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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4日訊】3)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台灣應該享有自己應得的國際地位
中國大陸与中國台灣都應該以自己的行動為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与穩定、為維護世界的和平与穩定作出各自應予作出的不同的貢獻。為此，台灣無疑應當參加或盡可能地參加有關地區性的或國際性的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WTO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太平洋國際會議等政府的和非政府的組織机构。至于聯合國，那就更應該恢复中華民國的席位，而不應該任由中共阻攔，將愛好和平、熱愛民主自由的二千三百万台灣人排斥在世界大家庭之外。
台灣，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有權利爭得自己應予爭得的國際地位。她應當与“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一道，共同為締造人類文明的新發展而同心協力。
4)以民族大義為重、用和平理念取代意識形態仇殺、化干戈為玉帛
台海兩岸之間的愈來愈多的廣泛而深入的交往，必將導致和平的基本的和完全的實現。在兩岸人民、兩岸領導人都能夠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原則基礎上信守“永不開戰的和平”原則之際，台海兩岸“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則才能夠真正地造福于台海兩岸的中國人民，才能夠給中華民族帶來普遍的和長遠的利益，才能使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在良好的環境中健康、持續、穩定地發展。
和平的環境要求傾最大的注意力于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政治建設，要求把有限的資金應用于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的相關項目的建設中，要求所使用的資金盡可能地獲得最大的效益或效益最大化，也就是要求大量的資金不要毫無意義地應用在窮兵贖武准備戰爭和發動戰爭以及維持戰爭机器的運轉上。只有當台海兩岸所有的資金都能夠毫無例外地應用在民用設施的建設上，應用在社會發展的項目上，應用在人民群眾的福利上，應用在丰富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上，而不是應用在相互敵視的戰爭上、不是應用在對于同是炎黃子孫的中國人的屠殺上，那么中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就必然贏得了可靠的成功之保障。然而，現實的台海兩岸的情況，可以說是与上述理想狀態完全地背道而馳的，是很不理想的，是令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不能不痛心疾首的。
大陸的軍費每年都相當可觀，理由無非是為了保衛祖國，為了祖國統一，為了“穩定壓倒一切”的江山社稷。据說，一九九七年中國大陸的國防預算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十，遠遠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的GNP与軍費 之比。花大筆資金購買俄羅斯淘汰下來的巡洋艦，花上十億美元從以色列等國購買預警戰斗机，買坦克、買大炮、買槍枝彈藥、買飛机，花的全都是人民的血汗錢，換來的卻都是屠殺自己同胞的新式武器。
