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5月11日讯】1968年4月29日，林昭——一位毛时代敢言的基督徒——在35岁时被处决。她忍受了多年的单独监禁，她在狱中文字将其描述为“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
2019年，半个世纪后，我在香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运动中教书。课堂上给学生放映的一部纪录片中，林昭的好友倪竞雄描述了她最后的时刻：“她就在病床上被拖出去枪毙的”，教室里鸦雀无声。影片还展示了林昭过往仍在热情地参与共产主义革命时写给倪竞雄的一封信：“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那是我在香港教授的第一门课程。课程名为“平凡的声音，非凡的故事：纪录片与传记中的历史与记忆”，我在几张课程海报上都用了林昭的形象。在教学大纲中我写道：“本课程的一个重要元素是批判性地审视中国历史的当代意义，审视国家强加的历史诠释与独立追寻历史知识之间持续较量的挑战，以及这些因素对中国未来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影响。”我们不仅研究政治的历史，还研究历史的政治——真如詹姆斯·斯科特所说的“潜隐剧本”(Hidden Scripts)。
一份日期为1968年4月19日的“刑事判决书”指控林昭——她曾经赞美过的她在北京的“红星”——“疯狂攻击、谩骂、污蔑我党和领袖”，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至今没有文献确定这十天里林昭是否被告知她的死刑判决。她的家人没有机会在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年轻生命的最后十天见到她。（林昭的父亲，曾在民国时期担任县长，在英国留过学，撰写过关于宪法的毕业论文，于1960年自杀，在她被捕后一个月。）
同学们特别震惊地得知，林昭的家人是在当局两天后上门收取五分钱——用于杀死她的子弹的费用时才得知她被处决的消息。这一细节最初是由官方的《人民日报》在1981年1月2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披露的，那一年她被追认平反。
那一年是改革年代的开始，当时共产党承诺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变革，人们再次怀抱希望——这种希望在天安门运动中达到顶峰。1989年的军事镇压残酷地提醒人们，共产党的首要任务自始至终都是、到今天仍然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如今，林昭又成为一个危险的话题。
讲述林昭的故事
我的教学大纲中收录了两部由胡杰制作的关于林昭的纪录片，他在2004年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把林昭带入公众视野。同学们对影片中显示林昭在给倪竞雄的信上签名时画了一只微笑的猫这一细节印象深刻。后来在狱中，她给共产党的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写了一封超过14万字的信，每一句话都是用自己的鲜血封印。
胡杰的另一部纪录片《星火》（2019）采访了林昭参与的的地下杂志的前成员，一个大学生群体。他们在目睹了由毛的政策造成的人为饥荒（1958-1962年）后发表了反思性文章。《星火》的创始人之一张春元也在1970年被处决。
林昭和她的同龄人因忠诚的批评而受到惩罚。历史将证明，他们关注的大饥荒夺走了3600万至4200万人的生命。在影响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人口的大饥饿中，根据《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作者杨继绳的说法，中国在1960年——饥荒最严重的一年——继续出口272万吨粮食。即使在中国境内发生人吃人的情况下，政府还向几内亚运送了1万吨大米，向阿尔巴尼亚运送了1.5万吨小麦作为对外援助。
胡杰记录这个黑暗时代的工作是一项集体的爱的成果。若是没有众人的努力，记录这段被禁止的过去是不可能的：保存林昭部分狱中文字并将其归还给家人的有心人；她的前男友，在新疆劳改营期间不知道她的死讯，后来手抄她的狱中文字；以及她的妹妹，为了姐姐的平反而不懈努力。
胡杰为这项工作付出了代价。外界通常说他在了解林昭的故事后辞去了工作——这是一种轻描淡写。他离开，不仅仅是为了为了腾出时间拍摄这部影片，更因为他知道，制作这样一部纪录片，可能意味着可能会成为终身被监视的对象，失去各种工作机会，甚至更糟的后果。我的学生们经常提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受访者接到孩子的电话，采访不得不停止。即使在饥荒过去几十年后，恐惧仍在空气中弥漫。
记忆与遗忘的抗争
当我第一次观看胡杰的纪录片时，正在撰写关于天安门流亡者的论文，论文后来成为我的第一本书。那些日子我常常担心有一天自己将无法回家。那时候的世界被威权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大国崛起”模式所带来的权力与金钱所迷惑。有时候，特别是在我祖母最后的岁月里无法回到她的病床前时，我不禁感到记忆中不能承受之重。祖母是在我父母在文革期间不在身旁时每天从托儿所把我接回家的人。她是一个小女孩对家的唯一希望。抵抗政权强加的遗忘和记忆操纵的代价，特别是人的代价，总是很大的。
