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4日讯】在杨建利被北京当局关押第900天的时候，2004年10月12日星期三，我收到了杨建利的夫人傅湘女士寄来的书：《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这是杨建利的文集，由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扉页上刊登了杨建利和妻子、女儿、儿子一家四口的照片。也许是自己长期以来同病相怜的缘故，这张照片首先引起我很多感慨。我记得，2002年除夕夜，我和傅湘女士在大洋两岸分别为家庭团聚而绝食抗议。而今天，我已经越过重洋和女儿漫步在自由的天空下；而傅湘仍将在安慰孩子之后一个人向隅而泣——作为丈夫和父亲，杨建利仍在中国的监狱中，个人信仰和家人之爱以不同的方式撕咬着他每一个孤独的日子。没有经过这种黑暗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这种煎熬和盼望，我想这正是从中共黑狱中走出来的宋永毅先生，回头加倍地关注包括杨在内的人的命运的重要原因。
像杨建利这样的知识份子没有资格成为中国的“公共知识份子”，并让更多的中国人记住他的饮食起居和谈笑风生。中国的良心不仅被当局所埋葬，也被人民所遗忘。不过这正是中国良心的伟大之处，它要服从更高的目标，它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工具，而仅仅是真理的仆人。我对杨建利缺乏更多的了解，但我相信苦难赋予人的不是尊荣而是尊严。中国知识份子的尊严在什么地方呢？站在最黑暗的地方融化黑暗，站在最耻辱的地方担当耻辱。因此我高度评价杨建利回国之举，这是类似朋霍菲尔一样的壮举——朋霍菲尔是德国一位伟大的神学家，犹太人，在希特勒统治下他被迫流亡美国。但他很快就返回德国，他希望能同德国人民一起经受黑暗，他最后死于集中营。
1989年6月4日以前返回中国，这是值得尊重的。在中国呼喊“我要与杜导斌一起坐牢”，这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在1989年6月4日流亡国外之后，重返中国从事杜导斌的事业，这尤其值得尊重——因为总的来说，这是唯一要面对现实的监狱的考验。杨建利的回国之路是实实在在的走向监狱之路。互联网和中国大陆的半吊子自由越来越鼓励一些人“半途而荣”，他们希望走到一半就返回来获得鲜花和掌声。这个时代已经进步到容许这种“政治文明”的存在了。但是，一直走到底的人太少了，但正是那些走到底的人，才真正诚实地在寻找并践履着中国的出路。但是，中国的舆论是《中央电视台》和《南方周末》分别统治的符号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这一点上实现了共谋：杨建利是不存在的，或者“事实上”让他不存在——于是，江泽民是新闻联播的主演，而余秋雨是文化新闻的主演——配角是赵本山、文化李逵和闲言碎语。
杨建利在他的著作中抓住了中国问题的根本：中国的出路是解决暴力回圈问题。这的确是中国问题的核心。他说：共产党的统治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一条是暴力，一条是谎言，另外一条是官员、商人和知识份子的效忠。这个分析是比较深刻的。但问题可以再深究下去：第一、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共产党使用暴力、谎言和效忠，全社会、各个利益圈子，都奉行相同的原则。第二，共产党和商人、官员、知识份子以及民众，不仅仅认同暴力、谎言和效忠，而且以暴力、谎言和效忠为荣耀，为法则、为生活智慧和生存常识。换言之，中国的问题之根本在于：力量、谎言和讨好成为上帝，而上帝从来不是力量、真理和荣耀。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杨建利谈到：“我们不能再调动中国人的恶”。这句话很经典，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存在一种“扬恶机制”：什么坏鼓励什么，什么好弃绝什么——因此正义唯一的归宿是监狱，而凶手成为统治者，苍蝇成为大众明星。中国人的恶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仇恨和投机。它根植于中国的灾民文化传统。
我看到“百余位美国会议员吁胡锦涛批准杨建利假释”、“哈佛大学６３名学者呼吁胡锦涛假释杨建利”这样的新闻感觉复杂。首先我当然知道，美国的压力是相对有效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如何反思“13亿中国人”的鸦雀无声呢？我当然知道有人在抵抗、在抗议；但是，总体上说，美国的声音使中国的整体沉默或“公共领域的沉默”显得更加羞耻，这种羞耻由于“公共领域”的以耻为荣而更加羞耻——除非你承认对中国的评价就应该很低。但这种谦卑和其他方面的张扬却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中国的“忏悔”也竟然沦为另外一种机会主义。这就是杨建利走向监狱的社会背景。我生活在这一背景中，成为这一背景的装饰和组成部分。
走向监狱是杨建利的心灵自赎。我意识到自己“出来”与他“回去”之间的文化落差。我有一千个理由为自己辩护，同时有一千个理由反对这些辩护。于是我更愿意沉默，以表达我对英雄的敬意，以便长久地清楚自己是谁。但愿我的敬意不被误解为鼓励妻离子散，这样抱怨我的人应该被这种敏感更多地用在北京方面。前天，北京方面已经公开拒绝“假释” 杨建利，这一决定是公开对文明行使的暴力。在这暴力之下，杨建利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把世界锁在更大的监狱之中，“牢头”气壮山河，“狱霸”狼奔豕突。@
2004年10月1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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