除了把錢扔給外國的之外，在研制、開發以及運用核武器方面，在制造遠程導彈等高科技武器方面，中共也投入了難以計數的資金，而國內的廣大農民卻仍然生活在衣不蔽體、食不飽腹的貧困之中，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崗找不到工作生計無著，甚至連有一技之長的工程師們也只能維持他們暫時的可怜巴巴的溫飽。極權專制下的百姓嘴上不說心里都會問：那些巨額的有如天文數字一般的資金難道不可以給那些無房戶建造一些安居的樓房？難道不可以給那些仍然穿不上衣服、穿不上褲子的農民們增添几件新衣？
中國大陸的軍費委實龐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用這些巨額資金來購置武器、對付當權者們誓欲消滅的國民政府和台灣人民的，就是用來對付台海之戰可能導致的所謂“外國勢力干涉”的。戰爭狂人這种种勞民傷財之壯舉，确實無益于中國大陸和中國大陸人民，确實無益于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事業，确實無益于中國大陸的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事，為何偏偏要干下去呢？這難道不是愚蠢而無聊的自殺与殺他之舉嗎？
台灣的軍費呢？台灣的軍費每年也是相當高的。從美國等國購買各种各樣先進的艦船、飛机以及大炮等常規的和不常規的武器，把大量的新台幣換成美元、換成英磅、換成法朗、換成馬克去貢獻給反正不是中國的外國。結果呢？同樣是白花花的銀子換回了一堆可以殺人如麻的新式武器。當然，我們理解台灣面對戰爭威脅不得不進行自我防衛的難處，但我們也希望中華民國的政治家發揮智慧，能夠找到更好的既能迫使北京政府放棄武力又能保衛台灣民主成果的良策。
試想，如果這些經費、這些有如天文數字一樣的經費不是用在軍事上，不是用在武器的購置上，不是用在所謂“祖國統一”和“台灣防御”上，那將為中華民族解決多少問題？把購買武器的錢轉化成購買科學、購買技術、購買教育、購買人才、購買書藉等等有利于社會進步的項目上，那又是何等的理想，何等的美妙，何等的有意義？
台海兩岸，大陸和台灣，僅僅因為中共強加的意識形態分歧，僅僅因為共產党人偏執狹隘而又不甚光明磊落的心理，就把滾滾的巨資拋流向西方發達國家、拋流向殺人武器的生產國和制造商，拋流向那些軍火販子，拋流向那些給戰爭狂人作后盾的人類文明的毀滅者，實在太不值得了。這种做法，無疑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不應有的損害，也給兩岸關系造成了不應存在的緊張局面。因此，有理智的兩岸中國領導人都應該為了中華民族之大義、為了兩岸中國人民的幸福和長而久之的安宁，不要再做出不理智的采購大量武器的決定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兩岸應該建立政府決策級的專家小組，拿出一個節省人民幣、節省台幣、節省港幣的和平方案，以使中華民族去除戰爭的鐵幕而和舟共濟地尋求自我繁榮、自我發展的美好前程，以使中華民族与丑陋、肮臟与血腥的戰爭武器相揖別、与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一切邪惡勢力相揖別。倘若如此，則台灣人民幸甚，大陸人民幸甚，中華民族幸甚。
4.堅持台海關系“三原則”、希望的曙光將蕩滌中華民族痛苦的歷史
如上所述，台海兩岸關系“三原則”，即（一）“中華民族大家庭”原則、（二）“永不開戰的和平”原則和（三）“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則，都是有益于台海兩岸關系和平、穩定与健康發展的，都是有益于中華民族人人向往的現代化宏偉事業的，都是有益于每一個中國人走向民主、自由、繁榮与進步的康庄大道的。
中華民族應當是偉大的民族，中華民族應當驕傲地屹立于世界的東方，應當驕傲地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中華民族應當有非凡的智慧、非凡的愛心、非凡的勇毅去面對現實，去解決現實問題，去解決台海兩岸的關系問題，去解決一切應當解決和必須解決的問題。中華民族已經有太多痛苦的歷史，所以有必要從歷史的蒼海桑田中汲取應當汲取的教訓。時代在召喚，和平的時代在召喚，文明的時代在召喚，進步的時代在召喚，發展的時代在召喚。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任何真正的中國人，都要擔負起保衛和平、反對戰爭、追求進步、克服落后、追求發展、反對倒退的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這是中國人的神圣責任，這是自我价值的确立，這是人權覺醒的明證。
