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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8日訊】除了軍事建制的社會化之外，還有的是社會化的單位所有制，亦即所有的人都歸屬于一個以行政級別為划分的單位，如生產單位、教育單位、金融單位等等，這些單位有的也俗稱某某部門。單位所有制也采用軍事建制的方式，以副股長、股長、副科長、科長、副處長、處長、副廳局、廳局等官階來界定人的身份，并根据級別之大小來進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這种命令式管理，形成了官大一級壓死人的狀態，這是五十年代初形容國民党統治方式的共產党宣傳，然而現實的狀況卻是，官大半級壓死人，一切以級別論英雄，一切以權力論英雄，有權者，就可以發號施令，風光一時，英姿颯爽；無權者，就只能成為狗熊，成為白丁，成為被欺騙、被捉弄的對象。
單位所有制，使得所有的人都要成為尤其在嚴密的檔案制度下————單位的附庸，都要成為單位最高領導的附庸，換言之，倘若你有自己的獨立的行為方式，那么你就可能或必然地遭到單位領導的批評和懲罰，那么隨之而來的麻煩也就可能很大很大。作為單位的一分子，你必須按照單位領導的意旨去辦一切事情，單位領導就是你的天然的、雷打不動的和毋庸置疑的主人，而作為獨立的個人，你就不能不喪失獨立的一切，你就必然地成為順理成章的奴隸。奴隸与奴隸主的關系，也就是被領導者与領導者的關系，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必然具有的新型的社會關系。這种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領導与被領導的關系、統治与被統治的關系、奴隸主与奴隸的關系，以人身的相互依附為特色，以無差別的思想、言論与行動為特色，從而造成了人的行動的萎靡不振和無所作為，造成了人微言輕、權重言重的可恥現實，總之，造成了遲滯社會良性發展的悲劇性后果。
單位所有制，作為公有制下產權絕對模糊的社會細胞，以單位最高領導的喜怒哀樂為方向盤，以社會上通行的奴顏卑膝的方式，大行其道地實行請客送禮等變相的賄賂，以效忠領導的并且乞望領導給以最大程度照顧的方式為今后謀取更大的實惠鋪平道路或留有后路。一級又一級地、自下而上的效忠方式，使得禮品由少到多，由薄到厚，由小小的隨禮到不堪重負，這樣做的結果卻使那些無權無勢之小民陷入到難以自撥的痛苦与煩惱之中； 單位所有制，由于缺少流動性，由于缺少遷移或變換工作的彈性机制，吃飯在一起，玩樂在一起，表面上看似乎很團結，很熱鬧，也很友誼，實際卻都是層出不窮的勾心斗角，爾虞我詐，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當面說好話，背后下毒手，非但毫無半點真誠可言，簡直就是陰謀詭計多端、各怀鬼胎雜事的孫子兵法三十六計的十倍數的乘積，亦即360倍的孫子兵法的現實運用。以謀人為能事，而單單不謀事，實為小人當道，能人遭殃，大人遭殃；
單位所有制，由于奉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大包大攬的行事方針，并把一個人的生老病死統統地包攬無余，便更多地傾注意力于非本質存在的一切社會化的事物。本來是專事于生產電飯鍋或電冰箱的企業，卻要大興土木地辦托儿所、辦職工食堂、辦醫院、辦學校，于是，生產企業的資金便不能不分散于瑣碎事務的其他事項，生產管理者也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市場對接的生產項目上；學校也是如此，學校辦社會；科研院所也是如此，科研院所辦社會。其結果就形成了社會化的普遍浪費。資源被無端地也不知不覺地被浪費掉了。巨大的浪費絲毫不能被遏止、被制服，而仍然以其固有的慣性徒勞無功地顯示自身。這不能不說是社會主義优越性的制度性標志，亦即浪費，普遍地浪費是形成社會主義社會貧困的重要原因。
單位所有制，普遍地分配能力上的平等，雖然在人格上它又承認人与人之間的巨大差別。所謂能力上的平等，就是一視同仁地看待每一個人的工作能力，亦即你是一塊磚，可以任憑東西南北搬；你是一顆螺絲釘，可以任憑稀里糊涂按。這种無差別地對待人的能力的做法雖然對于無能之輩造成了使之懈怠而更加無所作為的較為寬松和优越的存在環境，但對于有一定能力者卻勢必造成了極其巨大的傷害，更遑論那些具有天才气質的出類撥翠之輩了。否定能力，取締能力，就是渺視事業進步的積極因素，就是否定并取締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就是否定并取締人類文明的希望。對此，我們已經有過極其深刻的歷史教訓，有鑒于此，我們再也不能打壓任何有益于事業發展的所有的能力及其擁有者，即我們稱之為“能人”的人了。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為發揮他們的才干而付出應有的最大的努力。
