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9日讯】幼时受尽磨难，养成了诸事问为什么的习惯。渐渐觉得长者的训条，于理经常不能自圆其说，甚而本无什么道理，于是就有了些一己的念头欲表达。中学时立志要做文学家，觉得文学是说话的好方式。但时行的文学总是肤浅，常如夏日在庭前纳凉还呻吟着“热死”的娇妇，不知天底下此时正有无数的大众在暴日下挥汗如雨，于是以为文学还是要到文学以外去学，要理解了整个世界和各种人心后才会有好的文学。但这样一来，竟成了思想者，全心沉浸在了各种理论的考察中。
入了大学不几日，想学习真学问的热烈的心，在教师对政治领袖话语鹦鹉学舌的宣教中，顿然地寂灭。甚而厌恶。比如宣说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又宣说唯文革不可以一分为二。为着政治，说说也就说说，却偏要压着我们学子用一分为二原理证明文革不可以一分为二，做了作业还要开讨论会，折磨我们年青的脑筋。由此，便得出结论：课堂所学哲学是伪哲学，教师是伪教师，所谓社会科学是伪科学，大学是伪大学。既然这样，我便决定走自己的路，按照自己的方式探求真学问、真思想。
1984年大学毕业，去了部队学校讲授经济学。彼时利用暇余整理了四年大学的独立思考，撰成10万字文稿，名《论帝国主义的终结》，提出：社会主义运动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但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能解放全人类，而且还必须依附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仅仅只是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当社会主义运动改变了世界后，社会主义国家也将不得不改变自己，通过改革从集权主义时代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的历史阶段还远远不是民主社会阶段，而只是一个自主主义社会阶段；自主主义是在集权主义历史前提下的对社会自然人、法人地位的确立及其权利的整合、诉求，因此，不断的改革是自主主义社会阶段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为了无法避免的改革，社会主义国家将全面收缩其国际关系势态，比如虽然苏联仍然在向阿富汗增兵，但其自身的国内改革将很快逼使其从阿富汗撤军。知道这一新的理论不可能得到出版，但抱着听取建设性意见的念头，便去了社会科学院，结果，竟然是研究员们的一片耻笑，“看不懂”、“这是你能研究的吗”、“你怎么能了解中央的意思”、“怎么可以胡乱创造新概念”、“谁说过这样的话，用过这样的概念”、“胡说八道”、“荒唐”、“想做马克思吗”，等等，没有一句属于严肃学问的话。认真推敲了自己的逻辑系统后，觉得自己没有犯大的错误，1985年便用比较通俗的语言专门就其中的自主主义思想写了篇2万字的文字，名《自主主义纲要》。不成想，这篇通俗文字竟然流传起来，以至199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仍在传读。自主主义这一概念的传播和使用，今天已经时常可见。
但这一经历使我对中国的学院教授、研究员们放弃了希望，断定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总体上不可能造就中国的理论和思想革命，他们的基本特征只能是或者做政治领袖或者做国外学者的传声筒、演绎者，无论在其精神核心处还是在其话语形式上，都不会真正具备自觉自为的思想独立性和原创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彼时我便立志赋予自己以使命，以一己蚁穴之力试着突破中国的精神顽固之堤。既如此，我便当避开腐朽圈子的消耗，去直接研究社会。在学院所能读到的经史子集在学院外一样能读到，在学院内纠缠不休的揣摩政治领袖意愿的所谓“学术资源”对我入地狱毫无意义，而天地日月、飞禽走兽、企业团队、饮食男女才是真正鲜活的思想资源。从1985年底起，我便不再跟学院人士交道，不再参加和开办关于我的自主主义思想的民间讨论和讲座。
2001年底，觉得到了全面整理自己思想的时候了。2002年，我把自己关在上海郊区一间民房里，化了整整一年时间整理许多年来几近投入了全部生命独立研究和思考的主要成果，完成了体系完备、严格的原创思想体系，并暂名为《新思想》。年底，我把它放在了自己的网站上予以公布。同时，连续写了数篇短文在几个思想网站推出，声称“我不是思想家，谁是？”，迅速引起了一些网络思想者们的惊异和讨论。
“我不是思想家，谁是？”从字面意思上讲，当然甚过。但这其实并不仅仅只是我个人的声音，而是向传统的打着官控印记的统制学术吹起的号角，是代表着中国思想自由精神傲视思想匍匐群的视角，是鼓励中国独立思想者们倔强挺起腰杆、摆脱学术自卑的志言，是中国精神以“我”为基本的主体性觉醒后的吼叫，是以精神强者的姿态摆脱官方精神统治的搏斗。因此，这过，乃是时代之过，是中国思想在这时代崛起时的冒顶之过。因此，我断言，五四的启蒙运动所造就的最重要成就是新文化建设运动，1980年代以来的启蒙运动所造就的最重要成就将是新思想建设运动，中国新思想的成熟将标志着中国百年启蒙运动的顶峰和完成。