對于中華民族的永遠的和平与幸福，筆者在此謹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并寄希望于台海兩岸富于理性的領導人，寄希望于台海兩岸富于理性的民眾，寄希望于台灣，也寄希望于大陸，寄希望于大陸，也寄希望于台灣，總之寄希望于每一個好人。祝好人一生平安，祝好人一生幸福；祝中華民族永遠平安，祝中華民族永遠幸福。
中華民族的希望在哪里？中華民族還有沒有希望？還有沒有光明的前途？如何回答此類問題？以什么方式回答此類問題？只要我們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能夠充分地運用自己的智慧并根据現時代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審時度勢地申視歷史、看待現實、展望未來，那么回答無疑就是肯定的。只要每一個中國人，無論台灣人也好、大陸人也好，都能夠以充滿亮點的人性去觀照同樣充滿亮點的人性，以慈悲的心靈普渡另一個或者另一片慈悲的心靈，那么我們所可能或必然獲得的就是扑愣扑愣飛翔的和平鴿、迎風飄逸的橄欖枝、還有那少男少女們的天真無邪的純洁而美麗的歌聲。
中華民族的希望就在于和平：和平是一切生命不被蹂躪、一切生靈不被涂炭的保證；和平是中華民族的未來不被野獸的魔爪所踐踏、不被血腥的殘暴所摧毀的證明。
中華民族的希望就在于民主：民主是保衛和平的偉大力量，民主是埋葬戰爭的唯一途徑，民主是中華民族獲得解放的唯一通道。
中華民族的希望就在于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以及行動自由是推翻專制極權等暴政的尖銳武器，是破除各种形式禁錮与枷鎖的革命性力量，是破除皇權、回歸人權、破除党性、回歸人性的如風如歌如潮的不可阻擋的气勢。
中華民族的希望就在于法治：法治是确保社會正義和公正的根本標志，法治是殲滅人治的野蠻与暴虐的社會審判，法治是人性的起航揚帆并高歌猛進于人生的汪洋大海，法治是埋葬獸性的廣大墳場和深不可測的淵藪，法治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康庄大道。
中華民族的希望就在于人權，就在于人權全面的覺醒、人權根本的自立并与党權相分离。人權高于党權，人權高于政權，人權高于王朝，人權高于領袖。人權高于主權，人權高于核心，人權高于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應當為人權服務，都應當為人權和人權的實現而設置。
中華民族的希望就在于每一個中國人的良知或曰良心：以善為本、以愛為本、以真為本。良心是每個人有意識的和有人性的自我規定。要按照良心的法則行事，要回歸基本的人性。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所有這一切，那么誰能說中華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是沒有偉大的希望的？最近，亦即二○○○年三月十八日，在台灣進行了一次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的全民直選，民進党的陳水扁承諾了這些基本的人性原則，于是他成功了。
二、陳水扁當選台灣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的意義
雖然，台灣的這次總統直選，形式上与一九九六年的總統直選相差無几，表面上看甚至一模一樣，但本質上卻有著根本的不同。因為，一九九六年的總統直選仍然是一党執政，亦即繼續維持國民党一党執政的基本特色。二○○○年三月十八日台灣總統直選的重要性和偉大价值，就在于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政權的和平轉移以及政党的輪流更替。這次選舉，意義非同小可；這次選舉，是民主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人權的胜利，是法治的胜利，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開天辟地的偉大胜利。