單位所有制，由于其嚴苛的人才流動規定，亦即出于一已私利而設定的清規戒律，使在其中不能發揮作用或希望到其他地方發揮更大作用的人才不能夠自由地流動，不能夠自由地選擇，不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能夠進行自由地流動和自由地選擇的人才，只能別無選擇地老死在單位所有制的鳥籠里，只能違心地因而也不可能心情舒暢地生活于其中，只能苟活于其中，混混于其中。在這种情況下并長此以往，人才也就逐漸地變成庸才，庸才也就逐漸地成為蠢才。單位所有制就是這樣把人不當人看待的，就是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消磨人的斗志、消磨人的銳气、消磨人的所有的進取之心的。什么人才、什么天才，都要在單位所有制的大染缸里淹得活不過來、死不過去，最后都得以消解自己的才能為代价以獲得平庸無為之人的生存權。
就上述而論的所有制而言，其弊端也只能是挂一漏万。許多許多的問題仍然是一言難盡，需要一切立志于改革、立志于除舊布新的有識之士進一步加以論證，進一步加以探討，進一步加以批判，以利于從根本上改造這一為害中國大陸几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共產主義式的單位所有制，并真正地消除其所可能具有的所有的弊端。無論這個任務多么艱巨，也仍然有其巨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要堅定不移地并且是完全徹底地改造單位所有制，要刻不容緩地并且當机立斷地改造社會化的軍事建制，要以現代化的人權觀改造所有這一切，要确立以人為目的的嶄新制度并為此而進行艱苦卓絕的努力。
要徹底推翻毛澤東強加于中國大陸全體人民身上的兵營式的法西斯主義的各种沉重的難以掙脫的枷鎖，要恢复社會生活的正常化，要歸還社會本來的面目，要在破除軍事建制和單位所有制的基礎上使人獲得全面、徹底的自我解放。
還我自由，還我作為人的自由。
還我自由思想的權利。還我自由言論的權利，還我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論不被打壓的權利。還我自我選擇的自由，還我自我認定而不被他人所否定的自由。還我討還自由的自由。還我被剝奪了的自由。還我被否定了的自由。還我被渺視了的自由。還我一切天經地義屬于我的自由。
還我怀疑的自由。還我論證的自由。還我批判的自由。還我信仰的自由。還我不信仰的自由。
還我寫作的自由。還我發表的自由。還我出版的自由。還我演講的自由。還我創作的自由。還我想象的自由。還我夢想的自由。還我幻想的自由。
還我選擇居住地的自由。還我隨時隨地遷徙的自由。還我自由人所應具有的一切自由。還我不做奴隸并且反對各种奴隸制的自由。還我一切人之為人的行動自由。還我工作的自由和不工作的自由。還我請愿、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還我人的一切自由。
十、毛澤東就其一生的活動來說，乃是說了不算，言而無信的一生，几乎沒有任何一件事能夠是說話算數的。他并且把這种言而無信美其名曰地稱之為“講究策略”。因而稱毛澤東卓有成效地敗坏了中華民族恪守諾言的优良傳統，實不為過。
不能信守諾言，隨意破坏契約，雖然可能得逞于一時，雖然能夠獲得暫時的眼前利益，但卻從根本上敗坏了人与人之間本應良好的正常交往，使得人的互信机制遭到了長遠的斷裂和消除，亦即從長遠看則是以喪失了應有的社會秩序為代价，是毀滅人性和否定人的良心的極其缺德的所作所為。毛澤東的所作所為正是不折不扣地以其缺德，亦即缺乏或根本喪失人之為人的最起碼的信譽、最起碼的良心為特色而從事他那所謂的革命事業的。
辦一切事情，有信則立，無信則不立；對一切人，也是如此，也是有信則立，無信則不立。信譽，是一切人、一切事情的內在的或曰本質的价值，沒有信譽，也就喪失了其本質价值，也就一文不值，也就喪失了其存在的意義。毛澤東所講的所謂“策略”，是一种對于信譽的渺視和否定，是對于人的良心的肆無忌禪的污辱和踐踏，是對于人性的根本否定和宰殺，是造成社會風气敗坏，影響事業順利發展的罪惡行徑。
毛澤東本人不但身體力行地實踐他那一套毫無信譽的策略，而且還使這种言而無信的策略以中國共產党的文件的方式，以中國共產党指揮其所領導下的軍隊，亦即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方式，以其所精心培植和大力豢養的特務組織，亦即公安部的一個特別部門，叫做政治保衛處的中國式的克格勃的方式，無所不能地否定信譽、否定契約、否定合同，因而也從根本上否定良好的社會秩序。
作為一個人，哪怕他自食其言一次，亦即他有一次說話不算數，那么這個人的本質就是有問題的了；如果他接二連三地這么做，那么這個人的本質就是很有問題的并且是有很大的問題的了；如果他向來都是這么做，那么他還能取信于人嗎？他還能在這個社會上混得下去嗎？
遺憾的是，這個社會上本應混不下去的人卻作為偉大領袖而被頂禮膜拜，而被山呼万歲，而被奉若神明，這不能不是中華民族几千年來延續已久的悲劇。
在向江西的井岡山挺進時，毛澤東向當時占据井岡山的寨主袁文才和王佐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們的到來，將增加你們駐守井岡山的力量，我們是好朋友嘛，可是當毛澤東把大部隊拉到井岡山之后，毛澤東就成了占山為王的寨主，他隨便找個理由就把原先的寨主給殺了；
