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5日讯】说起郑恩宠，在司法局可是有名的人物。对他，司法局查过四次。
几位当年主查过郑恩宠的司法局惩戒科官员，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在一次信访办与各区区长联席会议上，五位区长曾一致提出，为什么上访群众这么多，是和郑恩宠的误导有关。于是，司法局惩戒科分二十人次对郑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是上访，特别是进京上访的人，无一与郑恩宠有关。经过前后四次调查，结论是郑恩宠没有问题。当年的主管官员称：“司法局当时有两种观点，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只要发现郑有一点问题，就严惩，结果抓不住他一点问题。相反，在调查中我们认为，象郑恩宠这样无私地为老百姓辩护的律师，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司法局对这样的律师应当保护。”当时卢湾区的一场拆迁官司，区里录了相作为“罪证”送到市司法局。“法庭上，郑恩宠言辞激烈是有的，但说是煽动群众则是太拔高了，当时我们看了录相带，的确有四十多个群众鼓掌，但没有违纪的地方。”
对郑恩宠专打拆迁官司的劲头，他印象深刻：“当时的司法局领导，还是顶住压力保护他的，并曾经安排他上大中型项目招投标培训班，试图让他转转方向，但也许打拆迁打出名了，郑到最后还是主攻拆迁。后来虹口区以曲解法律惩戒他半年，我们调查下来没啥问题，就让他提前结束了。”
一位曾与郑同时出庭的律师认为，“郑恩宠比较重视庭辩效果，往往忽视社会效果，但行政官司就是与政府抗辩，往往给别人不给政府面子的感觉。”
在老百姓当中，他们则认为郑是敢为他们说话的。一位为拆迁哭瞎了双眼的老太太何蘋，在记者面前提起郑，声音发抖：“我们是穷人，别的律师要收我们一万元律师费，他只收五百。别的律师总是喝酒请客、住宾馆，郑恩宠中午三个人分吃一大碗面条，为我们省钱，不住宾馆住在我们侄子家。中午自己买矿泉水，一些干点。这样的律师哪找。”她跺着盲杖说。
拆迁户王明清，至今记得找到郑律师的情况。为自家的房产官司，在三天内他们找了二十多个律师，其中有上海的名律师。他们都拒绝代理，不是说“打也行，不打也行，打了也白打”，就是说“压力太大，还要多干几年”。在诉讼到期的前一天，他们通过人大找到了郑。郑恩宠二话没说，当天下午写状子，当天上交，第二天受理，忙到了天黑。
每当郑恩宠开庭，拆迁户奔相走告，结队前往。而郑的庭辩不留情面，滔滔不绝。一旦点穿开发公司不合法处，老百姓往往不自由主发出“啊，原来是这样”的惊叹。一位常常观看郑律师出庭的王先生证实：“的确，在郑恩宠出现的法庭上，七八次，总有两次老百姓忍不住要鼓掌，因为他讲出了我们心里话，这掌声也代表了老百姓对法律的信心。”
一位在法庭上鼓了掌的拆迁户说：“老郑在法庭上说话很响亮 ，一连串逼问让对方很脸红，许多打行政的律师在法庭上往往变了样，声音轻轻的，不敢辩。一个小律师跟我说：打行政官司，我们只敢走过场，如果真的认真辩，我的律师证就危险了。”
在上海这个被专家称为行政主导的城市，行政机关在行政官司中败诉率极低。以浦东新区2001年为例，行政机关败诉率仅为8.6%，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准的26.3%。而在上海行政官司中，70%是动拆迁官司。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城市，行政诉讼远没有成为解决行政争议与监督的主要渠道。在这样的情况下，郑恩宠的拆迁官司，由于为老百姓卖力办案，在法庭上胜诉率就达30%，不免被有些官员视为异类。但有趣的是，司法局、法院官员，甚至在法庭上的对手，纷纷找郑恩宠为他们的亲戚打拆迁官司。
