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5日讯】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在被羁押五个月后，不久前被宣判了，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这种判法此前在中国未曾有过。在宣判当天，几十家中外媒体记者早早聚集在法庭外面争相获取新闻，而当地众多百姓更将法庭围了个水泄不通，看来绝不像是支持政府对孙大午“从重、从严、从快”处理，而更像是来声援孙大午的。而在孙大午被释回家后，大午集团即刻收到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众多慰问电和慰问信，其中就有中国联想集团首脑、国内外著名企业家柳传志的慰问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常罕见的情况？其实，自从孙大午被捕时起，这桩案子就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引起了国外的注意。一个被当局拘捕的农民企业家引起如此关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
孙大午被捕时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持有弹药罪”，而宣判时再也没有提及第二项罪名，那是欲加之罪。其实第一项罪名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孙大午，一介农民，靠自己的双手从养猪、种植开始，逐渐扩大了自己的企业，成为包括种植、养殖、加工、教育等产业的集团，总资产过亿元。为了企业的发展，在无法得到中共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大午集团不得不向当地农民借贷。孙大午依靠办企业使当地的大批农民有了工作，变得富裕起来，但他从来不与官员打交道，更不会向官员行贿，这就犯了中国企业家的大忌，于是经常遭到当地政府及官员的整肃，屡屡被刁难、被罚款。他也早已成了贪官们的眼中钉。在这种情势下，欲治其罪，何患无词？
因此，有些论者认为，孙大午罹祸的根本原因是他没有和共党官员搞权钱勾结。这只是孙大午倒霉的原因之一，但这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共高层早已注意到了孙大午，并提出要“从重、从严、从快”整治。孙大午甫被捕，其子即言及孙是“以言获罪”。这才是症结所在。
孙大午不仅被邀到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演讲，而且在演讲中针对“三农”问题屡屡有批评言辞，更提及中国农民身上有“八座大山”，直指中共破产的农村政策，这才犯了大忌。
孙大午还口无遮拦地抨击共产党的领导与政策，屡屡对当局表示不满，更使他遭到中共的嫉恨。孙大午说，“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却又使全国人民在他面前跪下去了。”中国自由主义派领袖人物李慎之逝世时，孙在自己的网站上表示要让李的“理想追求永继”，“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并要求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梦想，要求共产党“还政于民”、“还军于国”。这些言论怎能见容于中共？想一想杜导斌、欧阳懿、何德普等争取民主宪政的人士所遭的劫难，不都是以言获罪的么？因此，当局逮捕孙大午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仅当庭被辩护律师驳得体无完肤，也遭到众多法学专家的非议。
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践踏民主的国家中，只要你敢于非议至高无上的党，非议政府，就一定会遭到党的迫害，无论你有没有触及法律。几十年来这样的例子可谓俯拾可见，不可胜数，孙大午不可能成为一个例外。
二
对孙大午案的最后的判决完全是走个形式，虽然辩护律师举出实证彻底否定了定罪的依据，但依然被判刑，而且这种判法是经过党政领导商定的，而不是根据法律，更不是法官所可变更的。你能设想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能够依法行事么？
从孙大午案人们不仅看到老百姓表达出的愤怒，看到了各界人士的声音，而且为孙大午辩护的律师竟敢在法庭上直言判处孙大午所依据的法律是“僵法”，甚至是“恶法”、“酷法”。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这说明了什么？而政府在孙大午案件中所受到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当局想封锁消息，但记者把它捅了出去，而且明里暗里非议政府的行为；众多学者、法律专家对此案表示了关注、非议；众多知名民营企业家发出了不同于政府的声音。这说明在当今中国人们在觉醒、在抗争、在为百姓争取民主权利。本来政府以为孙大午的言论与行动会危及社会稳定，企图整治一个孙大午杀鸡给猴看，藉以稳定不稳的社会，不像审判何德普、欧阳懿那样采取秘密的方式，然而当局没想到由孙大午案更引起了社会的不稳。
三
孙大午被判刑后，他并没有上诉，他当然知道上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宣判之前，他以及律师已经知道了结果，不可能推翻的，倘若推翻了，那政府的脸朝哪里放？他也许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在思考如何为他所设想的“第三共和国”而改变斗争策略。在狱中的几个月他看了几百本书，也许从中受到了某些启发。他也许看到了今天的中国再也不是昨天的中国了，当局无视民主、法律而拘押他，判他的徒刑，但在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使他看到了某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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