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1月17日讯】（文／大韩民国教师联合会教科书委员会 译／郑香梅）
战争的损失
6·25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战争，它保护了大韩民国的自由和财产，阻止了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将韩国纳入共产阵营的企图。战争爆发后，韩国与美国结为同盟，朝鲜与中国、苏联结成同盟，爆发了激烈的国际性战争。在狭小的国土上，前线大规模变动三次，每次都伴随着巨大的人员牺牲和物质损失。根据韩国政府统计，韩国国军阵亡、负伤和失踪者共达98万7,000人。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也有15万1,000人伤亡。平民伤亡（包括死亡、负伤和失踪）总计80万4,600人。朝鲜军和中共军队的损失也不亚于此。
物质损失同样巨大。 主要制造业设施超过40%遭受破坏，纺织工业尤为严重，超过60%的设施被毁。损失清单中，建筑物占45%，设备占20%；从地区看，首尔和京畿道占全国损失的53%。1949年3月，员工超过5人的制造业企业共有5,147家，但停战后1953年9月仅剩2,474家。韩国政府在战后进行的综合调查显示，战争造成的物质损失总额为4,106亿韩圆（旧币），约合30亿美元，相当于1953年全年国民收入的规模。
工业设施的破坏导致失业者增加。 到1952年底，从朝鲜逃至韩国的难民多达69万人，更加重了失业问题。当年年底失业者达126万人，占劳动人口的15%。街头到处是失去父母的孤儿、失去丈夫的寡妇、归来的残疾军人，以及四处寻找工作的失业者。
极端对立的战争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无形而深刻的创伤。 战争将人性深处隐藏的野蛮暴力暴露无遗。在战争初期南撤的过程中，部分地区的警察屠杀了加入“国民保导联盟”的人；讨伐游击队的国军也在庆尚南道居昌郡新院面，以通敌为由屠杀了当地居民。朝鲜军队在占领区通过“人民审判”杀害地主、公务员、军人、宗教人士及其家属。在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撤退的朝鲜军队，在大田监狱杀害了6,000名平民，在全州监狱杀害了1,000人，在咸兴也屠杀了数千名平民。由于行政不健全和动员作战能力不足，爆发了“国民防卫军事件”，导致50万预备役士兵未能获得补给，5万至9万人因饥饿、疾病和严寒而丧生。另有20万人严重冻伤，不得不截去手或脚。这些事件使得尚未充分具备国民意识的民众对国家产生了的憎恶。
根据《大韩民国统计年鉴(1952)》记载，战争中被杀害的平民达12万2,799人。 韩国公报处（相当于中国宣传部）统计局调查了被朝鲜军队和游击队杀害的公务员和平民，编写了《6·25战争遇害者名单》，其中记录的遇害者为5万9,964人。其中，全罗南道占73%，全罗南道光阳、罗州、长城、咸平和全罗北道高敞遇害者最多。原因在于仁川登陆作战后退路被截断的北军逃入山区从事游击活动。这些地区白天由韩国军警控制，夜晚则是朝鲜军队的天下。夹在中间的平民被迫受到双方的胁迫，一旦选择与一方合作，就会遭到另一方的杀害。
战争期间，朝鲜还绑架了8万2,959名韩国公民。 然而，在停战谈判过程中，这些被绑架者的返还问题甚至没有被提及。因为当时尚未形成“国家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护国民，必须接回被掳公民”的意识。
建国之战——6·25（韩战）
在战争中，韩国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与爱国心得以巩固。可以说，战争成就了国民的“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指通过国家力量构建国民的国家认同）。6·25战争（韩战）可以说是韩国的“建国之争”。被左翼占领的经历，使人们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度是优越的政治体制。对多数韩国民众而言，尽管对大韩民国并非完全满意，但相比之下，远胜于朝鲜的共产体制。纵然腐败、缺乏秩序，至少人们享有自由。
