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4月28日讯】除了军事建制的社会化之外，还有的是社会化的单位所有制，亦即所有的人都归属于一个以行政级别为划分的单位，如生产单位、教育单位、金融单位等等，这些单位有的也俗称某某部门。单位所有制也采用军事建制的方式，以副股长、股长、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厅局、厅局等官阶来界定人的身份，并根据级别之大小来进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这种命令式管理，形成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状态，这是五十年代初形容国民党统治方式的共产党宣传，然而现实的状况却是，官大半级压死人，一切以级别论英雄，一切以权力论英雄，有权者，就可以发号施令，风光一时，英姿飒爽；无权者，就只能成为狗熊，成为白丁，成为被欺骗、被捉弄的对象。
单位所有制，使得所有的人都要成为尤其在严密的档案制度下————单位的附庸，都要成为单位最高领导的附庸，换言之，倘若你有自己的独立的行为方式，那么你就可能或必然地遭到单位领导的批评和惩罚，那么随之而来的麻烦也就可能很大很大。作为单位的一分子，你必须按照单位领导的意旨去办一切事情，单位领导就是你的天然的、雷打不动的和毋庸置疑的主人，而作为独立的个人，你就不能不丧失独立的一切，你就必然地成为顺理成章的奴隶。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也就是被领导者与领导者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必然具有的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以人身的相互依附为特色，以无差别的思想、言论与行动为特色，从而造成了人的行动的萎靡不振和无所作为，造成了人微言轻、权重言重的可耻现实，总之，造成了迟滞社会良性发展的悲剧性后果。
单位所有制，作为公有制下产权绝对模糊的社会细胞，以单位最高领导的喜怒哀乐为方向盘，以社会上通行的奴颜卑膝的方式，大行其道地实行请客送礼等变相的贿赂，以效忠领导的并且乞望领导给以最大程度照顾的方式为今后谋取更大的实惠铺平道路或留有后路。一级又一级地、自下而上的效忠方式，使得礼品由少到多，由薄到厚，由小小的随礼到不堪重负，这样做的结果却使那些无权无势之小民陷入到难以自拨的痛苦与烦恼之中； 单位所有制，由于缺少流动性，由于缺少迁移或变换工作的弹性机制，吃饭在一起，玩乐在一起，表面上看似乎很团结，很热闹，也很友谊，实际却都是层出不穷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非但毫无半点真诚可言，简直就是阴谋诡计多端、各怀鬼胎杂事的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的十倍数的乘积，亦即360倍的孙子兵法的现实运用。以谋人为能事，而单单不谋事，实为小人当道，能人遭殃，大人遭殃；
单位所有制，由于奉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大包大揽的行事方针，并把一个人的生老病死统统地包揽无余，便更多地倾注意力于非本质存在的一切社会化的事物。本来是专事于生产电饭锅或电冰箱的企业，却要大兴土木地办托儿所、办职工食堂、办医院、办学校，于是，生产企业的资金便不能不分散于琐碎事务的其他事项，生产管理者也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市场对接的生产项目上；学校也是如此，学校办社会；科研院所也是如此，科研院所办社会。其结果就形成了社会化的普遍浪费。资源被无端地也不知不觉地被浪费掉了。巨大的浪费丝毫不能被遏止、被制服，而仍然以其固有的惯性徒劳无功地显示自身。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性标志，亦即浪费，普遍地浪费是形成社会主义社会贫困的重要原因。
单位所有制，普遍地分配能力上的平等，虽然在人格上它又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别。所谓能力上的平等，就是一视同仁地看待每一个人的工作能力，亦即你是一块砖，可以任凭东西南北搬；你是一颗螺丝钉，可以任凭稀里糊涂按。这种无差别地对待人的能力的做法虽然对于无能之辈造成了使之懈怠而更加无所作为的较为宽松和优越的存在环境，但对于有一定能力者却势必造成了极其巨大的伤害，更遑论那些具有天才气质的出类拨翠之辈了。否定能力，取缔能力，就是渺视事业进步的积极因素，就是否定并取缔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就是否定并取缔人类文明的希望。对此，我们已经有过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有鉴于此，我们再也不能打压任何有益于事业发展的所有的能力及其拥有者，即我们称之为“能人”的人了。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为发挥他们的才干而付出应有的最大的努力。
