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魔传（11）

第十一章 孙中山客死北京 蒋介石用计夺兵权

话说孙中山采取联俄容共之计，成立了黄埔军校，不久又讨伐陈炯明成功。自此“有钱有人又有枪”，实力大增。

此时的中国政局仍不稳定：皖系虽败，却死而不僵，时时觊觎北京政权；奉系张作霖，虽草寇出身，亦可称为枭雄，现兵强马壮，更是不甘人下；当权的直系政府，由吴佩孚率二十万大军坐镇中原，既威视南方诸省，有拱卫北京要地，一时风头无两。曹锟不无得意地叫嚣：“吴佩孚打个喷嚏，全国都会下雨。”

曹锟，字仲珊，出生于天津大沽口，直系军阀的首领，是中华民国有名的贿选总统。

1924年9月，为问鼎北京政权，张作霖联络段祺瑞、孙中山，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

提起张作霖，很多人会有个印象：文盲粗俗、放荡不羁，就像土匪一样的形象，这是中共长期以来对他的污蔑。其实，张作霖外貌倒像个文弱书生，个子不高，粗中有细、刚柔有度。多年来，利用日本的支持，把东北治理得井井有条：军队建设，城市管理，教育机构等，都是西方化管理。在经济上，开矿山、修铁路、修电站、设银行等，只用了十几年时间，使东北的经济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说张作霖时期的东北经济，奠定了现代中国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基础，一点也不为过。而张作霖拥兵二十万，是除直系外最强大的军事力量。1928年5月，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要求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张作霖把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可见张作霖是个地地道道的爱国军人。

接到张作霖邀请，孙中山迅即接受其主张。9月18日，即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明令出师北伐，与天下共讨曹、吴。当天，孙中山在韶关大本营接见日本记者，称“此次广东出兵北伐……张、段、卢与余今已协议妥当……此时，中国统一之时机至矣！”

张作霖甚是高兴，从水路给广东军运来了一批枪弹饷银，共计：枪三万枝，子弹三百万发，饷银二十万。孙更是兴奋，愈发认为此次北伐定能成功，大业将成！

得知张、孙、段联合讨伐，那曹、吴也是不含糊。9月17日，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下辖三路大军：先讨伐张作霖，再做他计。

有道是“人算不如天算”，正当吴佩孚要大显身手之际，手下将领冯玉祥趁北京空虚之机，倒戈反叛。

10月19日，直、奉作战正酣，吴佩孚把精锐第3师从丰台调赴前线，但北京城兵力已然空虚。冯玉祥看准时机，把自己的军队改为“国民军”，突然令部队从赤峰前线班师回京：命令胡景翼部星夜南下，截断吴佩孚西退的道路。又命鹿钟麟部快速回京，全面接收北京防务，切断对外的电话联系，曹锟的总统府被全面监控。吴佩孚遭此背后一击，兵败如山倒，从京津地区败退泰安，一直退到河南以西地界。冯玉祥、张作霖几乎是兵不血刃，拿下北京。

冯玉祥，安徽潮州人，著名的倒戈将军。有人给他统计，一生共有九次倒戈。这次对曹锟、吴佩孚的倒戈是影响最大的一次。

冯为什么倒戈？首先，冯、吴矛盾颇深。在早年，冯玉祥在直系军阀中的地位高于吴佩孚，后来则成了吴的部下。而吴则看不惯以倒戈闻名的冯玉祥，故对其一直打压：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为直系立下汗马功劳，想当河南督军，但吴却安排亲信赵周赴河南；赵周反叛后，曹锟安排冯任河南督军，但吴佩孚又安排宝德全在冯身边监视，冯一气之下把宝德全秘密处决，致吴、冯关系愈加恶劣；冯玉祥虽为河南督军，但因吴佩孚的直系总部就设立在河南洛阳，冯一直受吴佩孚的约束，且管辖的地域范围很小。

但曹锟对冯玉祥还是有恩的。1916年，冯玉祥被段祺瑞免职，曹锟却一直对冯玉祥照顾有加。而冯玉祥北京政变后，第一件事就是包围曹锟总统府，把曹锟软禁起来。气得曹锟大骂冯玉祥是个“忘恩负义之徒”。

冯玉祥不费一枪一弹，和平完成北京政变。为了师出有名，冯先是谴责曹锟贿选，祸国殃民，吴佩孚主战，生灵涂炭。又发出全国通电：停战主和，并邀社会贤达进京商议。同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占据北京城的冯玉祥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紫禁城的溥仪皇帝给赶跑了。撵跑的原因竟然是：冯玉祥军队粮饷不足，其手下将领跑到皇宫跟溥仪借钱。溥仪当然不肯借，因为当时的小皇帝也没那么多钱，结果双方就在紫禁城内吵了起来。事情传到冯玉祥那里，一气之下就把溥仪撵出了皇宫。本来，皇室跟民国政府是有协议的。但狂妄无知的军阀哪管这些。溥仪离开紫禁城后，经天津转移到东北，被日本人扶持建立了伪满洲国而成了实实在在的汉奸。