我断言，中国新思想的建设首先将由民间人士而不是由学院人士作先锋。在中国的将来，民间思想家们将会进入学院，而学院也将诞生出自觉自为的思想家，两个方面都会达到成熟。我的关于民间与学院的议论很快引起了争议。知原先生认为中国思想家在民间。朱鲁子博士认为，中国新思想家将在学院中走向民间的人士和民间具有学院派学术底蕴的人士当中诞生。一些学院人士认为民间没有资源优势，不能产生思想家，邓晓芒先生告诫：“那种天马行空、师心任性、玄妙高蹈而不留痕迹的‘原创性’思想，我总觉得不像是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思想。真正站得住的思想总是在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艰苦辩难和反复对话中建立起来的。哲学家就是那种善于站在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其他哲学家的地位用他们的眼光看世界的人。”任不寐先生则用体制内、体制外的说法批判了体制内知识份子的缺乏独立性。我认为，这一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民间与学院、体制外与体制内问题，仅仅这一争论和思考，就意味着中国思想界乃至知识界的一种精神觉醒。争论本身形成不了结果，但它形成了一种动力，这种动力将极大地刺激和鼓励中国精神的进步。
从2003年而言，民间论者更具有着实践性。在士柏网站，连续进行了以中国民间思想者为核心的“擂台”讨论。知原先生在他自己的网站论坛也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思想进行讨论。11月，将近岁末的时候，由民间思想者江上郎先生策划和组织，“哲学中国”网站成立了以民间人士为基本队伍的“中国网络哲学协会”，迅速吸引了中国民间思想者，形成了中国民间思想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汇集，暗示了民间人士向学院人士话语权再分配的诉求。
中国网络哲学协会，其拱日出之大洋乎！也许，这将是一个太阳由此升起的海洋。其中的原因，在于网络几乎是目前中国唯一可以比较自由发表思想和争论的领域，我以为，无论是民间还是学院、体制外还是体制内人士，革命性的思想终将不得不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话语。这是网络时代中国思想的幸事，也是一个极大的悲哀。虽然我被邀请为了该协会会员资格审核处成员，但我希望着协会能早日失去存在的必要，中国能出现一个让思想到报刊自由发表、让出版商自由出版书籍的时代。
在一个自由发表思想的时代，民间与学院、体制外与体制内的区分将失去意义。一切思想的发表，将遵循两个基本的原则，其一是胡适先生说的“拿出你的证据来”；其二，我以为是：拿出你自己的思想来。但在今天的中国，在思想还主要必须通过网络发表的时代，我以为不必求全责备，当首先强调第二个原则。无论民间与学院、体制外与体制内人士，都当首先“拿出你自己的思想来”。
我曾说：关于学院与民间之分仅仅是系于历史现实的暂时划分，不具有永久的意义，不是将来真正的划分，而且，现在也在悄悄地发生着调整。从概念上讲，学院对应的是院内、院外，院内是学院和研究院，院外则是学院、研究院以外。院外本不等于民间，除了民间，也包括着院外的官方。但这一问题在当代中国有了特殊。在中国当代，学院基本是被政府控制到最细处的。这与学院是否官办无关。学院在总体上应该属于民间的范围。但是中国当代的学院并不如此，而是属于着官方或至少半官方的范围。系于此，今天大倡民间就有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意义。
大倡民间的难处，不在于拿出证据，而在于拿出思想。仅仅拿出证据，并不会受到过分的打压，而拿出思想则会被视为洪水猛兽。在这一点上，邓晓芒先生强调“艰苦辩难和反复对话”是很有些迂腐的，殊不知，“艰苦辩难和反复对话”是要在有这机会并不被打压的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1992年春，有关法律部门因我的自主主义观念的流传而对我进行政治、法律审查，一帮伪教授躲在阴谋的墙后给我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结论，我是没有“艰苦辩难和反复对话”的机会的，我所能选择的，是交待或不交待、坦白或不坦白。
然而，凡真正的思想家绝不会吝啬自己的生命，吝啬躯体的自由，更不会为保有安逸的生活而放弃思想、不说出思想。因其可能朝不保夕，他便总是选择先拿出自己的思想，有余力再拿出更多的证据，而无论思想还是证据的拿出，都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今日的中国有了封杀不尽的网络，网络前所未有地为国人提供了一个平等言论的园地，思想的说出就有了一定的方便。无论民间人士还是学院中具有民间意识的人士，都自然聚集到了网络。在这里，在网络上的众多思想者面前，任何人试图摆出官方或半官方的威权架子，都将是可笑的。在这里，除了拿出自己的思想，没有更多的便利和特权。
2003/12/10@(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