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华报道/在2003年即将过去，2004年即将来临之际，来自澳洲堪培拉的首都高等法院律师考拉利先生（Mr. Bernard Collaery）也因为他义务帮助过的一位华人朋友的难民申请有了积极的结果而十分高兴。他说，他为澳洲将接纳这样一位宁愿放弃一切而不愿违背自己良心的中国朋友而感到高兴。他说他和中国人的友谊有逾半个世纪的历史，并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华人能为自己的心而活。
儿时的华人朋友
考拉利先生说，他的童年时代是在纽省卧龙岗（Woolongong）的一个农场上度过的。那里有一家开汽车公司的姓“Dion”的华人，其家族在当地已住了近100年。“我的父亲二战中在战场上牺牲了。那家中国人对失去父亲的我和我兄弟十分照顾，除了每天接送我们上学，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外，还常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解华人的生活，而与我同一代的很多人是到了悉尼等大城市后才知道筷子长什么样子。”
考拉利先生说，“当我还小的时候，就发现虽然希腊人的餐馆很多，但是中国人的餐馆却是每个乡村每个城市都有的。澳洲与中国人有着长久的情感联系。”
对父亲的记忆
“我在纽省卧龙岗的一个工人家庭中长大，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父亲。后来才知道他是在二战中反击纳粹的战役中牺牲了。我常想象父亲是什么样子。我记得我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发现班里有8个孩子是和我一样没有父亲的，他们的父亲都是在二战中阵亡的。我曾借母亲的图书证，翻遍了所有我能找到的有关战争的书籍。”他说，“大学法律系毕业前，我加入了一个反恐怖主义与腐败的组织。”
对澳中人权对话方式的忧虑
由于父亲在反纳粹的战争中牺牲以及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使得考拉利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争取民主人权的斗争；而自幼对东方文化的热爱，又使得他对于中国的人权与民主状况一直十分关注。对于中澳两国数年来“谈而无效”的人权对话方式，考拉利先生表示十分忧虑。
“最近，在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回顾中，澳洲政府派代表去北京，结果一无所获。”他说，“作为一个澳洲人，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不舒服，”澳洲的闭门对话政策，使得“中国不会把澳洲政府的话当一回事，它可能会听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的批评意见，但却不会听澳洲的。”
他说，澳洲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将贸易关系放在人权关注之上，但殊不知，这是一种短视的做法。促进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其实才真正有利于澳洲经济的长远发展。他说，“一个稳定、民主和繁荣的中国对澳洲来说比一个被独裁者统治的中国要好。一个被独裁的中国很可能是不稳定的。”
“澳洲人对受迫害者的同情是发自内心的”
考拉利先生说，谈到中国的人权，就不可能回避法轮功问题。他说：“据我所知，澳洲普通民众当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的真实情况后都深表同情，这种同情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而有理性。法轮功学员应该继续以他们谦虚和平的方式传递他们的讯息和非政治诉求。”
考拉利先生说，作为一个律师，多年来他早已养成了站在客观角度看问题的习惯，对于法轮功的认识，他发现与法轮功学员接触越多，就越清楚地明白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从我在国际上工作的背景和人权角度来说，我认为法轮大法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典范。任何相信人权和公民自由的人都会同情和理解在中国受到镇压的法轮大法学员。我为所有受难者感到悲伤。”
他说，作为一个曾任首都首席执行大法官的律师，他建议法轮功学员中有能力的也要争取走进国会成为议员，或成为国会议员的朋友。他还表示对大纪元时报能坚持秉承公正、客观报道法轮功及其他人权问题的做法十分欣赏。
澳洲情报局掌握所有资料
考拉利先生说，作为一个澳洲律师，他认为驻澳中国领事馆所从事的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受欢迎的，而且违反澳洲对他们活动的协定。”他说，中领馆“过于自信，而且超越他们被允许做的界限。”他说，“我肯定澳大利亚情报服务机构拥有所有关资料。因为所有的情报其实都会经过澳洲政府部门的筛选。”他希望所有人、包括中国驻澳洲使领馆人员、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受到中国领事馆压力的、在中国也有朋友炼法轮功的中国人都要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大律师的新年祝愿
考拉利先生说，多年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共产党政府的手段十分熟悉，也很理解华人在压力下生活的不易。他祝愿华人在新的一年里，能真正为自己的心而活。他最后表示，“我祝愿大纪元时报的读者有一个平和安宁的2004年。“4”在中国文化中是个“滑稽（funny）”的数字。所以我要特别告诉所有的中国朋友，多花时间陪陪家人，尽可能照顾好家人和朋友，此外，不要忘记将大纪元时报推荐给亲朋好友。因为我相信大纪元的全体员工做得棒极了，他们干得越好，对世界越有益。”
Bernard Collaery个人简介
Bernard CollaeryLL.B. (Syd)，现任纽省高级法院、首都高级法院律师、澳洲高级法院、昆士兰和西澳高级法院 律师及北爱尔兰高级司法院律师，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冲突解决中心咨询委员会成员、首都伤残运动联合会成员、澳洲天主教移民、难民顾问理事会成员、澳洲难民委员会成员、Winnunga Nimmunga Nimmityjah土着健康服务荣誉律师及国家脑损伤基金会荣誉律师。
Bernard Collaery先生曾于多级司法法院就职，并担任许多要案的辩护律师，包括皇家坎培拉医院爆炸案、澳洲皇家海军失火案、空军F111战斗机在中国南海坠毁案等。他是民权及恶性刑事案件审判的倡导者。他曾广泛告诫专业人士在受理私营企业案件时要本着诚信的原则，并特别提到风险管理。Collaery在国际法和人权法领域注重与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密切合作。
在个人伤害案领域Collaery主要侧重于医务渎职诉讼，他曾成功地审理过Ren v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 Anor案，为一位因缺氧造成脑损伤的婴儿争取到了将近600万元地赔偿，此案的结果并被作为审理类似案件的先例。
Bernard Collaery先生1969年悉尼大学法学学士毕业，1982年任联邦政府难民身份决策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首都领地代理部长及首席检察官、首都领地立法会政府商业领袖；1990/1991 年为国家罪行权威机构成员；1995年9月至今为缅甸民主主义国家党法律顾问、1999年至今任东帝汶总统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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