在部分官员看来，只要把郑恩宠解决了，上访的群众会少许多。而实际上，郑在工作中起了减压阀的作用。吴秩群老夫妇说：“我们家住北京，到北京上访是很容易的。但是老郑对我们说要相信法律，要相信法官大部分是好的。所以我们案子拖了五、六年，从不上访。”
徐桄甫老人说：“郑帮我搞行政复议，结果撤消区房地局裁决，市政府撤消静安区限迁决定。但至今，我只拿到这两个法律上的白条，郑一再劝阻我不要上访。”
多伦路历史文化名人街99号，祖传百年私房、年近90岁的产权人说：“我们的房屋以市政拓路为名，被强迁至今有5年了，但房屋至今没拆。虹口区装修一下，借给人家10万元开公司。郑一再劝阻我们不要上访，而我们虹口区许多人到北京上访，问题就解决了。有的多分一套房子；有的多拿几十万；政府主管部门不让律师为我们打官司，客观上造成老百姓只有到京上访，才有人关心我们。”
郑恩宠认为：“凡是肯打官司的老百姓都是相信法律的，否则不会打官司，起码在打官司期间，他们不会上访。”“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但有一点，一个律师的本事，是在法庭上，而不是在人民广场。如果我鼓动老百姓上访，我赚什么钱？”
郑认为：“政府的政绩，开发商的利益，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是个三角关系，相互依存，又相互有冲突。但只要法律渠道通畅，互相利益会达到平衡。而在目前的司法体系下，如果把这一渠道堵上，会逼着老百姓走上访的路，而上访不是一条正常的法治路线。一旦老百姓觉得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更多的人会放弃法律途径。”
在郑恩宠被停业后，上海上访的拆迁户越来越多，一些原来想司法解决的老百姓也对记者说：“实在不行，我也只有到北京上访了。”而一些百姓在找不到律师的情况下自己出庭，结果出现了动迁户当庭质问法官，场面一片混乱。
一位八十七岁的随军南下的老人王兆兴，在病榻上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柴俊勇副秘书长写信。“当我的案子进一步需要郑律师帮助时，上海市司法局个别领导，却通知有关区司法局不准该律师执业。现在本市和外地有不少人到我家串联，动员我上访，但我作为中共50年老党员，我不理解上海司法局的做法，不让共产党培养的律师为我老人服务，难道要我及家人走投无路向政府信访吗？” “在此我大声疾呼，人民律师为人民，人民律师不是为坏人、为官商、奸商。上海市司法局是人民的司法局，是共产党的司法局，请柴副秘书长在百忙中，关心此事。”
一天晚上，柴俊勇副秘书长打通了老人的电话，表示“这样的律师，我们不会让他执不了业的。”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一些司法局前官员，接到了某位领导的电话：“司法局的一些老同志说话要谨慎些。”而一位事务所主任对记者发火了：“郑恩宠要记者采访我是害我，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一些法官一听记者调查郑恩宠，一声“到此为止”，便挂了电话。
一位律师点明了郑恩宠与司法局官员糟糕的人际关系，“郑恩宠是个凡事都较真的人。作为律师最重要的是保护自己，他偏偏不懂这一点。例如，他向市财政局告司法局违反收支两条线，每年非法收取2000万律师注册费。结果收费被停止了，他也得罪了司法局。”
一位行政法专家认为，“郑的遭遇是普遍的，律师注册转所应当是备案制，司法局无权卡。如果政府用这种方式无故处理律师，律师如何为行政官司辩护？”
郑恩宠成了上海法律界的试金石。
而另一些官员在支持郑恩宠时，也指出：“郑恩宠身上有明确的缺点，那就是认理，不顾现实。中国的拆迁是复杂的，有种种问题；中国的法治路径，也是漫长的过程。老郑却急于求成，引起各方的不满。”