1.台灣選舉開中華民主政治之先河、多党競選制必將取代一党獨裁暴政
陳水扁通過競選、通過頒布自己的施政綱領、通過自己的競選方案，而走上國家行政管理的最高職位，而成為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這就打破了中國歷史上存在了几千年之久的官爵分封制古老而沒落的政治傳統。這是以“人民競選制”取代“官爵分封制”，這是以現代的票箱政治取代傳統的宮庭政治，這是以現代民主政治取代循環不已的王朝體制。
無論國民党還是共產党，無論中國大陸還是台灣，就政治體制來說，百年來都是几千年如一日的王朝體制生生不已的輪回，都是變了個名稱或花樣翻新的朕即天下的皇帝變种。那些面孔不一、假以“主席”、“委員長”、“總書記”、“軍委主席”之名的各种各樣的真命天子們，又哪一個不曾愚弄百姓山呼万歲万歲万万歲？
宮爵分封制，實為帝制，實為禍國殃民之根源。其中主要的特征就是權力自上而下的逐級分封，而不是像陳水扁先生那樣地自下而上地直接競選。陳水扁的當選足以證明：中華民族是可以不要王朝的，是可以不要皇帝的，是可以通過開放的、透明的競選方式戰胜黑箱作業、暗箱操作的宮庭政治、宮帷政治的，是可以用一人一票的自我選擇的方式隨心所欲地選舉自己的領導人的，是可以暢所欲言地和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的。如此等等，意義委實重大。
任何一個人，倘若他要成為真正的政治家，就必須依憑其實力，亦即真才實學、勇气与智慧，并把這些优越之處變成他推行自己施政綱領的能力公開亮相，接受選民們的檢驗。每一個競選者還必須在汲納各方不同意見的基礎上不斷地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施政綱領，自己的治國、治省、治市、治縣之方案，并且待他的施政綱領、亦即建政方案為統計學多數的民眾所認同、贊許与支持之后，才可以成為國家不同層級的行政管理崗位的管理者、領導者和統治者。這，就是現代民主政體的根本來源和主要運行方式；這，就是現代民主社會民主化和文明化的顯著標志。
与傳統的由上至下任命官吏的王朝式的政治體制不同，現代化的政治體制則是由下而上的競選行政首腦、并為選民們的統計學多數所認定的政治體制。依据此种觀點，二百多年前的美國就已經開始實行現代化的政治制度了。因為，自華盛頓時代開始，美國人民就開始了不同地區、不同范圍的乃至全國范圍的競選活動。凡是要成為美國的行政首腦的，無論是市長、州長，還是國家行政首腦 —- 總統，都必須通過競選的方式走上業已被選定的國家行政管理崗位。不競選，則不能成為執政者；要成為執政者，就必須通過競選。競選，是國家机關行政首腦產生的唯一方式。由于競選的公開性，因而杜絕了暗箱操作的密室政治；由于競選的透明性，因而去除了王朝委任的內部肮臟交易和權力私有之弊端；由于競選的多樣選擇性，因而使選民們能夠精心地選擇其所想、所愿的侯選人、并投下庄重的一票。競選，是現代化政治體制所由建立、所由形成的唯一途徑。沒有競選，就沒有現代化的政治及其體制，就沒有現代化的政治民主与政治自由，就沒有現代化的民主社會和公民社會。
中國几千年來的歷屆政府，包括近百年來的民國政府，包括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共產党的大陸北京政府，都毫無例外地實行一成不變的王朝政治制度。雖然不叫王朝之名，但卻有王朝之實；雖然不叫皇帝之名或雖然新“皇帝們”沒有被加冕，但卻被冠以不叫“皇帝”的种种其他名稱的并且是尚未加冕的“主席”、“委員長”、“總書記”、“軍委主席”等等。
中華民族的悲劇歷史就在于有壓迫人權的王朝之政權的存在，就在于存在有各种各樣古代的、近代的和現代的名目繁多的正宗的和變了种的皇帝及其分封的大大小小的皇帝，就在于沒有競選制的官爵分封制的几千年如一日的實行，就在于沒有民眾的政治選擇權的應用和實現，換言之，就在于沒有競選而只有任命的腐朽沒落的腐敗与無能的權力构成机制。
如今，台灣人民通過直選的方式，亦即通過投下庄重的一票之方式，選擇出自己的行政領導，選擇出治理國家的有能力者，選擇出最佳治國方案的施行者，這是對于中華民族血淚歷史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矯正与修复，這是撥正中華民族歷史航程的一次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動作，這是中國政治制度現代化的一次杰出的和偉大的演練。其重要意義不容抵估，其示范作用尤其巨大。