单位所有制，由于其严苛的人才流动规定，亦即出于一已私利而设定的清规戒律，使在其中不能发挥作用或希望到其他地方发挥更大作用的人才不能够自由地流动，不能够自由地选择，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能够进行自由地流动和自由地选择的人才，只能别无选择地老死在单位所有制的鸟笼里，只能违心地因而也不可能心情舒畅地生活于其中，只能苟活于其中，混混于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并长此以往，人才也就逐渐地变成庸才，庸才也就逐渐地成为蠢才。单位所有制就是这样把人不当人看待的，就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消磨人的斗志、消磨人的锐气、消磨人的所有的进取之心的。什么人才、什么天才，都要在单位所有制的大染缸里淹得活不过来、死不过去，最后都得以消解自己的才能为代价以获得平庸无为之人的生存权。
就上述而论的所有制而言，其弊端也只能是挂一漏万。许多许多的问题仍然是一言难尽，需要一切立志于改革、立志于除旧布新的有识之士进一步加以论证，进一步加以探讨，进一步加以批判，以利于从根本上改造这一为害中国大陆几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共产主义式的单位所有制，并真正地消除其所可能具有的所有的弊端。无论这个任务多么艰巨，也仍然有其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要坚定不移地并且是完全彻底地改造单位所有制，要刻不容缓地并且当机立断地改造社会化的军事建制，要以现代化的人权观改造所有这一切，要确立以人为目的的崭新制度并为此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
要彻底推翻毛泽东强加于中国大陆全体人民身上的兵营式的法西斯主义的各种沉重的难以挣脱的枷锁，要恢复社会生活的正常化，要归还社会本来的面目，要在破除军事建制和单位所有制的基础上使人获得全面、彻底的自我解放。
还我自由，还我作为人的自由。
还我自由思想的权利。还我自由言论的权利，还我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论不被打压的权利。还我自我选择的自由，还我自我认定而不被他人所否定的自由。还我讨还自由的自由。还我被剥夺了的自由。还我被否定了的自由。还我被渺视了的自由。还我一切天经地义属于我的自由。
还我怀疑的自由。还我论证的自由。还我批判的自由。还我信仰的自由。还我不信仰的自由。
还我写作的自由。还我发表的自由。还我出版的自由。还我演讲的自由。还我创作的自由。还我想象的自由。还我梦想的自由。还我幻想的自由。
还我选择居住地的自由。还我随时随地迁徙的自由。还我自由人所应具有的一切自由。还我不做奴隶并且反对各种奴隶制的自由。还我一切人之为人的行动自由。还我工作的自由和不工作的自由。还我请愿、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还我人的一切自由。
十、毛泽东就其一生的活动来说，乃是说了不算，言而无信的一生，几乎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是说话算数的。他并且把这种言而无信美其名曰地称之为“讲究策略”。因而称毛泽东卓有成效地败坏了中华民族恪守诺言的优良传统，实不为过。
不能信守诺言，随意破坏契约，虽然可能得逞于一时，虽然能够获得暂时的眼前利益，但却从根本上败坏了人与人之间本应良好的正常交往，使得人的互信机制遭到了长远的断裂和消除，亦即从长远看则是以丧失了应有的社会秩序为代价，是毁灭人性和否定人的良心的极其缺德的所作所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正是不折不扣地以其缺德，亦即缺乏或根本丧失人之为人的最起码的信誉、最起码的良心为特色而从事他那所谓的革命事业的。
办一切事情，有信则立，无信则不立；对一切人，也是如此，也是有信则立，无信则不立。信誉，是一切人、一切事情的内在的或曰本质的价值，没有信誉，也就丧失了其本质价值，也就一文不值，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毛泽东所讲的所谓“策略”，是一种对于信誉的渺视和否定，是对于人的良心的肆无忌禅的污辱和践踏，是对于人性的根本否定和宰杀，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影响事业顺利发展的罪恶行径。
毛泽东本人不但身体力行地实践他那一套毫无信誉的策略，而且还使这种言而无信的策略以中国共产党的文件的方式，以中国共产党指挥其所领导下的军队，亦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方式，以其所精心培植和大力豢养的特务组织，亦即公安部的一个特别部门，叫做政治保卫处的中国式的克格勃的方式，无所不能地否定信誉、否定契约、否定合同，因而也从根本上否定良好的社会秩序。
作为一个人，哪怕他自食其言一次，亦即他有一次说话不算数，那么这个人的本质就是有问题的了；如果他接二连三地这么做，那么这个人的本质就是很有问题的并且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了；如果他向来都是这么做，那么他还能取信于人吗？他还能在这个社会上混得下去吗？
遗憾的是，这个社会上本应混不下去的人却作为伟大领袖而被顶礼膜拜，而被山呼万岁，而被奉若神明，这不能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延续已久的悲剧。
