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3日讯】序
1999年5月19日，当局将我投入北京市看守所，由此启动了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司法程序。同年11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针对官方的指控，我当庭作了无罪辩护，并明确宣告，作为文字狱的受害者，我决不奢望会有什么公正的判决。从那以后，将近5个月过去了，然而一纸判文却迟迟不下。冬去春来，我决定将所中杂记陆续整理，以便送达墙外，公诸于世。
2000年3月28日 于北京市看守所
四 身陷七处
无眠的5•18之夜过去了，阳光洒进小院。
约莫10点多钟，审了我一夜的那位进屋对我说：“咱们换个地方再谈。”于是，我随市局一处的三个人步出派出所大门，上了一辆淡蓝色的小轿车。轿车发动后，双蹦灯打开了，途经航天桥、公主坟、莲花池、天宁寺桥，往东南方向扎去。在南二环的一个地方，车子往北拐入一条单行道胡同，突然，高墙、电网、岗亭映入眼帘！我当即断定，这里就是所谓的半步桥44号，专门关押大案、要案“犯罪嫌疑人”的地方。车子从敞开的西大门进去，前行40米左右，停在紧闭的又高又大的铁门外。铁门上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北京市看守所”，另一块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驻所工作室”。我在车中又呆了半个多小时，由一处的人将我带到专供步行出入的小铁门前，从荷枪实弹的武警的眼皮底下，跨进了完全失去自由的另一重天地之中。
很快，我被带到一幢楼里二层的一间预审室内。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也叫七处，就设在看守所内。人们习惯上就用“七处”来代表预审处和看守所两家。记得94年我被关押在西城拘留所时，那里的在押人员提到“邮七处”时，往往有谈虎色变之感。我当时呆的那间预审室不大，显得脏和乱，有一位看上去不到30岁的警察看我，“送”我来的一处那几位则不辞而别，此后再未露面。我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朋友的惦记，微微闭目，坐定在一把木椅之上。
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那位看我的人问我犯了什么事进来。我告知是写了纪念六四事件10周年的文章。这时，我觉得他的神情有所变化。紧接着他说：“说实话，对你们这些为信念而坐牢的人，我是佩服的，比如象魏京生、王丹、方觉。” 他语气的真诚使我无法怀疑，我只是惊异他的大胆。我与他素昧平生，他却如此袒露心迹！我对他说：“的确是人各有志。昨天晚上我接受外电采访时刚刚说过，如果为行使言论自由权而坐牢，我心甘情愿。”接下去我问他姓甚名啥，他说：“等你出去以后再说吧。”不一会儿，他给我打来了一盒炒饼和一盒牛肉。我也确实饿了。
下午，我被刑事拘留。
傍晚时分，我的皮带、皮夹、皮鞋被解除，钥匙串和驾驶本被扣下，然后穿过又一道武警把守的铁门，进入关押犯罪嫌疑人的内院，被送到三区313室，再一次开始了作为一名阶下囚的特殊生涯。
五 维护尊严
任何一个刚被抛入看守所的人，都会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对付预审员轮班不分昼夜提审你的疲劳战术。二是学会如何与同号和平相处。三是设法减轻由于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给身体带来的损害。我当然毫不例外。不过，我还多了一件事，那就是维护政治犯的人格尊严。
七处有个土政策，规定在押人员被提出监号时，在临出门之际，就不能抬头平视，且必须双手抱头作猥琐状，直至到达被提讯之处。回来路上也必须如此,直至跨入监号，铁门锁上为止。5月19日傍晚我进号后刚一听说，马上感到这种做法不能接受。这项规定有辱任何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更不必说纯属受迫害的政治犯了。那天晚上9点我被夜提时，我决定不守规矩。当时我步出监门，站立在甬道中。看守（里面称“队长”）锁门后，回头喝令：“手抱头”。我胸有成竹，面露微笑，平静地对他说：“我是因为写文章进来的，有必要这么做么？”他轻轻地“唔”了一声，没再言语。
第二天上午，我正式向预审员提出：这种做法有辱人格，且要求他向管教员转告我的见解。下午王管教提我，说：“你把这件事看得很重么？”我说：
“是，不能接受。”他显得为难地说：“这儿队长挺多，他们都习惯这么做，我也不便一一打招呼。”我说：“我自有办法。”此后几天内，我遇到不同的看守，都用上面那句话轻轻化解了他们的喝令；面熟之后，每次还聊上几句。号内的人都十分羡慕我的“待遇”，但是，他们不敢尝试那么做。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我不能干，那就是背诵《监所规则》。七处规定每个在押人员必须背诵监规，即便是文盲，也要由别人包教包背；进号1、2天之后，管教就要提你出去检测；每天上午8点（周末除外），号里还集体大声背诵监规两遍。5月20日，我细看墙上木框内安放的监规，与10年前我在秦城监狱所见到的，完全是同一个版本。里面将“拉帮结派”印成“拉邦结派”，将“淫秽”印成“□秽”，将“晾晒”印成“凉晒”等误植，依旧赫然在目。而最成问题的，乃是这个监规是“有罪推定”原则的产物，它将每个在押人员都视作“犯罪分子”。例如，监规第二条是这样的：“严格遵守学习制度，努力改造思想，端正态度，彻底坦白交待罪行，深挖犯罪根源，积极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争取从宽处理，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我向预审人员提出：“这样的监规早已过时，早应重订。要我背诵这样的东西，就如同要我吃死苍蝇一样，恶心透了！” 预审员说，背不背你拿主意，但重不重订我们管不着。