值得研究的是，為何陳水扁作為台灣民進党的總統后選人，竟能夠擊敗業已執政了九十年的國民党的總統后選人連戰和獨立后選人宋楚喻而直接當選呢？為什么國民党不能像現在中國大陸的共產党那樣戀權不放呢？為什么作為執政的國民党竟能夠以自動下台的方式尊重普遍的民意呢？回答這些問題只需要一個答案就可以了，那就是：在多党制的民主條件下，政党輪替實在是正常的而且是平常的、是再正常不過的而且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了。
多党制不是什么“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多党合作制”。一個党不容置疑地行領導之權，其他党還怎么競爭？一個党不容許挑戰，其他党還怎么樣表達不同意見？一個“領導下”足以證明“中國共產党”的一党專政、一党獨裁的全部本質，至于“多党合作”就更是無稽之談了。現在中國大陸的八個“花瓶党”，對中國共產党只有歌功頌德的“合作”，只有歡呼贊揚的“合作”，而沒有也不允許有批判指責的“合作”，更不允許有“分庭抗禮”、“自立門戶”的“合作”。總之，八個“花瓶党”只能緊跟中國共產党亦步亦趨地走著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腐朽沒落之路，只能以犧牲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作用乃至自己的存在，為中國共產党殘酷的一党專政作陪襯、作幫閑或幫凶，作欺詐社會的政治工具或稱御用工具。
一党專政的殘忍、缺德的表現是：這個党的任何理論、任何組織、任何領袖、任何事物，都是不可以批評的，都是不可以評論的，都是不可以置疑的，都是不可以反對的，都是“偉大、光榮、正确的”，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都是“戰無不胜的”，也是“無堅不摧的”，等等、等等，盡是好听的。一党專政到處給自己貼金，極盡標榜吹噓之能事，一方面它廣告做得好，以求蠱惑人心之實、以求坑崩拐騙之實，另一方面，又以槍杆子和刀把子的血腥与暴力逼使人們就范，亦即必須承認這個党的一切偉大与一切輝煌，倘若不承認，那恐怕就要大禍臨頭了，那恐怕就得死有余辜了。
自詡為偉大、光榮、正确的“中國共產党”就是以這樣的方式為自己贏得不朽英名的。与其說是贏得“英名”，莫不如說是業已臭名遠揚。這是中國大陸統治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共產党的基本情況，這個情況可以說到現在還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改變，還仍然保持著“五十年不變”的專制特色，何時改變，怎樣改變，現在尚不得而知。看來，中國大陸的無能昏庸的執政者是不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心甘情愿地退出歷史舞台的，是不想讓民主与自由的春光照臨中華神州大地的。這，實在是中國大陸人民的悲哀与恥辱。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台灣的國民党時代又何嘗不是如此？國民党也是一党專政，雖然与共產党比較而言，它還略顯開明，它還不像共產党那樣赶盡殺絕。但一党專政的本質卻与中國共產党殊途同歸，總是以殘忍、非人性、暴虐与血腥為特色的。
大陸時代的國民党和台灣時代的國民党都以其嚴苛的一党專政而使無論是大陸人民還是台灣人民都蒙受到相當深重的苦難。一九四九年敗退台灣后，國民党一直采取党禁政策和報禁政策，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有所松動。其中發生的几次比較大的鎮壓事件都是國民党一党專政一手導演、一手策划、一手造成的，例如“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等。
