警方对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在政治敏感时期的一种特殊拘留方式。
报告揭示了“强迫旅行”这一荒唐的维稳手段和非法行为。报告指出其目的是：“为了记录北京的人权侵害行为、作为历史的见证，也希望借此提高公众关注。”
报告首次详细描述了“强迫旅行”这种荒唐的维稳手段，通过访谈和汇整媒体报导，展示了“强迫旅行”的实际情况、疫情期间的变化和后疫情时代的演变。
报告指出：“每年，每当重大政治事件或敏感纪念日即将发生时，中共都会准时让活动人士和访民‘强迫旅行’。被强迫旅行的往往是同一批资深维权学者、律师、记者和知识分子。如今敏感日期如此之多，以至于这些人每年都会被例行“强迫旅行”好几次。无论他们年龄大小、身体是否健康，几乎无一例外，他们都会由公安局或政府部门人员‘护送度假’，以免他们在当地闹事。”
报告以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为例，在会议前，警方把出版商兼人权活动家鲍朴和他的妻子带往北京郊外；把当时年近八旬的记者高瑜送往北京的怀柔；把资深维权律师浦志强送往北京昌平。报告说：“在被迫外出期间，高瑜的药物用完了，只服用了14天的量。第16天，警察仍在陪她‘度假’，但她开始感到不适，没有服用药物。”
什么是强迫旅行？
报告指出：“强迫旅行是一种任意拘留，强迫维权人士离开家园，通常是在警察或政府人员的监视下‘去度假’。”
强迫旅行有多普遍？
通过访谈和媒体研究，保护卫士组织从媒体报导中统计了从2018年至2025年3月，有84起强迫旅行案例。
其中一些案例涉及群体性事件，例如属于同一个地下教会的人群。
由于许多强迫旅行的案例没有被报导，真实的数字可能远高于这个数字。
中共为何强迫维权人士旅行？
报告说：“强迫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压制维权人士，阻止他们在政治敏感时期集会、抗议、请愿或与外国官员或媒体对话。对中共而言，强迫旅行的优点在于，它看起来比拘留或软禁更具压制性，因此不太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批评。此外，强制旅行发生在执法系统之外，这意味着无需像常规拘留那样向司法系统（检察院）证明这项措施的合理性。”
强迫旅行是怎样的？
报告指出：“强迫旅行的形式多种多样，从被严格拘禁在上锁的旅店房间，到在警方监视下进行观光旅行和外出就餐，再到偶尔受到监控的出城旅行。受害者可能被带到遥远的省份，或者被开车送到他们所在城市的郊区。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天到几周。强迫旅行通常针对个人，但有时也允许家人加入。有时，目标对象能够自行协商目的地和活动，尤其是如果他们是经常被强迫旅行的资深活动人士。”
报告举例，2018年6月，中共政府人员告诉现已去世的湖南省活动人士欧阳菁华，必须在六四周年纪念日之前与他们一起旅行。欧阳建议去厦门或广西，遭到拒绝，理由是太远，不适合五六天的行程。他被安排去毛泽东故居参观。欧阳拒绝前往，警察就把他留在车里，由司机看守。当晚，欧阳在旅店睡着了，警察则在他床边打扑克牌。
“有少数强迫旅行属于拘留形式，即知名活动人士获释后被警方秘密带往偏远的旅店，关押数天、数周或数月，以阻止他们接受媒体采访。无论强迫旅行采取何种形式，受害者不允许接受媒体采访或在网络上发布任何敏感讯息，包括他们被强迫旅行的事实。”报告写道。
可以拒绝强迫旅行吗？
拒绝通常意味着遭受另一种惩罚。例如，2024年8月，为了惩罚记者高瑜拒绝警方在中非合作论坛前出城的“建议”，她的座机、手机和网络服务被切断。2023年，资深维权人士胡佳在两会期间被迫外出，尽管他的父亲因胰脏癌病危。警方最终允许他回家，就在他父亲去世前几天。
谁负责强迫旅行？
强制外出通常由警方或地方政府人员处理。强迫旅行是中共维稳计划的一部分，纳入维稳预算。
何时开始强迫旅行？
报告指出，“中共最早的强迫旅行报导出现在2007年，当时中共在湖北省召开代表大会，当地政府人员带走了一名活动人士，进行了为期六天的‘强迫旅行’，以阻止她为提高教师退休工资而奔走呼吁。2021年，贵州人权论坛（一个长期遭受强迫旅行的受害活动人士团体）的一名成员写道，他们第一次被强迫旅行是在2008年。到2009年，强迫旅行案件被广泛报导，以至于活动人士为其起了一个新名词‘被旅行’。”
随后几年，国际媒体频繁报导强迫旅行事件。中共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阻止人权捍卫者会见外国官员，并惩罚试图这样做的人。例如，为了阻止人权律师余文生和他的妻子许艳与欧盟驻华大使豪尔赫‧托莱多（Jorge Toledo）会面，中共警方在他们前往会见的途中拘留了他们。一年后，这对夫妇被判处数年监禁。许艳于2025年初获释。
后疫情时代强迫旅行
根据报告，在2020年至2022年疫情期间，强迫旅行数量有所下降。地方政府会定期对城市和地区实施封锁，使得强迫旅行变得困难且不必要。
在后疫情时代，中共面临经济挑战，有报告指出维稳预算因此减少。自由亚洲电台报导，2024年的维稳资金仅2,276亿元左右，约是2010年的一半。
报告指出，由于维稳预算缩减，对强迫旅行产生了以下影响：
(1) 强迫旅行行程缩短，在离家更近的城市郊区进行。
(2) 持续时间更短。
(3) 有时被软禁替代，警方会警告，要求在敏感时期待在家里，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2024年夏天，随着“六四”35周年纪念日临近，维权人士季锋告诉媒体，他的强迫旅行被限制在他居住的贵州省遵义市周边地区。其他维权人士表示，在去年这一敏感时期，有些人被允许提前回家，有些人则被“看守”，只要他们离开家就会被跟踪。
今年，许多通常会被带往外地的异议人士，例如资深维权律师浦志强等，据报导，他们都被软禁在家。
强迫旅行侵犯了哪些人权？
根据中共国内法和国际人权法，强迫旅行违反了中国宪法第37条，该条规定：“禁止以其它方式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同样，它侵犯了《世界人权宣言》（UDHR）第九条和第十三条所规定的自由和迁徙自由权。
当警察或政府人员为了密切监视被强迫旅行的人而同睡一间旅店房间时，就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规定：“对任何人的隐私和家庭不得加以任意干涉。”
由于强迫旅行是一种预防措施，迫使活动人士和维权者在特定时间保持沉默和不被公众看到，它侵犯了言论自由权。这已载入中国宪法（第35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
对于更极端的强迫旅行类型，例如作为国家遣返计划（NRR）的一部分而实施的强迫旅行，或者个人被失踪且无法使用电话的情况，可以归类为强迫失踪。《保护所有人免于强迫失踪国际公约》明确定义强迫失踪为侵犯人权。
责任编辑：任子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