在向江西的井冈山挺进时，毛泽东向当时占据井冈山的寨主袁文才和王佐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的到来，将增加你们驻守井冈山的力量，我们是好朋友嘛，可是当毛泽东把大部队拉到井冈山之后，毛泽东就成了占山为王的寨主，他随便找个理由就把原先的寨主给杀了；
在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之前，毛泽东就向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红军的另一支部队的负责人刘志丹拍胸脯说，你对陕北是作出伟大贡献的，红军到达陕北后，希望你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向刘志丹承诺，他除了可以继续领导他原先的部队之外，还可以扩大他的权力范围，云云，刘志丹听了很高兴，可是当毛泽东把从江西流窜到陕北的红军在刘志丹所属的领地安顿好了之后，很随便地就把刘志丹给收拾掉了；
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毛泽东曾劝说所有的蒋军将士以及为蒋介石政府工作的各界人士和工作人员，只要不抵抗，只要放下武器，只要不继续为蒋介石政府工作，那么就统统地给以出路，其生命、财产、安全就会统统地得以保障。果然，很多人听信了毛泽东的话，不但不给蒋介石卖命，而且还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倾全力于社会治安的维持工作，等等，可是，就是这些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怀抱着良好愿望和美丽幻想的前国民党团级以下的军官和士兵，曾经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而混碗饭吃的一般公务员一类的人物，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亦即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不久的1950年，一次镇反，便都成为哑口无言的屈死鬼，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死有余辜的敌人。如果毛泽东不作出某种承诺，这些被无端杀害的人尚有保存生命的可能，至少也不会死得这么冤枉，这些人一方面对不起曾为之效力的国民党，另一方也被共产党当作异已分子而枪杀。这些人真的应该是死不瞑目啊；
毛泽东是以“打土豪、分田地”这个陈胜、吴广几千年前所提出的“均贫富”的现代口号作为招摇的，也是以此而吸纳广大的贫苦农民参加革命而走上“发家致富”道路上的，亦即毛泽东所提出的这种极为荒唐的革命口号是他赖以登基的基础，毛泽东所实行的不过是李自成们或洪秀全们所谓的“耕者有其田”的小生产向往而已，丝毫也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更毫无现代意义的革命或改革之良策。所谓的“打土豪”，就是把农村中稍为富裕的地主或富农统统地打倒，就是把那些农业生产力的优秀代表、那些懂得农业生产之道的人统统地当作敌人来对待，来施虐，来杀害；所谓的“分田地”，就是抢夺别人的财产和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每一个农民，包括好逸恶劳的二流子们和吃喝嫖赌的混混们，都给分一块不大不小的土地，尽管不会饿死，但也绝不允许撑死。总之，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正因为有土地作为吸引力，广大的农民才积极投身到毛泽东所宣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去。可是，当这个革命一经完成，于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又搞了一场也是轰轰烈烈的收回农民土地归入集体的“合作化”运动，并以“人民公社”作为其剥夺农民生产资料——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为实现目标。一个范围广大的“合作化”运动，一夜之间，农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农民们就成为新时代的“贫下中农”了，换言之，农民们就成为“人民公社”的毫无权利的当之无愧的社员了，就成为公社书记们和大队书记们的当之无愧的和任劳任怨的奴隶了；
在长期的毛式土地革命中，稍为富裕一点的农民，亦即毛泽东所称谓的“地主、富农”与他的雇工，无论是长工还是短工，经劳资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亦即“地契”，“账本”等等，均遭到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否定和撕毁，有时甚至是一把熊熊燃烧的大火就把整个村庄乡民之间所订立的契约烧得个一干二净。谁欠谁的帐，都在灰烬当中被抹平了；权利、义务和责任，都在火光熊熊中化为乌有了。那么，口挪肚攒的辛劳和几代人累积的财富就这么瞬间成为泡影了么？是的，不但成为泡影，而且成为罪，亦即富裕即罪孽，富裕即剥削，富裕即无耻，那么反过来说，那些整天不务正事，吃喝嫖赌扎毒粉的人又如何呢？他们由于贫穷、由于愚昧，由于真正的无耻，便都混得不错，便都很光荣、很自豪，有的甚至成为“贫协”主席，成为趾高气昂的乃至不可一世的响当当的造反派。
(待续)@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