無論國民党、還是共產党，抑或是其他的什么党，無論是誰，無論是“偉大領袖”還是“英明核心”，抑或是任何一個平民百姓，都應該懂得這一十分淺顯的道理，都應該知道這一極為普通的常識：沒有任何事物、任何理論、任何組織、任何個人、任何國家或地區，是不可以評論的，是不可以置疑的，是不可以反對的。簡言之，任何事物、任何理論、任何組織、任何個人、任何國家或地區，都是可以批評、可以評論、可以置疑、可以反對的。
所謂的一党專政的制度、亦即一党制，實質上就是一党執政而不允許反對与置疑、不允許置批評乃至反對的制度，這是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罪惡叢性、冤獄遍布、血腥与暴力充斥的制度。所謂的多党制，亦即可以由一党執政，但卻必須而且可以為民眾、為其他在野党所批評、置疑甚至反對的制度，這是民意可以暢達、輿論可以公正、政治必須多元、言論可以自由的現代化的政治制度，這是根除腐敗、消除冤屈、伸張正義、遠离血腥与暴虐的文明制度。
現實在中國大陸實行嚴酷統治的中國共產党以其不無欺詐的詭辯之口吻說，中國大陸必須由中國共產党來領導，因為沒有其他政党能夠像中國共產党那樣可以實行領導，其他党來領導，還不如共產党來領導。這种“聊胜于無”的維護一党之私的心理，業已昭然若揭。一方面中共把中國民主党的主要負責人，例如徐文利、秦永敏、王有才和各省、各市几十個中國民主党党部負責人非法地關進監獄、非法地判刑十年以上，另一方面又說沒有任何其他政党可以執政，因為其他党包括中國民主党都沒有執政能力，這豈不是像一個強奸犯強奸了一個處女之后又說這個女人本來就不是處女一樣嗎？這豈不是像一個劫匪搶劫了錢財以后又說這個被劫持的人本來就沒有錢財一樣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共產党的一党專政竟墮落到如此的無恥之尤的程度，委實叫人眼界大開了。
國民党倒是有執政能力的，可不可以讓國民党回大陸重新執政？難道有什么不可以的嗎？國民党也可以而且應該重返大陸執政；大陸的中國民主党也可以競爭執政；各民主党派的那几個“花瓶党”也可以丟下“花瓶”帽子真正地獨立自主，并且也可以競爭執政；還有台灣的民進党也可以到大陸与中國共產党競爭而執政中國大陸。當然，中國共產党也可以通過与其他党派平等地競爭、競選的方式而合法地執政，以徹底更正中國共產党現實的非法執政的不良之狀態、缺德之狀態、野蠻之狀態、罪惡之狀態。
中國大陸只有實行了政党輪替的政治制度，才能從王朝循環不已的歷史誤區中真正地走將出來，才能從一党專政的腐朽沒落的卑鄙、肮臟与暴力的血腥中真正地走將出來，才能從“到處鶯歌燕舞”實則滿目瘡痍的謊言王國里真正地走將出來。恢复真實、恢复人性、恢复被剝奪了的、被壓迫著的、被蹂躪著的中國人的所有基本的權利、恢复社會生活的正常化、恢复社會生活的穩定与秩序，所有這些，都需要實行政治體制的全面而深入的改革，都需要現存的執政者拋棄陳腐的戀權不放、“占著茅坑不拉屎”（鄧小平語）的惡習，都需要确立必將贏得子孫后代贊譽的“華盛頓精神”，亦即急流勇退的棄權精神，都需要對現政權不斷地進行合法的顛覆，以增進執政的活力与熱情，都需要各政党輪流執政制度的廣泛普及与具體應用。總之，政党輪替這個原則在台灣業已變成了人人可以接受的現實，作為在大陸執政的中國共產党難道還有什么理由恪守“一党領導下的多党合作制”這個“一党專政”的非民主的獨裁原則嗎？
在中國末來的政治制度中，應該采取“一党執政、多党競爭、輪流坐樁、平等參与”的方式，這正是未來憲政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的十六字方針。所謂的一党執政，并不是永遠地執政，并不是以此党的政策壓制并打擊其他政党的政策，而是有限期地執政，而是以和平的而非武力的方式進行平等的說服，進行平心靜气的商榷和討論。所謂的多党競爭，就是在政治舞台上，每個政党都可以并能夠以自己的實力顯示自身的存在和价值，以自己的建國之方略而贏得人們的認同、理解和支持，以自己的創見而走上國家不同的行政管理崗位乃至最高的行政管理崗位。這樣就需要二种保證：一是建立并完善富于競爭力的政治家市場，二是建立并完善使政治家蜂擁而出的憲法和法律保障机制。所謂的輪流坐樁，就是每個政党都具有執政的机會和可能，并通過自己不懈的合法的努力，由在野党的地位上升為執政党的地位，而執政党倘若不再适應社會迅猛發展的需要，也可以由執政党的地位下降為在野党的地位。按照未來所可能制訂的法律之規定，每隔四、五年即舉行一次全民性的大選，各個政党都可以公開自己的施政綱領，都可以走上競選之路而力爭贏得人們的認同，都可以贏得或多或少的選票，最后在統計學意義上的絕對票數認同下，獲得最多數票的党將贏得執政的權力。所謂的平等參与，就是在未來的政治競爭中，不分所謂的大党与小党，不分所謂的執政党与在野党，每一個政党都要統統地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誰有實力，誰就獲得冠軍，反之誰就要被淘汰出局，即不能獲得執政的地位。平等參与，是使各政党充分發揮自身的創造力和所有潛力的絕對必要的途徑，是使社會生活正常化的應有舉措，是中國政治制度現代化的必然的和順理成章的表現形式。
