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日讯】“不锈钢老鼠”刘荻因在网上发表自由言论，遭到当局的逮捕，家人至今不知其下落。此类事过去也经常发生，出于自私与怯懦，我们大家一直都假装它不存在，怕影响了自己躬逢盛世的好心情，但刘荻的被捕却让许多人看清了我们今天的真实生存状况，我们被恩赐的“自由”到底有多大。对我来说，这件事还促使我认真去思考什么是邪恶，以及思想和邪恶的关系。
刘荻的文章，显示出跟她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她对自由的理解，已经逾越了自由即是认识必然的科学主义，也逾越了预设未来必然自由的启蒙理性。对她来说，个人自由比社会理想更重要，这种自由主义往往意味着充分运用个人理性，头脑中没有概念化的东西，“我们可以不受过去和将来的限制，自由地为此时此地做出选择，同时面对不确定的将来”，这是一种开放的自由理念，主张每个人走向他自己，而不是走向某一个人。面对无处不在的权力，刘荻建议我们在心灵上把它架空，“在自己的生活空间里做一个自由人”。这样的思想被她用一种自然真实的口气表述出来，显得是那样透明和无邪。在当下那些关于自由的宏论中，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自由和表达更富有人性？
然而，极权当局却不能容忍这种个人自由的思想，竟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虽然用的是全国人民的纳税钱，但却是中共的私人武装)将一个柔弱的女孩投进监狱，给她加的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尽管刘荻只是在网上发表一些个人观点，尽管她声称自己的文章是虚拟现实主义，但这也不行，极权当局从来没有幽默感。
历史上的专制也扼杀思想，但至少还有一个恒定的价值体系，如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对异端的迫害。二十世纪兴起的极权制度信奉的却是权力实用主义，它仇视思想，反对宽容和多元，不是像人们所说的，因为它坚持只有自己的信念才是唯一正确的，而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一定的信念，从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到邓小平、江泽民，都是如此。极权制度追求的是支配整个社会，是一党专政下的绝对权力和臣民的绝对服从，一切以当政者的当下利益为标准，这样它就必然会视所有思想为敌人，包括当政者自己曾经信奉过的意识形态，远的如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对自由民主的赶尽杀绝，近的如前两年查封坚持毛思想的老左派杂志。要防止被统治者打碎枷锁，自然不如防止他们产生打碎枷锁的想法。对于极权制度，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部侵略或刑事犯罪，而是被统治者的思想。它的一部历史就是一部对思想的镇压史。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不太远的过去，像遇罗克、林昭、李九莲这样的青年，就曾被这个政权从肉体上予以消灭，用刀割断他们的喉咙，最后还要向他们的家属收取行刑费，而他们的罪名，仅仅是因为思想！
从来还没有一个政权像这样仇视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
这样的政权如果不是邪恶，世界上就没有什么邪恶了。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西方思想家痛定思痛，都曾对极权邪恶进行过思考，发现邪恶具有不可知的特点，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其中阿伦特的思考尤其深刻，她在旁听对纳粹分子艾克曼的审判时，看着那双空洞的眼睛，意识到邪恶之所以不可知，不是因为它十分深奥，而是因为邪恶的本质就是平庸，它的里面原本就空洞无物，没有任何精神内涵，只能认知眼前的人和事，所以思想遇到邪恶便无法深入究诘，也无法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与之沟通。对于任何挑战，邪恶只能做出一种反应，用暴力来制服。
艾克曼是一个警察，代表着权力。在历史上，囚犯中产生过思想家、科学家和作家，但警察中却从来没有产生过有创造性的人。从整体上讲，警察属于平庸的群体。所以看一个国家是不是极权邪恶，就看它的警察是不是拥有监控人们思想的权力。我们可以想像那些审讯刘荻的警察会如何教训她，“你是个聪明人，应当明白，跟国家政权作对是没有好结果的。”在这种情况下，针对邪恶的任何争辩都是无意义的，除非你能提高它的智力。作家沈从文临终前曾说：“对这个世界我无话可说。”他或许已经意识到邪恶不可理喻。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也可以说平庸的邪恶经不起任何思考。