在上海恐怕在全国，都有个普遍情况－拆迁有法不依。上海属于一级政府两级管理，按拆迁法的规定，发拆迁许可证必须有规划用地许可证与建设用地许可证。为了加快城市建设力度，各区纷纷避开规划，直接发放拆迁许可证，用事后补办或文件的方式弥补，目前两证齐全的动迁项目少之又少。一位大开发商告诉记者，“规划许可证很难搞，一般绕过去。为了吸引我们，区政府现在只要签协议就能拿土地证，不用先交钱。当然这个土地证是空的，在银行不值一分钱，只有拆迁费到账，比如到五亿，这土地证就值五亿。至于土地出让金，是要等房子卖掉后再补。这样搞地产只要投一个拆迁费就行了。”
这已成各区不言而喻的事情。只要发展起来，一切好办，这样必定有各种违法的漏洞，在各区看来这是发展中的小问题。而郑恩宠偏偏小题大做，令人恼火。司法局一位官员回忆。当时一位区长说：“如果要抓，当然一抓一个准，哪个项目没毛病？如果郑恩宠这样搞，我们还怎么上项目，还怎么发展？怎样吸引投资。” 一位官员一句中的：“拆迁中，大家都不讲台面上的规则了，只讲潜规则。而他郑恩宠还要讲台上的，而老百姓还信他的，这不是给政府找麻烦嘛，难怪人家说他煸动群众呢。”
是不是郑恩宠特别不开窍呢？郑恩宠显然也有支持其“为民请命”的理论依据。他认为拆迁问题最深层的根源是，“一个区长，不管三年五年，一定要创造政绩。管你有钱没钱，开发商你给我上。拆掉，没钱你给我借，给我混。这不是城市改造，用学者的话说，这是建设性的破坏。” “个别开发商利用政府官员求绩心切，在炒地皮，必然影响老百姓利益，影响房屋质量。从动迁开始，已欠下大量的钱。所以单从动迁考虑问题，解决不了这个矛盾。”
目前，一旦拆迁不用两证，开发商超规模占地皮超过了自己的能力现象会出现。例如，这个地区动迁需2000万，实际只有500万。他动迁第一户居民，拿了一万元，拿这一万元安置第二户居民，再向银行借点，滚动开发。银行政企不分，只好违心地借钱。地皮弄好了，建大楼了，工程费待支。如需要1亿人民币，他就要工程待支，一般是待支40%，4000万，逼得工程队逼良为娼。这些建筑商，到处让水泥钢材厂先供货后给钱，造成房地产三角债，造成外地民工年终拿不到工钱， 包工头叫苦连天。大楼还没建完就在预售，甚至打完地基就预售，造成房屋盖好后，大量的房子拿不到产权证。欠了银行的钱，欠了国家配套费，欠了土地出让金。入住的90%拿不到产权证，最快的也要两年以内，长年拿不到的估计15%左右。
郑恩宠认为无视法规的拆迁必然导致泡沫，此时不仅老百姓利益无法保障，整个城市的经济会被损害。郑恩宠认为拆迁本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不知何时变成了个怪胎，政企不分，使城市仍用计划经济的一套，对老百姓进行补偿。大量的假绿地、假市政动迁，正是在这个土壤中生存。而大量老百姓被迫放弃沿街的糊口生意，被赶到城市边缘，得到房子，失去了就业机会；高楼层起时，破坏了城市的自然经济生态；而公安不正确的介入，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
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改造，都必须考虑各阶层的综合利益。例如，香港中心区，底楼是招车点，二楼饭店，顶层是平民住宅。否则，所谓的发展，只能是集体的城市空心化和毁灭。
在一篇论文中，郑恩宠大声呼吁：宋庆龄在临终信中说：“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做的努力将告失败！任何集体利益必须允许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
如果土地升值的成果，一夜之间成为开发商的利益、政府主管部门少数人的政绩，而无视于几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劳动和文化成果，无视于公民的权利，坚持殖民“掠夺式”的发展模式，那么历史是最好的检查官…