總之，陳水扁的胜出，有力地證明：專制獨裁的王朝是沒有前途的，是終歸要沒落的，是畢竟要為新型的競選的民主制所取締、所代替的。
2.台灣經驗宣告了獨裁者的“亞洲价值觀”、“中國特色”徹底破產
亞洲价值觀存在嗎？答案是否定的。所謂的“亞洲价值觀”，是新加坡獨裁者李光耀、這個執政了几十年的垂垂老人作出的、莫名其妙的、難以自圓其說的發明。亞洲价值觀意即在亞洲生活的人民所擁有的价值觀，它鼓吹亞洲人只适宜在專制極權制度下生活，它赤裸裸地宣揚亞洲人不配享有民主。
李光耀之所以提出子虛烏有的“亞洲价值觀”，不過是要為亞洲的封建專制和奴隸制及由此造成的獨裁罪惡尋找可以繼續苟延殘喘的托辭，是要迎合包括中國極權專制主義者在內的各國獨裁者延續腐朽統治的需要。說穿了，“亞洲价值觀”是極權主義者自我保護的一捅就破的畫皮和一把肮臟的保護傘。如果所謂的“亞洲价值觀”真的存在，那么也就可能或必然存在“中國國情”的“中國特色”，也就可能或必然存在“中國古代价值觀”、“中國現代价值觀”。這种把人類普适的价值觀五馬分尸的、凌遲的、腰斬的所作所為，只能造成文明的衰微与無望，只能形成社會的普遍愚昧和落后。如果所謂的“亞洲价值觀”真的存在，那么就無疑地肯定了以下的謬論：“价值觀是相對的、是有差別的”，“人權是相對的、是有差异的”，“人權有不同之分”，亦即美國人有美國人的自由權，中國人有中國人的不自由權，中國人只有動物化的生存權，美國人可以享受高度文明，中國人無權享受高度的文明，中國人就只能是低等民族、劣等民族，等等、等等。袁世凱就是以這种方式看待中國人民的，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對待中國人民的；而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也是以這樣的方式看待中國人民的，也是以這樣的方式對待中國人民的。既然中國的統治者都不把自己的臣民當作人來看待，那還怎么樣要求外國人重視和尊重中國人？那還怎么樣要求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人權是普适的，人的价值是普适的，人性是普适的，是不能割裂的，是不能肢節的，是不能否定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的“民為重，君為輕”的思想是不是“亞洲价值觀”，台灣經驗算不算亞洲价值觀？這些明明是亞洲人的价值觀怎么就不算是“亞洲价值觀”，難道非得把獨裁的人治与流氓的極權主義政府的腐朽意識當作“亞洲价值觀”以兜售其奸不成？難道要把野蠻無恥的罪惡統治當作“亞洲价值觀”不成？那么，這樣的亞洲价值觀又有何益？它除了給包括中國、越南、北朝鮮等專制王國在內的諸多亞洲國家帶來連綿不絕的災禍之外，又能帶來什么？亞洲人是人類的一部分，只不過所居住的區域有所不同而已。亞洲人也是人，也有無可否認更不可剝奪的人權、人的价值、人的一切。亞洲人也應享有人類共享的自由權、財產權和對幸福的追求權。中國人作為亞洲人民的一部分，也毫不例外地享有普适的人權和人類普适的价值。故此，“亞洲价值觀”可以而且必須終止其為極權專制辯護的惡劣影響。
台灣經驗充分證明：亞洲人也适宜于在民主的體制下，亞洲的中國人也适宜于在民主的體制下，堂堂正正地做人，堂堂正正地享有民主，堂堂正正地生活在自由的大地上。故而，“亞洲价值觀”可以休矣！中共套用“亞洲价值觀”發明的什么“國情論”、“中國特色”可以休矣！
台灣總統直選揭曉無异于向世界宣布了，袁世凱和江澤民鼓吹的“中國人民只配具有生存權而不配享有民主”謊言的徹底破產。台灣的中國人已經享有了民主，大陸中國人為什么就不能享有民主？難道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難道大陸人就只能在專制極權的政治體制下奴隸似地圍繞著江核心的皇權寶座頂禮膜拜、苟延殘喘？