对于孙中山北上，当时的陈独秀等共产党持反对意见，还讲了一大堆理由：不能向反动军阀妥协等。但鲍罗廷同意孙北上，表示：“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善用当前之契机。依我之见，以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代表团理应北上，向全国人民宣扬他们的理念与主张”。其实陈独秀哪知这里面的玄机，鲍罗廷是别有用心的：如果孙中山成功了，苏俄的目的就要实现了。到时候中国还不是苏俄嘴里的粑粑肉，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至于什么无产阶级革命，什么共产主义，还是先放一放吧！当然，这只是鲍的一厢情愿。如果孙中山成功组阁，很有可能把苏俄晾在一边的。当然，这只是假设，没人能摸得清政治家们的心思。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本党致力国民革命，于今三十余年，以今日国内之环境而论，本党之主张，虽自信为救济中国之良药，然欲得国民之了解，亦大非易事。惟本党深信国民自决，为国民革命之要道。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实现之后，本党将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举之政纲，提出国民会议，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但孙中山、鲍罗廷显然是错估了形势：忽视了张作霖几十万大军的存在。

至上海，孙再次发表声明：“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

然而，事情突然发生变化。就在孙中山前往北京的路上，张作霖挟重兵进京，流放倒戈将军冯玉祥。同时邀请段祺瑞出任政府临时执政，即临时政府总理，阻止了孙中山的北上计划。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经日本辗转来到天津，托著有病之身，前去拜访张作霖，开言道：“此次和直系作战，全赖大元帅兵出神速，击破吴佩孚的反动军阀，与国有功，实为可贺。”哪知张作霖莫名其妙地来了句：“我们这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没什么奇怪的”。好像是说虽然直奉两家打仗，但我们却是自己人，你孙中山是外人。当初邀请孙中山讨伐曹、吴的同盟之谊荡然无存。

这可以理解：北洋军阀们不管谁掌权，都是在维护这个政权。而孙中山的北伐则是推翻这个糟糕的腐败政府。

此时的孙中山毫无办法，但仍坚持自己的信念：“ 希望北京能遵守约法，尽快召开国民会议。”张却回言道：“你说的是哪个法？现在政府有自己的宪法，孙先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不要操心了。至于国民会议，由政府执政负责”。

此时的孙中山，身心俱疲，自感大势已去。但仍坚持进京，以宣传自己的主张。

进京后，中山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竟于1925年3月12日，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岁。临死之前，孙先生留下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孙中山先生至死也没忘记他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还在鼓励他的同仁继续自己未完成的事业。

孙中山既死，国民党内部自然也少不了争斗。当时党内重要人物有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蒋介石等。其中汪精卫是党内头号人物，而许崇智则掌握着军事大权，廖仲恺得到共产党一派的支持，蒋介石的地位虽不及以上人物，却是黄埔军校校长，掌管不少军队精英和少量部队，亦不可小觑。

孙中山之死，对鲍罗廷打击很大。鲍虽是苏共派来的代表，但因中共实力太弱小，他和中共的接触并不多，主要精力都放在孙中山身上。眼看大功告成之际，孙突然病故，给鲍造成很大困难。他很明白，在国民党内部，尤其是那几位大佬，对他是不欢迎的。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7月2日，汪在十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旧的核心走了，自然需要一个新的核心，内斗就开始上演了。8月20日，在惠州会馆门前，廖仲恺正准备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例会时，突然遭到枪击，身中数弹，当场毙命。

谁是杀害廖仲恺的凶手？和当年的宋教仁一案极相似，至今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廖仲恺是国民党内的亲共派。而汪、胡、蒋都是抵制苏俄、反感共产党的人。不管是谁对廖下手，他们应该都是乐享其成：除掉了一个竞争对手。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命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并授予了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和控制廖仲恺案。

蒋介石，字中正，浙江奉化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是近代中国著名人物，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在和中共的斗争中失败而退居台湾。

汪精卫 ，又名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早年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沦为中国的头号大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 因“骨髓肿”病死。

廖仲恺被刺身亡，一定要查出幕后凶手，哪怕是找出替罪羊。有道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之外有能人。

有一天，蒋介石以贪污腐化、肆意妄为之名，突然逮捕许崇智的亲信——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警备司令梁世泽。同时以“粤军许多将领与廖仲恺案有牵连，粤军已不可靠”为由，将许崇智身边的粤军调开，改派黄埔军校学生军负责许崇智的“警卫”。几天后，蒋介石交给许崇智一封信，信中嘱托：“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所部势必哗变，而各友军亦将难保”，建议他“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