在紅軍經過長征抵達陝北之前，毛澤東就向陝北革命根据地的創始人、紅軍的另一支部隊的負責人劉志丹拍胸脯說，你對陝北是作出偉大貢獻的，紅軍到達陝北后，希望你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并向劉志丹承諾，他除了可以繼續領導他原先的部隊之外，還可以擴大他的權力范圍，云云，劉志丹听了很高興，可是當毛澤東把從江西流竄到陝北的紅軍在劉志丹所屬的領地安頓好了之后，很隨便地就把劉志丹給收拾掉了；
在一九四九年毛澤東發布的《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毛澤東曾勸說所有的蔣軍將士以及為蔣介石政府工作的各界人士和工作人員，只要不抵抗，只要放下武器，只要不繼續為蔣介石政府工作，那么就統統地給以出路，其生命、財產、安全就會統統地得以保障。果然，很多人听信了毛澤東的話，不但不給蔣介石賣命，而且還積極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進攻，傾全力于社會治安的維持工作，等等，可是，就是這些對毛澤東，對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共產党怀抱著良好愿望和美麗幻想的前國民党團級以下的軍官和士兵，曾經為國民党政府工作而混碗飯吃的一般公務員一類的人物，用不到一年的時間，亦即在中國共產党執政后不久的1950年，一次鎮反，便都成為啞口無言的屈死鬼，都成了中國共產党的死有余辜的敵人。如果毛澤東不作出某种承諾，這些被無端殺害的人尚有保存生命的可能，至少也不會死得這么冤枉，這些人一方面對不起曾為之效力的國民党，另一方也被共產党當作异已分子而槍殺。這些人真的應該是死不瞑目啊；
毛澤東是以“打土豪、分田地”這個陳胜、吳廣几千年前所提出的“均貧富”的現代口號作為招搖的，也是以此而吸納廣大的貧苦農民參加革命而走上“發家致富”道路上的，亦即毛澤東所提出的這种極為荒唐的革命口號是他賴以登基的基礎，毛澤東所實行的不過是李自成們或洪秀全們所謂的“耕者有其田”的小生產向往而已，絲毫也沒有什么新奇之處，更毫無現代意義的革命或改革之良策。所謂的“打土豪”，就是把農村中稍為富裕的地主或富農統統地打倒，就是把那些農業生產力的优秀代表、那些懂得農業生產之道的人統統地當作敵人來對待，來施虐，來殺害；所謂的“分田地”，就是搶奪別人的財產和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使每一個農民，包括好逸惡勞的二流子們和吃喝嫖賭的混混們，都給分一塊不大不小的土地，盡管不會餓死，但也絕不允許撐死。總之，把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是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所從事的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內容。正因為有土地作為吸引力，廣大的農民才積極投身到毛澤東所宣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去。可是，當這個革命一經完成，于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又搞了一場也是轟轟烈烈的收回農民土地歸入集體的“合作化”運動，并以“人民公社”作為其剝奪農民生產資料——農民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為實現目標。一個范圍廣大的“合作化”運動，一夜之間，農民們就什么都沒有了，農民們就成為新時代的“貧下中農”了，換言之，農民們就成為“人民公社”的毫無權利的當之無愧的社員了，就成為公社書記們和大隊書記們的當之無愧的和任勞任怨的奴隸了；
在長期的毛式土地革命中，稍為富裕一點的農民，亦即毛澤東所稱謂的“地主、富農”与他的雇工，無論是長工還是短工，經勞資雙方所訂立的合同，亦即“地契”，“帳本”等等，均遭到了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的否定和撕毀，有時甚至是一把熊熊燃燒的大火就把整個村庄鄉民之間所訂立的契約燒得個一干二淨。誰欠誰的帳，都在灰燼當中被抹平了；權利、義務和責任，都在火光熊熊中化為烏有了。那么，口挪肚攢的辛勞和几代人累積的財富就這么瞬間成為泡影了么？是的，不但成為泡影，而且成為罪，亦即富裕即罪孽，富裕即剝削，富裕即無恥，那么反過來說，那些整天不務正事，吃喝嫖賭扎毒粉的人又如何呢？他們由于貧窮、由于愚昧，由于真正的無恥，便都混得不錯，便都很光榮、很自豪，有的甚至成為“貧協”主席，成為趾高气昂的乃至不可一世的響當當的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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