邪恶没有灵魂，其力量也是来自没有灵魂。它建立在丧失灵魂和控制他人灵魂的基础之上，而它维持统治的秘诀就是以平庸划线，一方面，它极力让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和认识水准都降到平庸线以下。它把人们生活中与生俱来的许多权利变成一种特权和稀缺商品，用以贿赂和腐蚀人民，比如职称、工资、住房、出国机会等，只要他们听话和服从。他们仍然可以有想法，但那必须是官方的想法；另一方面它把任何思想都看作威胁，并且对思想的敏感常常超出思想者本人，对于这些不愿屈服于平庸的人，则是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或者干脆把他们投入监狱。这就是为什么极权当局可以容忍制度性的政权腐败，可以容忍某些学者巧言搬弄西方的时髦理论，甚至可以容忍网上愤青的国家主义叫嚣，却不能容忍一个女大学生的自由言论。因为它比我们都更懂得什么是不平庸，一个不平庸的人的内心是自由的，他能够看穿极权的邪恶本质，既不受蒙骗，也不被利诱，这样的人必然会对极权邪恶构成威胁。
正如阿伦特所说，极权邪恶是要“摧毁人的本质”。今天的统治者，其行事早已不是出于乌托邦的理想，他们比我们还更不相信那一套。为了维护统治，他们大肆鼓吹动物性的生存权，助长和鼓励人性的弱点，用物质上的舒适和安宁，甚至用腐败来向全民族行贿，以换取大多数人放弃思想，放弃对自由的追求，甚至放弃灵魂，使整个社会充斥着犬儒主义和享乐主义，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最终变成一个活死人社会。而那些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人，却又不得不终其一生与这种平庸的邪恶作斗争，其感情世界完全被政治激情所支配，无暇去从事更适合自己天分的精神活动，结果造成个人智力上的浪费。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人的精神空间都变得更加狭窄，从而使得整个民族的生机受到窒息。
平庸的邪恶是一种人性的丧失。一个人故意背离人性，就很难重返人性。一个政权也是如此，当其作恶太多，它便只能沿着邪恶的惯性走下去，造成一种层层累进的罪行。在某些方面，极权制度可能也会与时俱进，用文明和法制来包装自己。比如说，现在没有反革命罪了，举行罢工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罪”，看望政治犯家人属于“刺探国家机密罪”，发表个人自由言论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等等。就像刘荻奶奶说的，几十年前警察逮捕她时，她甚至不敢抬头看他们，如今他们来搜查她孙女的房间时，已变得有礼貌多了。但是，有礼貌的邪恶依然是邪恶，它仍然用国家机器来监视每一个人的思想言行，不允许对它提出任何质疑和挑战。由于极权制度的传承不是依靠普选，而是依靠指定接班人，它必然遵循劣胜优汰和能力递减定律，表现为一代比一代平庸。按照韦伯的说法，第一代的政治权威往往都是奇里斯玛式的人物，他们具有个人魅力，并且依靠这种魅力进行统治，与他们相比，其继任者大都是一些枯燥无味、缺乏自信的人，因此在极权制度的第二代、第三代时期，权力与思想的冲突反而会愈趋激烈。受到公众背后鄙夷的极权当局只能运用强制性的手段，来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以维持一种表面的繁荣和稳定。这就是今天所发生的实情。
在这场冲突中，思想者看上去处于弱势。面对平庸的邪恶和平庸的社会，他们显得孤立无援，但却充满无畏的勇气。对于极权统治者和那些放弃灵魂的人，思想者的行为同样是不可知的，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能力。他们不能理解，如果一个人出于正直的天性，并从书中汲取了人类文明的精华，他就会在内心里选择自由，并且为了自由无所畏惧，随时准备舍弃物质上的幸福，表现出智力上的优越。今天的中国，存在着精神向上和向下的两种运动，在这两种相反运动的斗争中，像刘荻那样热爱自由并坚持自由不可让渡的青年，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终摆脱极权邪恶，进入现代世界的残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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