之后，在蒋介石派来一支队伍的“护送”之下，许拿着蒋介石给的两万元悄悄离开广东，前往上海。而许崇智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的职务，则由谭延闿担任。而最为重要的粤军，则全部有蒋介石接管。自此之后，蒋介石初步掌握国民军军事大权，进一步收获权力亦是指日可待。

离开政坛的许崇智一直接受蒋介石的经济资助。后又担任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等职。

之后不久，又突发一件重要事情，即“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18日，中共党员、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局长李之龙奉命调“中山舰”开往黄埔。蒋介石获知消息后，怀疑中共有什么阴谋，于3月20日逮捕了李之龙等几十名中共党员和舰船官兵。事后，中共方面否认参与此事，而李之龙也声称是奉蒋介石之命调动“中山舰”。在此后的调查中，蒋介石发现“中山舰”事件与汪精卫、苏联驻国民政府代表季山嘉有关联，又派兵包围了汪精卫住宅，还控制了苏俄军事顾问季山嘉和中共代表，这就是中山舰的经过。

几十年来，“中山舰”事件一直是个谜，国共双方也互相指责。近些年披露的资料，逐渐解开了“中山舰”之谜。

其一，由上海开往广州的外洋定安火轮遭海匪抢劫。海事局要求黄埔军校速派军舰保护。有关人员怕难以调动，就冒用蒋介石的名义调动了“中山舰”。

其二，中山舰到达黄埔后，李之龙给蒋介石打电话，问询中山舰是否可以离开黄埔，蒋才知道中山舰之事。

其三，在中山舰开往黄埔之前，汪精卫曾反复询问蒋介石“什么时候去黄埔”，引起了蒋的警觉。

其四，蒋与苏俄代表鲍罗廷、季山嘉关系紧张，也是蒋介石怀疑对象。

现在来看，“中山舰”事件就是一场误会。但当时身在其中的蒋介石为保证自己的安全，迅速派兵包围汪精卫住宅，控制了苏俄和共产党代表。跟孙中山先生相比，蒋处事果断，行动迅速，显然更具政治家的头脑。

此事也弄得汪精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我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汪精卫召集了军界要人到家中，要求他们通知军队做好准备，以备不测。他命令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你们立刻到军队去。”谭延闿、朱培德等人都对蒋介石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

中共也不明白真相。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大发雷霆，开除了李之龙的党籍。李之龙亦觉冤枉，后登报宣布脱离中共。但蒋介石得理不让人，坚持让中共交出在军队、政府中所有共产党员的名单。

3月22日，苏俄新任代表索洛维也夫会见蒋介石，询问：“此次事件是对人还是对俄发动的？”。

蒋介石回答：“是对人，而非对俄”。索洛维也夫称：“听得此意，此心大安，今天就令季山嘉等人回国，满足蒋之要求。” 苏方遂撤去季山嘉的军事顾问团团长职务。

最后，索洛维也夫主张向蒋介石妥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最后决定：

工作上意见不同的苏联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顾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李之龙有特务嫌疑，应即查办；共产党上交党员名单。看官们注意：蒋介石这可是一箭四雕啊！

一直以来，汪精卫以苏俄为靠山，对其不敢违拗，言听计从。现在，面对蒋介石的责难，苏方不仅不支持自己，反而向蒋介石低头，撤换季山嘉等人，汪精卫异常恼怒，义愤之下决定出走。

中山舰事件还有一传言：李之龙是鲍罗廷的亲信，其海军局局长就是鲍推荐给孙中山的。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已没有鲍的位置。因此鲍罗廷孤注一掷，与李之龙密谋发动军事政变。因蒋介石及时发现而没有成功。在事件发生前两天，鲍恰好离开了广州，也是该说法的佐证。此说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1926年5月9日，汪精卫离开广州，转赴法国。至此，廖仲恺被刺，许崇智逃亡，汪精卫出国，季山嘉被撤。蒋介石独揽军政大权，已成国民党内头号人物。

但他还有一巨大心病挥之不去。前面讲过，孙中山曾提醒他对共产党要严格防范。如今中共的工农运动发展迅速，将来必成民国政府之大患，也必将是中华民族之大患，究竟应如何应对中共，倒是一大难题。

正是：

出师未捷身先死 革命先驱留遗恨

革命未成需努力 却有中正后来人

如是曰：中山先生未完成自己的革命目标而留下遗恨。察国民党几位大佬，廖仲恺是亲共分子，胡汉民胸无大志，汪精卫志大才疏，许崇智则是不堪大用，蒋介自是继承孙先生的不二人选。自此，蒋先生成为对抗中共邪恶的中华第一人。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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