2019年4月，在纪念林昭被处决的那一周，我和胡杰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当年爱因斯坦在逃离纳粹德国后的学术避难所——播放了他的纪录片。三个月后，在离开我在高等研究院的宿舍前往纽瓦克机场开始我在香港的新学术职位之前，我签署了一份授权书，就像众多的维权律师一样。我声明，若是在香港被逮捕或失踪，我不会放弃获得海外法律或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援助的权利。“我永远不会在香港或中国自杀”，我写道，“如果中（共）国政府宣布我自杀了，那是谎言，是我遭受酷刑或被杀害的证据。”
然后在2019年11月，我的教学被突然打断——大学校园成了战场。仅11月12日一天，警方报告发射了1,576发催泪弹、1,312发橡皮子弹、380发豆袋弹和126发海绵头弹。由于道路封闭，我携带方便面和水步行返回校园。当同学们告诉我他们愿意为民主而牺牲时，我恳求他们想想那些年轻的面孔：林昭，以及1989年的学生。“我们要活着，为了明天。”我告诉他们。不久之后，当COVID-19的消息传到香港时，学生们在课堂里将当时的新闻掩盖与大饥荒期间官方共产党的谎言进行了类比。他们根本不相信关于疫情的官方消息。
2021年6月4日，我和两名学生在香港的民主女神像复制品前纪念天安门运动周年。这是在该雕像举行的最后一次此类纪念活动，几个月后雕像被移走了。
2022年夏天，在我香港中文大学（中大）的办公室里，同学们分成小组删除文档和销毁论文——包括许多关于林昭的作业。我一直保持着保存同学名牌和写满我的评论的学生论文的习惯。在2020年实施《国家安全法》后，我向大家承诺：我将在课堂里捍卫学术自由，直到最后时刻。那个最后时刻终归来了。同学们做了如此彻底的删除，以至于当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不得不联系过去的同学，要他们把关于林昭的作业发给我。
2023年，香港的中共当局拒绝为我续签工作签证。我在中大历史系副教授的职位被终止，并且“立即生效”。我的著作《天安门流亡者》从公共图书馆系统下架，中共控制的《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恶毒的评论文章，称我为美国政府派来毒害香港学生思想的“学棍”（注：香港《文汇报》2023年2月28日发表文章《中大须清除反中乱港‘学棍’》）”。我甚至无法返回收拾个人物品。在我被禁一个月后，学校的副校长被解雇；两个月后，大学校长也被迫辞职。
“何教授，大家已经尽力了。”2025年年底前两天，我收到同学的留言和一个哭泣的表情符号，以及一份公告，称中大新亚书院学生会不得不在政治压力下解散，结束了其六十二年的历史。新亚书院是中大的发源地，由1949年共产党接管中国后逃离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创建。书院的传统，在2019年香港运动期间悬挂的横幅上清楚写着：“新亚就是反共”，历史再次进入一个黑暗时刻。
对未来的信念
五十八年前，当林昭从监狱医院的病床上被拖去处决时，共产党一定以为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再被听到了。可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怀念她。她从单独监禁的牢房中写下的话语——怀着“后世”（她为自己的作品命名的用词）有一天会读到这些文字的信念——被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它们仍然对每一个寻求自由的人说话。
林昭的档案，增添了放在纪念盒里的她的几缕头发。这件纪念品抵达胡佛研究所的当天，我有一种冲动，想去机场接她。这毕竟不是结局，而是另一个开始。如果想要光明，我们必须战胜黑暗。
据记者陈伟斯发表于上海《民主与法制》1981年3月刊的《林昭之死》一文，“在接到判决书时，林昭留下了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然而，在胡佛研究所馆藏的林昭档案中并未见到该遗书。
中文原文：https://rowena8964.substack.com/p/962
原文为英文，发表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自由之声(Hoover Institution, Freedom Frequency)。◇
作者简介：
何晓清是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著有《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斗争的声音》。作为现代中国历史学家，她三次获得哈佛大学卓越教学证书。她的评论文章曾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国家》、《卫报》、《环球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上。
责任编辑：李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