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7日讯】时间﹕2004年10月1日
井：请问你是在什么时候入狱的？总共关了多久？什么罪名？
王：2000年1月30日晚上8时我母亲收到一个电话，要我去派出所一趟。由于派出所经常找我谈话，而两个星期前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上门把我带到一家宾馆谈话（新锦江宾馆），所以我也不当回事就去了。当时熊晋仁、陈慰、胡俊等人在一个星期内分别被捕，我想，这次找我肯定与此有关。到了派出所看见两个人从楼上下来，他们看了我一眼。我想大概这就是要找我谈话的人了。没想到他们出去了，他们朝大门外走去。民警把我带到一间休息厅里。随后，一个穿便衣的人说“看住他！”自己也出去了。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也不把此事放在心上，因为﹐我当时我刚刚在10月份完成一本心理学方面的书﹐确实没有参与什么政治活动。等了半小时之后，我的手机响了，是陈慰哥哥打来的。他说﹐安全局刚打电话给他，说明天就会释放他妹妹了。这时候我火了，我说﹐我现在正在派出所。随后我问，你刚才打电话到我家是谁接的？他说是我父亲。我问他有何异常反应。他说没有，很平静。我想大概没事了。
井：之后他们怎么对待你呢？
王：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人来。到午夜12点﹐我有些慌了，脑子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必须设法溜出去。但我发现外面有好些警察，一个便衣警察不时进进出出（其实这时候他们正在抄我的家）。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当地户籍警来了，手上抱着一件厚厚的军棉大衣，对我说：“这是你母亲让我带给你的。”我想这下完了﹐肯定要在这儿过夜了。说起这件军大衣很有意思﹕99年元旦为抗议贵州警察逮捕马哲等人，以及呼吁释放王有才等政治犯﹐我穿着它参加了这次绝食活动。自那以后，我遇到危险事，总是穿着这件大衣。当时贝岭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也穿着这件大衣。我还笑着对贝岭说，有了这件大衣﹐到牢里至少可以御寒。
刚才那两个看我的便衣进来了。一个老一点的警察开始询问我，问我在家里的《倾向》、《一行》是不是我收藏的？我说是的。他一边问一边作笔录。我感到很奇怪﹐一会儿，另一个年轻的便衣也进来了，把老的那个叫到门口。我听到他说还有黄色淫秽碟片。他进来后就问我：“你抽屉里有三张（黄色）碟片是不是你的？”我说是的。手续询问了半小时。他说﹕“《倾向》、《一行》是境外反动刊物，收藏黄色碟片也是违反治安法的。根据这些事实，决定对你刑事拘留。你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愚蠢！”年轻的那个跳起来说：“你说谁愚蠢？！”我没作声。这1点半了。最后我就被警车送到了上海虹口区看守所。
井：请你谈谈关你的虹口看守所的一些情况吧。
王：第2天一早我醒来，发现牢房里都是小孩。其中一个胖胖的新疆小孩，脚跪着，头顶着墙壁，不时地头还撞墙。后来知道他在悔恨。原来我关的是少年犯关的地方。最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地上扔了好几本书。我拿起其中一本却是索仁尼辛的《古拉格群岛》。我翻开其中一页，写着：“最初的爱”。不久，牢里的人集体去洗澡。我想这里蛮舒服的嘛。我问其中3个成年犯人：”这儿经常洗澡吗？”他们说：“1年只有1、2次，你运气好，给你撞上了，否则它就不叫虹口看守所了，叫虹口宾馆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还有5天就新年了。
上午9点他们就开始对我提审了，一直到下午1点。中饭由其他犯人送到审讯室里。我一边被审讯一边吃饭，仅仅是青菜，没有一块肉，我根本咽不下去，吃了两口就不吃了。我的承办（也就是抓我的两个便衣）说要多吃一点，否则晚上会饿的。
井：审问的内容是什么呢？
王：老的那个叫陈贵宝，年轻的那个叫孙俊，他是上海安全局的。陈说我们对你的情况很了解。我们不仅要询问你上海的朋友，还会到全国各地去查你的情况。接着﹐他们问我是怎么认识熊晋仁、胡俊等人的？第2次询问是两天后，主要问我关于12月份在陈慰家创办《文艺复兴通讯》的情况，我参与知道的多少？我说﹐我不知道，我酒喝多了，睡着了。孙火了，说﹐‘你竟敢说这种话？！’陈说，他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后来也没参加。
井：后来怎么扯到你传播黄色碟片上来？这些碟片是什么碟片？
王：在年初八他们正式工作之后，我已经被关押了15天了，他们审问关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钢琴别恋》（荣获奥斯卡奖）、《教室别恋》（此片获法国嘎纳奖）的情况﹔最搞笑的是，除了碟片外，还有个罪名，说我在一个胡俊的电脑上复制近百张淫秽照片。我说﹐请注意劳教书上的言辞，按规定要 写出具体的照片的名称，或者从哪里来的照片，照片的内容是谁的。但是没有。另外，复制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我只帮朋友复制了一个浏览器，而从来没有复制过任何一张照片，而这张浏览器是来自于山东出版社的《老照片》。
井：《老照片》我看过。
王：我说难道这杂志里能找到一张黄色照片吗？我又对他们说把这些获奖的著名碟片称为淫秽物品，这会让天下人耻笑的！这时候孙俊说，“淫秽不淫秽不是由你和我说了算的，是由权威机构鉴定的。”我想这话不错，所以，我在审讯笔录上签了字。
后来我发现他们竟然以这些东西来定我的罪。我愤怒地吼了起来。我抗议！我绝食！你们以复兴党抓我，就直截了当地抓好了，为什么要生安白造？僵持了很久，我没在审判书上签字。最后我说，如果能拿出权威机构的鉴定书，我就签字。我想，他们绝对拿不出来的。结果，他们竟然拿出来了，是上海音像公司出的，这时候我彻底崩溃了！我觉得我自己生活在一个荒诞的时代！这时候他们问我有什么话要说？我说这是个笑话！从头到尾，我为自己说的这两句话终身难忘：“愚蠢！”和“这是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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