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9日讯】(美国之音记者若思1月28日报导) 中国政府最近发出通知，要求确保农民工在城里合法打工的权利，禁止歧视农民工。分析人士说，这说明中国政府对待农民工的政策出现重大变化，是中国领导人为维持社会稳定、化解社会危机做出的努力。
*国务院要求维护农工合法权利*
中国农历新年即将来临。就在中国各地的人们大办年货、准备过年之际，却不时传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举行示威、要求雇主补发拖欠工资的事件。一些城市甚至发生了民工以死相逼、要求雇主还钱的情形。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国务院最近发出一个通知，要求维护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合法权利，其中包括公安部门要为找到工作的农民工提供城市居住证件，禁止在就业问题上歧视农民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在名为《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中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不得干涉企业自主合法使用农民工。”通知还表示，“要严格审核、清理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手续，取消专为农民工设置的登记项目，逐步实行暂住证一证管理……对农民工和城镇居民应一视同仁。”
*中国新领导了解农民疾苦*
《华尔街日报》本星期发表文章指出，发布这份通知显示中国政府对农民工的政策出现了重大改变。中国当局决心取消对农民工的各种限制，打破对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工的歧视。《华尔街日报》还指出，出现这种政策上的变化是由于中国新就任的领导人在贫困、偏远的地区工作过，了解农民的疾苦。《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中国官方媒体的编辑的话说，中国新上任的领导人胡锦涛和预计会成为总理的现任副总理温家宝早年都在贫穷的甘肃省工作过。胡锦涛后来还治理过两个贫困的省份西藏和贵州。
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成同意这个观点。他说，出现这个变化与新领导人接班和授予外籍人士户口有关。
李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跟胡锦涛接班有关系。他对所谓弱势群体、民工、流动人口可能会有更多的关注。第二个是中国采取了一些政策，对所谓的“海归派”和在中国的外国人，只要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待下来，就给他们户口。(然而)对中国人反而歧视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在这里起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卡特中心]中国项目副主任刘亚伟不同意这种看法。
刘亚伟：“因为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大问题，不论是谁在台上，无论是什么样的背景，这样的问题如果不面对的话，将来的后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李成认为，这一政策性变化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以及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差距。他说，中国有近两亿农村剩余人口。如何疏导这些人，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在中小城市发展，是非常关键的，牵涉到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中国进入就业寒冬*
然而，中国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这一政策性变化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就业的寒冬。
何清涟：“中国现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已经体现在所有的行业和所有的层次中间，这种时候放宽限制、让农民进城打工，实际上他们是最缺乏竞争力的一群。”
何清涟说，一旦允许农民工进城，很快就会有各种问题显现。过去，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印度、墨西哥等国的贫民窟现像，是因为在城市居住成本太高，城市管理部门对农民工搭的棚户经常清理。使他们无法在城市待下来。她说，关心民工是件好事，但是农民工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不是有政策、有同情心就能解决的。
*农民工进城面临种种困境*
自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推行开放政策以来，有大量的农民离开了生养他们的土地，到城市去找工作。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城市目前有将近9千万农民工。24年来，总共有1亿3千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据报导，仅仅北京就有将近90万外地劳工。在北京的630万劳动大军中，每7个人中就有一名是农民工。
然而，农民工在城市里始终面临种种歧视和限制。[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副主任刘亚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谈到农民工面临的各种问题。
刘亚伟：“农民进城以后受到的歧视是很大的。城里人对来打工的民工感到很不舒服，觉得犯罪率会提高。老板拖欠工资是最严重的问题，其次是手续问题。因为各个环节都要雁过拔毛。你要来打工，要办暂住证啊，许可证啊，得要有文凭啊，每个部门都要盖章，每个部门都要收费。”
刘亚伟教授说，目前进行这种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不过下层机关如何贯彻这些政策，还有待观察。他指出，在关系到民工前途的户籍改革方面，在中国的公安部门中就存在很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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