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5日讯】●文革时曾红极一时的人物王力晚年所写的回忆录虽然思想仍僵化如昔，但他对中共高层权力运作内幕的大量披露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王力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二○○一年十月出版）是他晚年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与反思，虽然他至死未能摆脱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忠诚与膜拜，但他曾亲历“文革”早期及“文革”前重大场合，自一九六○年起他就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一九六四年起他还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更是红极一时，他在武汉“七二○”事件受伤回京曾享受百万人欢迎大会的殊荣，一转眼就被打倒，在秦城监狱度过了漫长的十三年半。他与毛泽东等有过较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了解最高层权力的许多内幕，他以劫后余生留下了《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不仅对研究文革史有着第一手的史料价值，而且对解剖数千年相续的中国政治史、政治文化以及中共权力斗争史等都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
王力身历“文革”最初的一年零两个月，却是最重要的阶段。读他的回忆录，让我感受最深的两点是：
天下大乱，但一切都在毛掌握中
一、权力没有限制、任意妄为，什么人包括身居高位如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保护不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毛泽东本人也日夜担心“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要“篡位”，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感。在无限权力下，“伴君如伴虎”，谁也保证不了今天风光无比，明天是否就成了阶下囚，王力本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即使江青，“一出门，她就对一切发号施令。”可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她躲在一边，一句话不说”。（九八○页）
陈毅当外交部长时曾问周恩来：“你当了多年外交部长，有什么经验？”周的回答是：“很简单，你记住四个字‘授权有限’。”“外交大权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总理或外交部长在外交政策方面授权有限。”（七○六页）
事实上，毛亲自掌握的大权远不止外交。他对计委主任李富春不满，叫副主任余秋里代替，“但毛主席组织了小计委，决策性的事是小计委领导大计委。毛主席喜欢班子小，小计委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七一二页）“中央文革小组”越过政治局乃至常委会，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说：“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毛主席思想上没有把政治局作为领导机构。”（七一六页）“中央文革”直接对毛负责，机构“很小”，权力“不小”，使唤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即使号召夺权，也“不是全部夺”，“还有党中央毛主席在。是部分地夺。”（八○四页）
无论天下多么大乱，一切都是在最高领袖的掌握之中，夺权的目标不能针对谁，打倒谁、谁除外这都是有尺寸的，“公安六条”已说得很明白。毛不允许造反派成立跨行业或全国性组织，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小团体主义”，都不是无的放矢，说穿了，就是一切都得听他的号令，不能威胁到他的最高权力，这才是要害所在。毛对王力说过，“我们有军队，军队还得听我们的。”“军队同地方党委不同，它是全国统一指挥的，全国范围内要听我军委主席（毛）指挥。”
不能把责任全推在坏人身上
无限权力滋生造神运动，王力多次讲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群众争着和毛主席握手”，挤死好多人。“那天踩死的将近十人，踩伤的上百人，傅崇碧（北京卫戍司令）肋骨挤断了三根。”个人崇拜之狂热可以想见。也是那天，毛对身边的周恩来和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二、以往人们总是以中国传统的“忠”、“奸”观念来评价“文革”，好像发生“文革” 这样空前的浩劫是因为几个包围着皇帝的奸佞小人（林彪、“四人帮”等）造成的，站在奸臣对面的是一大批忠臣，如处境艰难的周恩来，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元帅等等，他们显然是反对“文革”，早就洞察到了奸臣们的阴谋，并与之进行了“斗争”。从而把什么责任都往“奸臣”、“坏人”身上推。其实，这只不过是虚构的观念化、脸谱化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王力这样说：“当时自己觉得总是要跟毛主席干革命，防复辟，这是主要的方面。不像别人的回忆录说的，自己比毛主席还高明，当时就对毛主席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事后圣人，反正当时我没见过一个坚决斗争的。”
虽然江青经常抱怨周恩来“总是和稀泥、折衷主义”，实际上周恩来“领会毛主席指示最快”，他“向来是拥护第一把手的”。他对“文革”从无异议，“文革小组有事时，实际上毛主席都找周总理。”“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我们都知道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很多人，但据王力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
文革中都听毛的，好人坏人分不清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陈毅说过他不赞成“砸烂”、“火烧”等这些口号，但也说：“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要学习毛主席，学习林彪，林彪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的。”因此王力这样说：“历史学家认为他就是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其实不是。”一九六七年二月，陈毅有个讲话甚至称“林彪是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至于徐向前当过军委文革组长，那是稍知“文革”史者都了解的。
王力评价“林彪不是不读书的人，他还做卡片。他注重调查研究，他是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人。他不多说话，说话都是有份量的，他认为对的，还是坚持到底的，当时他的威信还是很高的”。这也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奸大恶、不学无术的林彪不一样。在王力看来，并不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好人，有些人天生是坏人，“文革”并“不是毛主席发疯了，再有几个坏人，就把事情搞坏了”。包括周恩来、陈毅等在内，“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反对，对夺权也没有反对，还是认为不夺权不行，不夺权就要改变颜色了。认为刘少奇不打倒也不行，不打倒国家要改变颜色了。”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文革”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如果权力仍然没有制约，如果权力的产生、运作、更替和监督没有制度化、公开化的程式可循，一切都在没有窗户的铁屋子里转动，难道我们敢轻易相信：“文革”真的过去了？“文革”不会再来了吗？
— 2003年7月号《开放》月刊(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