国民意识的形成并非完全出于自发。被共产军队占领时所经历的恐惧感，提升了韩国民众对自由民主主义的归属感。同时，当大韩民国政府对与共产主义者合作的人施以暴力与歧视时，民众也因此害怕被诬陷为共产主义者。虽然并不理想，但战争成为一个暴力的契机，让韩国民众萌生了国民意识。
战争的悲剧使韩国人自觉成为大韩民国的国民。战争过程中，无数朝鲜同胞为了逃避共产制度的压迫而南下。涌向韩国的长长队伍，本身就提醒人类自由的可贵。韩国民众在朝鲜占领区生活了三个月，亲身体验到朝鲜体制的矛盾与压迫。首先，在亲身经历朝鲜政府举行的选举后，他们认识到朝鲜政权声称的“民主”只是空话。1950年7月中旬起，朝鲜人在韩国占领区实施“人民委员”选举。选举方式是在“赞成”或“反对”的黑白票箱中投入选票，或在群众集会上举手表态，属于公开投票。当选者中有超过96%是事先内定的人选。对于已经两度体验过不记名投票的大韩民国国民而言，这完全是荒唐的选举。
朝鲜政府还在韩国占领区推行土地改革。然而，由于大韩民国早已完成土地改革，因此既无实质内容，又徒添麻烦。以忠清北道报恩郡为例，只分配了2600町步（约8595平方米）的小规模土地，而且大多数是从自耕农手中没收的土地。这些自耕农因不可避免的原因无法亲自耕作，而将小面积土地出租给他人。朝鲜政府却将其没收，再分配给贫农。这就是朝鲜占领区土地改革的全部内容。
更严酷的是朝鲜政府征收的实物税（公粮）。稻米征收率高达27%，旱地作物征收23%。他们逐一统计耕地面积、植株数量、每株穗数、每穗谷粒数，再由此判定收成。美军缴获的朝鲜军队文件记录了当时京畿道富川郡某村的收成调查。上面记录着31处土地编号不同的农田，其植株数与穗粒数各不相同，因为他们逐地逐粒清点判定。这种剥夺之严苛，甚至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都未曾发生过。
朝鲜政府还强行征用占领区居民的身体与财产投入战争。1950年7月，朝鲜颁布战时动员令，全国18至36岁男性被强制征入人民义勇军。韩国占领区亦如此。例如在京畿道始兴郡，男性人口共6,591人，其中3,050人被强制征入，几乎涵盖了所有18至36岁男性。被强征入伍的韩国青年约20万人，其中大多被派往洛东江前线。当时朝鲜军队中约三分之一是义勇军，他们被当作“炮灰”投入战场，在联合国军的炮火下无辜牺牲。
朝鲜政府的思想教育与“人民审判”也让人心生恐惧。占领区内几乎天天召开各种报告会、讨论会、积极分子动员大会、增产竞赛等。韩国民众不得不频繁参加，教育内容无非强调朝鲜体制的优越，并控诉大韩民国政府与美军的“罪恶”。他们将地主和公务员打成“亲日派”或“民族叛徒”，草率地交付“人民审判”，在毫无法律程序与依据的情况下即刻处置。韩国民众目睹数次这样的审判后，除了被强加的恐惧外，更怀念在大韩民国体制下享有的自由。
6·25战争实际上让大韩民国国民“重生”。建国初期的农村里，有人甚至不知道国家的名字。乡间儒生在日记中常把大韩民国称为“南朝鲜”，把朝鲜称为“北朝鲜”。对国家的基本理念——自由民主的理解极为有限。沉浸于传统理学社会伦理的农村居民，甚至认为男女平等投票“不合礼制”。
即便是城市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也尚未成为忠诚的国民。他们虽然厌恶共产主义，偏好自由民主，但对建国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对立与民族分裂的现实难以接受。首尔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圣七在日记中坦言，自己原本是自由主义者，并非忠于大韩民国的百姓。
他甚至预期，由于大韩民国的非道德性与不可靠，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人民共和国（朝鲜）”的子民。然而，在共产军队占领的三个月里，金圣七却逐渐变成一名爱国的韩国国民。因为随时可能遭到处决的恐惧压在他的心头。当他听到大韩民国政府的“自由之声”广播，与妻子一同哽咽落泪，并自问：“我究竟从何时起，对大韩民国寄托了如此深的感情呢？”
韩国是怎样走出战争阴霾，建立自由民主体制，创造汉江奇迹，成为举世瞩目的发达国家的呢？《大纪元时报》将连载“大韩民国教师联合会教科书委员会”撰写的《大韩民国社会教科书》，带您了解大韩民国一路走来的故事。
责任编辑：沐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