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0日讯】前天多维新闻网刊载了冼岩的专稿“此案不清，国将不国！”作者对中国政府的内情有颇多了解，对共产党的治国转型的方略更有见解，因此这篇文章引起了广大海外读者的注意。
该文的“事由”是，“十一月三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介绍：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原益阳市麻纺厂职工刘骏，因举报该厂厂长、现湖南省益阳市益鑫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资生贪污腐败、并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违法情节，被该公司下属益鑫泰路派出所一天之内两次传唤，最终殴打致死。随即，该派出所警员将刘骏尸体从二楼掷下，伪造自杀现场。”“国将不国”一文说“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刘骏家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当地出动一百多名警察包围殡仪馆，将刘骏尸体强行火化。”还说刘骏的父亲和岳父“被挟持软禁和打伤”，刘父是曾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军人。
原来，刘骏已经被湖南地方警员殴毙十六个月了。内外有别，央视国际台没有《新闻调查》节目，如果冼岩不向海外报导此事，我们还会被“蒙在鼓外”的。这篇文章情节详尽，在“印象：人间地狱”一节中，作者说：“很多人也不能相信这是发生在自己所居国度、发生在号称‘经济一枝独秀，追求政治文明进步和民族振兴’的中国的真实事件。”还说“央视对此公开进行了报导，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向世人展现了可敬一面。一般来说，中国正规媒体的此类报导，已经是力求谨慎、力求证据确凿，摒弃了浮华夸大，脱去了可能水分。但即使这样，事实仍然令人震憾，令人难以相信。”我想他说的是：尽管经济出现奇迹，但国情却如人间地狱；虽然“神五”上天了，但人心却落地了。
我倒不敢如此恭维“央视”。事隔了十六个月，这家官方媒体才披露真相，还有什么值得“可敬”呢？想必是刘骏先生的八十老父，花费了许多资财，找了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踏破了长沙和北京的大小衙门，才引起了共产主义第四代领袖的注意，某大人作了一个类似“此案不清，国将不国！”的批示，于是“央视”吃了专赐的“豹子胆”，拿几个湖南腐败刁官来开刀，否则谁敢作此有辱党国的文章？
国事如此败坏，却是轮不到海外人说东道西的；冼先生不是曾经说过共产党学慈禧、不改革，都是因为“海外舆论”说得太多、太刺激人的错吗？然而，这回他自己说：“这样的人间，也只有官方教材中‘万恶旧社会’差可比拟。……与执政党曾经带领民众推翻的那个社会正相彷佛：……是权力与财富的无耻结盟，使世界陷入无边黑暗。”这般的急不择言，莫非是中南海的领袖们也敏觉火山在冒烟了？我读了这段话，心却很酸，那些推翻“万恶旧社会”的夏明翰、杨开慧们，看来都是白死了。
冼岩也不失精辟地说：“二十四年的经验似乎表明，现行体制已无力抑制这种‘利益共同体’的蔓延扩张，只能抓几个倒霉典型，聊尽形式而已。”这又使我想起儿时唱的童谣“洋枪打老虎，老虎吃蜜蜂，蜜蜂叮瘌痢，瘌痢背洋枪”。如果老虎、蜜蜂、瘌痢都是共产党，而党又在指挥枪，那末连这个循环儿戏也都不必玩了；如果瘌痢、蜜蜂、老虎一起想发财，结成“利益共同体”，百姓就如蚂蚁，任由他们蚕食、践踏；如果哪天他们要提提精神，练练廉洁奉公，也就如传统功夫的花架子，亦如左手打右手，当然不会有伤痛。二十四年的历史表明，“一党专制”才是腐败的根源。
但冼岩不见金权结合的恶势力是与共产党互为寄生的毒瘤，却说它们不得抑制的原因是“不是由领导者直接定性，而是诉诸司法程序和证据”。又说“对司法程序的强调，无非是为是非曲直的裁决增加了一道手续”。他的意思是说，“求证”、“量刑”的“司法程序”过于烦琐，应予废止，一切只须“领导者直接定性”。此案彼案、一切从简、快刀乱麻，从快从严，强化“一党专制”，执行“领袖意志”，那就“国将有国”了。