當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大言不慚地宣稱“中國人民具有生存權”時，他們的所作所為毫無疑義地是在剝奪廣大中國人民的基本人權，是在把中國大陸的全體人民降低到低級動物水平上的一种荒謬絕倫的胡說八道。因為，任何動物都有生存權，只要這個動物不危害社會与自然、不危害人類，所有的動物都無可避免地具有存在的權利。這一點，只要看看“珍稀動物保護法”就可以十分清楚地明白了。由此可見，“生存權”的說法是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把十三億生存于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民全部“動物化”而且是低等動物化的顯著標志，是剝奪中國人民基本人權的野蠻而愚昧的宣戰書，是置中華民族的民主与自由于不顧、而只是一昧地維持殘酷的專制主義政權、亦即維持其封建君主寶座的滑稽可笑的荒唐托辭。
人的權利決不是僅僅生存權一項，生存權頂多是人的基本權利自我實現的前提條件。講給予中國人民生存權的江澤民及其先輩們毛澤東、鄧小平和他們領導的中國共產党，在歷史上從來都是以剝奪中國人民生存權為其根本行為方式的，更是他們一以貫之的保持紅色江山万年長的不屈不撓的信念。一九五○年年“鎮反”殺掉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被指斥為“反革命”的中國人，有無生存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打家劫舍、批斗“黑幫”、揪斗“牛鬼蛇神”、槍斃遇羅克，割掉張志新的喉管、無所不用其極地草菅人命，有無生存權？僅僅一個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實則是毛澤東極左路線“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所造成的惡果，餓死三千到四千万中國人，有無生存權？一九八九年“六．四”風波（江澤民語），實則是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無以計數的北京市民与大學生被坦克碾死的、被子彈“誤打”而死的、被關進監獄迫害至死的，總之鮮血汩汩、尸體橫陳、慘不忍睹，有無生存權？
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以所謂“生存權”的名義招搖撞騙于中國大陸，也欺詐于國際輿論，既不能掩蓋其殘暴而野蠻的、充滿著污穢与血腥的可恥的歷史事實，也難以自圓其說地為自己無恥的現實罪惡尋找口矢，更不能為其非法的作惡多端的權柄增添一星半點的光彩。被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以“生存權”的名義低等動物化了的中國大陸的全體人民應當勇敢地、當仁不讓地和義無返顧地捍衛自已的各种權利，包括財產權、追求幸福權和思想自由權、言論自由權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權利。權利是不可剝奪的，是不可肢解的，更不是可以被圍剿、被殲滅的。人權要自立，人權要自覺，人權要自強，人權要克服并最終戰胜一切非人權的罪惡的現實，這正是中華民族融入世界文明社會并顯示自身的全部聰明才智的希望之所在，這正是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民主自由的良好夙愿，這正是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別無選擇的康庄大道。
台灣的經驗已經證明，中國人完全可以有能力、有智慧、有信心地戰胜強權、戰胜專制、戰胜獨裁，完全可以享有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民所能享有的民主。讓“生存權”見鬼去吧，讓這种恬不知恥的豬權馬權狗權驢權見鬼去吧。中國人民要的是人權，要的是自由，要的是民主，要的是法治，要的是人之為人的一切權利。(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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