我向管教也提出了这一点。王管教说，我们不要求你，但还得要求别人。从此，每当号中响起象小学生似的背诵声时，我一边双目微闭，养起神来，一边不由得哀叹国人的奴性：他们还不敢为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往前多跨半步。我想，他们其实都不想背，但又不敢不背。那么，声音低一点又有何妨？当个南郭先生又有何妨？至少，不必那么买力，吐词不必那么清晰，不必刻意显出比别人更服从吧？
六 舌战预审
5月19号下午2点，预审员庞江、书记员宋俊杰奉命到位，以一个轻松的话题拉开了疲劳战的序幕。
庞江说：“你长得很像汪嘉伟。噢，不，应该说汪嘉伟像你。”我笑了，说：“相象的原因恐怕是，我们都是南方人，他在上海长大，我在常熟长大，同受吴越风情的熏陶呗。”他接着又聊了几句我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等等之后，就沉下脸来，亮出了刑事拘留票。此后，直至6月26日他亮出逮捕证，我不记得还有什么太轻松的东西。不过说实话，我认为他人并不坏，左味也不重。然而，他所充任的角色，决定了我们之间对立冲突的主基调，决定了舌战烽烟必然缭绕不绝。
舌战的焦点之一是，我是否必须“如实回答”他的所有问话。因为现行法律规定我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因此他显得振振有词。我的回答是：根据人权理念，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他说：我不管人权不人权，反正法律上并没有这一条。我说：这说明中国法律的落后，必须修改。他说：现在不是还没改么，就得照办。我说：那得看你问些什么问题。他说：我知道该问些什么。我说：我在外面所做的一切，都是行使一个公民的人权，都不是警察该管该问的。他说：你甭管我该不该，我现在的职责就是问你，你必须回答。我说：“我现在的权利就是决定什么时候可以理你，什么时候不理你。”
舌战的焦点之二是，涉及别人的事情说不说？我的宗旨是：一概不说。不知道的不说，知道的也不说。他讥讽说：这是你用来掩护自己的一个借口。我说：你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对我来说，我决不能对不起朋友。他又进一步刺激:你不见得是真心这样，你是虚伪的。我说：你不了解我，但我清楚下面这一点，即如果我配合你们说了别人的事，我的“态度”好了，然而，我会为此付出一辈子良心不安的代价。你说，这样的事我能干吗？我是不是虚伪，你可以保留，但是有句话我要你记下来，这就是，我宁可为这种“抗拒的态度”多坐几年牢。应当肯定的是，他后来对此作了明确的让步和道歉，说：你不是虚伪的，错怪你了。别人的事你可以不说，那就说说你自己的事罢。
舌战的焦点之三是，光是自己的事情说不说？他的观点是：大丈夫敢作敢当，既然做了，就敢说出来。我的看法是：这得看对谁说。如果你们公正执法，我说给你们听，自然无妨；如果你们蓄意迫害，那我不就是帮着你们来迫害我自己么？你说，我能这么犯傻么？他说：你做的事情不是没有不可告人的么？既然如此，为何不说？我说：不是不可告人，并不意味着就得告人。告不告人的关键是，我认为是否必要，我乐不乐意。在法庭上，我十有八九会说。他说：那么在这儿，你就打定主意不说了？我说：日记在你们手里，还问些什么？！他说：那是两回事。后来在他的软磨硬缠下，我几次心软，把我所写的署名文章都说给他听了。
舌战的焦点之四是，我能不能马上见律师？5月19日下午，他倒是挺认真地对我说：根据法律，你现在就有请律师的权利。我当即要过纸、笔，写下一份全权委托书交给了他。委托书全文如下：兹全权委托我妻子章虹女士代为聘请张思之、李会更先生为我的辩护律师。我于20、21日接连追问他，问他将我的委托书送出去没有。他支支唔唔，不作正面回答。事情很清楚，他们压下了我的委托书！我气愤地抗议说：你们玩什么把戏？又要践踏人权，又要假惺惺地挂块遮羞布！他说：依照法律，你是可以请律师，但我们另有规定。我说：你们的规定是什么？再说，你们的规定也不能与你们的法律相抵触啊！他说：你不要再问了，再问我也不会告诉你什么。我请律师的权利，就这样被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违法地剥夺了。
舌战的焦点之五是，他们是“依法办案”，还是搞违宪的政治迫害、搞文字狱？预审员口口声声说他是“依法办案，别无他求”。若仅仅如此而已，则他清夜扪心，也就不会有什么愧疚和自责。而如果他是被用来搞文字狱、制造新的冤案，事情就大不一样了。作为政治犯，我本能地要点破这个案子的实质，要回击迫害者。而预审员则是事实上的靶子，要承受我的批判和抨击。我觉得“文字狱”三个字，最恰切地点出了这起案子的要害，使预审员和他背后的听汇报者都沉不住气了。5月21日凌晨，预审员和他的上级当着我的面急了。预审员狠狠地说：“这次就是要办你！”他的上级更为狠狠地说：“早几年就要办你了！搞民主党的要抓，你也要抓！在我们这里，没你的言论自由！这次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你要放明白点！”我说：“我一点儿也不糊涂。不过，我已经将近68小时没合眼了。从现在起，我决定不再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说罢我闭上眼睛，佯作入睡状。又听到他们颠来倒去说了些废话后，对我施行的疲劳战术终于收场了。
作者为原人大博士生，异议人士，居北京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