事实上，中国根本没有独立的“司法”，它是听党的话，做党的工具和面子的。没有独立的“司法”，却还要取消它，岂不是连面子和工具都不要了吗？另外，中共领袖是否真想根除腐败，治理“金权结合”呢？从上海周正毅案来看，金钱案犯固已落网，控方律师亦因“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而被捕，因此案子寸步难行，权力后台自然也就逍遥法外了。这难道仅仅是司法效率不彰吗？至于他说的“中国今天需要的是正义的实质，而不是什么程序！良知存在于众人心中、正义把握在公众手上”，貌似“直接民主”，“实质正义”，却是万万行不得的通向“暴民政治”的大门。
现在国内的“司法腐败”已经登峰造极。审判前，家属毋论是非，都要贿赂司法干部，动辄几十万，否则就没有“公正”可言；刑决后，还要疏通监狱系统，争取减刑或保外就医，一切都是明码开价。而所谓“庭外和解”，往往是两造无力满足司法人员的贪得无厌，而分别委托黑社会达成的妥协，黑社会有时竟比司法系统更公正。因此，所谓“司法腐败”，不过是“党腐败”的一部分，也是长期人治的恶果。如果一切都由“领导者直接定性”，而那个“领导者”又是“腐败分子”的话，还得了！
这回冼岩说了许多过去不敢说的话，如：“执政者只要简单付出，就能为自己、为政权、为社会收获如此之多。但是在现实中，不厌其烦地重复‘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等等抽像词藻的领导者，却吝于对民间健康力量的代表发出赞语。当局的心态不难猜测：惧怕民间力量坐大，惧怕形成‘另一种’权威，惧怕将来失去控制──但是，任何一种选择都不会没有风险，任何风险都有积极化解之方；呆在原地不动，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无忧。当矛盾进一步激化、危机更加深重时，执政者将如何抉择？难道一定要坐等那一天的到来？”
过去共产党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手段，可谓“穷凶极恶”。“穷”者“阶级路线”，“凶”者“无情斗争”，“极”者“左倾思潮”，“恶”者“政治运动”；待毛泽东将举国上下搞得一贫如洗、饿孵遍地，邓小平不得不改弦更张，于是党徒们的贪欲又从胆边生，追求财富一切从快，又是一番穷凶极恶，不择手段。如今他们看到共产党的大限将至或必至，于是贪腐大业如雪球滚滚之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刘骏即是为这雪球吞食的牺牲。
为此冼岩先生悲呼：“执政者连小的付出都缺乏勇气？国家、民族、社会，又将被置于何地？既然政权本身已无力抑制侵入权力肌体内部的‘利益共同体’的膨胀、既然政府已难以独力为民众创造出公平和正义，为什么不鼓励民众自己起来把握它？为什么只能坐视黑暗吞没一切？”这倒是我朱学渊辈不敢言之欲言。
这不是什么“国将不国”的耸听危言，却也是冼先生对党的忠臣死谏。但于才以言论罪抓了杜导斌、判了何德普，政治日趋反动的今天，要中共新贵“对民间健康力量的代表发出赞语”，真如要从虎口中救君子。而所谓“第四代领袖”，实在也算不上是什么老虎，不过是些坐守危城的腐儒；可与他们相比的，大概要算当年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其时正遇长毛造反，天下不稳，英国领事又来拜见，要他开放广州做生意，叶名琛一字不答，闭目养神，惹来六千英国兵攻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烽火遂起；而叶大人“不战、不和、不降”，日日兀坐不动，闭目颂经（类似“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结果广州城破，名琛被掳去香港，后又转囚印度。名琛一路却如白痴般的怡然自得，吟诗作赋，自称“海上苏武”。
今日中共于兵临城下之内斗，胡锦涛因循不动之稳重，实不知他们是想当叶名琛，还是想当齐奥塞斯库？
二○○三年十一月九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