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2日讯】(美国之音记者田红报导) 中国政府今年宣布实施了对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药物的决定，但是，有专家对地方卫生部门能否有效监控防治工作抱怀疑态度。另外，中国艾滋病工作者认为，政府对造成地方艾滋病危机的直接责任者多采取默认态度，至今还没有人因为防治艾滋病不力而被免职。 *免费治疗措施执行令人怀疑*
12月1号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确立的“世界艾滋病日”。根据中国卫生部最近公布的数字，中国目前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人，其中包括病人8万例。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高强最近表示，中国政府计划投资22点5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加强对中国中西部地区采血站的管理。在示范地区，凡是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都能获得免费治疗。
美国《纽约时报》在河南一个村子所做的采访报导说，截止到今年10月，中国政府的统计显示，有近5千3百名患者开始获得免费药品，但是其中大约百分之二十后来告诉卫生官员，因为受不了副作用反应已经停止服药。村民们还反映，地方官员认为艾滋病人不应该在村子里接受治疗，所以把当地诊所搬迁到村外，现在有的病人得步行二三十分钟去拿药，诊所还经常不开门，病人一个月拿一次药，然后就几乎和医生失去了联系。《纽约时报》说，用药需要指导和跟踪检查，可是中国医疗系统不健全，专家们对地方上能否有效监控政府这项免费治疗措施的执行抱怀疑态度。报导引述艾滋病专家何大一的话说：“这和赈济饥荒不一样，不是说你把吃的送到了就一走了之。”
*卖血脱贫的恐怖后果*
90年代初，河南省地方政府曾经一度鼓励当地农民向血站卖血。违反基本操作规程的血液收集方式，例如不使用一次性针头的做法，最终导致河南地区至少几十万人感染艾滋病。
中国民间艾滋病活动人士胡佳说，90年代初发起的卖血项目名义上是为了当地人脱贫致富，其实真正赚到大头钱的是河南省卫生厅这样的部门：
胡佳：“他们不是为了当地经济、当地农民，他们是为部门利益，就是河南省卫生系统的部门利益，真正赚到大头钱的是河南省卫生厅这样的部门，他们赚到数以亿计的钱，然后他们把很多血液制品的机构引进河南，其中也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上海的，河南省直属卫生厅批准的这些血站大赚其钱，这种时候，农民得到的只是小头。”
胡佳说，河南省地方官员应当说是直接责任人：“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差别，有非直接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差别，像河南省就是直接责任人，下边的卫生部门、向河南省卫生厅这样的部门，更是当年卖血政策的罪魁祸首。现在等于是说上面的人想要迈动步子，低下的人仍然想要真相陷在泥里，不想让它拔出来，因为他们自己也明白，其中发生的很多事情是天理难容的。”
*中央政府管理责任不可推卸*
不过，曾经在中国发起“爱知行动”的万延海强调，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央开明，地方邪恶”，虽然中央可能没有参与当年的卖血产业，但是在管理方面中央还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外，万延海说，应该注意到，中央政府很长一段时间对地方部门压制艾滋病报导的做法采取了默认态度。
万延海说：“中央政府在发生艾滋病和卖血的地方态度也不是很积极，应该说是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压制了对艾滋病方面的报导，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央政府都采取了默认态度，甚至于不希望报导这些事，后来，在国际压力下、在艾滋病流行的形势下面，中央政府可能才变得积极了一点。”
*没有一名地方官员被追究责任*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的报导说，河南省当地人对造成艾滋病悲剧的地方官吏深恶痛绝，可是至今却没有一名地方官被追究责任、受到惩罚。对此，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说，中国因为艾滋病问题丢掉官职的不是因为这些人防治艾滋不力，而是因为参与防治工作而丢掉了官职，这种情况和萨斯危机中央罢免官员正相反：
万延海：“说明在艾滋病领域，中国政府有着长久的对艾滋病工作者的人权的迫害、对于卫生信息的掩盖，即使是在萨斯的严重的教训后面，看上去中国政府吸取的教训还不是很多。”
*我们需要帮助但没法依靠政府*
《纽约时报》采访到的河南省一名艾滋病人这样对记者说：“我们需要帮助，但是看起来却没法依靠政府。”英国《星期日电讯报》的文章则援引一位中国年轻艾滋病工作者的话说，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在中国，“政府官员不怕人民愤怒，他们真正怕的是自己的上级，怕被上级查出来自己受到惩罚，所以才要遮遮掩掩，想让问题自行消失，想等若干年过去，所有这些患艾滋病的村民都死了，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然而，爱知行研究所的万延海表示，在河南等艾滋病重灾区以外的地区，比如上海，目前已经发现了因为使用带病毒血液而感染艾滋病的病人。万延海说，中国政府对当年这些血液的销售流向至今仍然保持沉默，这是对中国民众健康的极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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