郑恩宠坚持认为，这正是他在目前无力改变大势时，只能通过一个个案子为老百姓争取利益的原因。如果没有自己这样的角色，沉默的大多数将永远沉默。
在采访中，记者对发生的郑恩宠的各个传言进行核实：
一种说法是郑恩宠与别人打架，结果却是郑所在的事务所一位姓郑的主任，因利益分配与律师打架，与郑恩宠无关。另一种说法是，郑私刻公章，账目不清，被处分了。记者找到了主办此事的前司法局官员，他证明“当时核查后，没有依据，也就没有任何处分”。还有一种说法是郑赖在信访办，被打了110后才架走。
记者核实后，郑恩宠只有一次进过信访办，那是被请上主席台，对上访户讲政策，那是因为郑恩宠在动迁户中威信较高。而实际上，由于郑在上海百姓中的威望，曾被闸北区政府邀请向全区二百名拆迁工作人员，讲授拆迁中的法律问题。在上海保护建筑如何处理公共利益与私利听证会上，郑恩宠的书面意见，据出席听证的老百姓应福特讲述，对政策制定起了积极作用。
郑恩宠对记者悲愤地说：“这此谣言到底是谁造的！”
8月30日，记者采访了代表司法局的前律管处处长朱宝麒。朱否认郑恩宠的停业与拆迁有关，并给出了一个新鲜的说法，即郑恩宠经历了如此多的麻烦，仅因为一个技术问题：“当时郑恩宠与A所解除劳动合同后，与B所签定合同相隔了14天，因此不属于转所，而是停业了。所以我们不批他转所，他只要重新申请执业证就可以了。”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法院判决从未提及这点，为什么上海几百名律师在转所时都有这个时间间隔，而郑恩宠以前转所都有一个月，甚至半年间隔？”一位副处长说：“十只老鼠，前九只偷了东西，没被发现，最后一只被发现了”，并称依据是8月2日司法部的批复。然而记者并未在律师执业证管理办法中发现任何时间的条款。
记者问8月2日批复是否适用3月的事件？去年10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了取消521项审批制度，其中就包括对律师转所工作的审批。朱称这就要看对法律的理解了。 何博士认为：“这让我感到恼怒，上海市司法局并没有以应有的公正态度对待事情，而是竭力维护与粉饰不那么正确的决定。”一位上海律师对记者称：“胡说八道，转所怎么可能没有间隔期呢？每个律师转所都会有几天、一个月间隔，偏偏抓住郑恩宠。”
下面是记者与朱宝麒的对话：
朱宝麒：“他们那个所发生过互相殴打，私刻公章，受了处分。”
记者：“郑恩宠参加了吗？”
朱：“这个嘛……要再查查档案。”
记者：“我能否看一下档案？”
朱：“这个，档案室没有人，我会传给你们。”至今我们仍未收到任何传真件。
记者：“郑恩宠是否在法庭上煸动群众，是否煽动群众上访？”
朱宝麒：“我看肯定有……还没有找到证据。”
记者：“那么是否有书面报告，谁反映的？”
朱宝麒：“这倒还没有，只是口头的。”
9月4日上午，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新处长李海歌，这位曾同情、为郑恩宠讲过公道话的前任市律协秘书长，受缪晓宝局长的委托，告知缪局长要郑在家再静养半年，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半年中不要和记者接触，把告司法局的案子全撤了，届时考虑将律师证给你。
在发稿时，郑又一次打来电话，他的一位女学生，平时说话细声细气，被郑恩宠说成“象蚊子一样”，在一次拆迁官司出庭后，又被区司法局说成煽动群众。
（注：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接受采访的上海律师与学者和官员，不愿在文中透露姓名，我们尊重他们的意图。）
资料来源：北国之春‘天涯杂谈’
《人与人权》(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