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3日訊】序
1999年5月19日，當局將我投入北京市看守所，由此啟動了對我進行政治迫害的司法程序。同年11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針對官方的指控，我當庭作了無罪辯護，並明確宣告，作為文字獄的受害者，我決不奢望會有什麼公正的判決。從那以後，將近5個月過去了，然而一紙判文卻遲遲不下。冬去春來，我決定將所中雜記陸續整理，以便送達牆外，公諸於世。
2000年3月28日 於北京市看守所
四 身陷七處
無眠的5•18之夜過去了，陽光洒進小院。
約莫10點多鐘，審了我一夜的那位進屋對我說：“咱們換個地方再談。”於是，我隨市局一處的三個人步出派出所大門，上了一輛淡藍色的小轎車。轎車發動後，雙蹦燈打開了，途經航天橋、公主墳、蓮花池、天寧寺橋，往東南方向紮去。在南二環的一個地方，車子往北拐入一條單行道胡同，突然，高牆、電網、崗亭映入眼簾！我當即斷定，這裡就是所謂的半步橋44號，專門關押大案、要案“犯罪嫌疑人”的地方。車子從敞開的西大門進去，前行40米左右，停在緊閉的又高又大的鐵門外。鐵門上掛著兩塊牌子，一塊是：“北京市看守所”，另一塊是：“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分院駐所工作室”。我在車中又呆了半個多小時，由一處的人將我帶到專供步行出入的小鐵門前，從荷槍實彈的武警的眼皮底下，跨進了完全失去自由的另一重天地之中。
很快，我被帶到一幢樓裡二層的一間預審室內。北京市公安局預審處，也叫七處，就設在看守所內。人們習慣上就用“七處”來代表預審處和看守所兩家。記得94年我被關押在西城拘留所時，那裡的在押人員提到“郵七處”時，往往有談虎色變之感。我當時呆的那間預審室不大，顯得臟和亂，有一位看上去不到30歲的警察看我，“送”我來的一處那幾位則不辭而別，此後再未露面。我懷著對親人的思念和對朋友的惦記，微微閉目，坐定在一把木椅之上。
突然，發生了一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那位看我的人問我犯了什麼事進來。我告知是寫了紀念六四事件10周年的文章。這時，我覺得他的神情有所變化。緊接著他說：“說實話，對你們這些為信念而坐牢的人，我是佩服的，比如象魏京生、王丹、方覺。” 他語氣的真誠使我無法懷疑，我只是驚異他的大膽。我與他素昧平生，他卻如此袒露心跡！我對他說：“的確是人各有志。昨天晚上我接受外電採訪時剛剛說過，如果為行使言論自由權而坐牢，我心甘情願。”接下去我問他姓甚名啥，他說：“等你出去以後再說吧。”不一會兒，他給我打來了一盒炒餅和一盒牛肉。我也確實餓了。
下午，我被刑事拘留。
傍晚時分，我的皮帶、皮夾、皮鞋被解除，鑰匙串和駕駛本被扣下，然後穿過又一道武警把守的鐵門，進入關押犯罪嫌疑人的內院，被送到三區313室，再一次開始了作為一名階下囚的特殊生涯。
五 維護尊嚴
任何一個剛被拋入看守所的人，都會面臨三個問題。一是對付預審員輪班不分晝夜提審你的疲勞戰術。二是學會如何與同號和平相處。三是設法減輕由於生活狀況急劇惡化給身體帶來的損害。我當然毫不例外。不過，我還多了一件事，那就是維護政治犯的人格尊嚴。
七處有個土政策，規定在押人員被提出監號時，在臨出門之際，就不能抬頭平視，且必須雙手抱頭作猥瑣狀，直至到達被提訊之處。回來路上也必須如此,直至跨入監號，鐵門鎖上為止。5月19日傍晚我進號後剛一聽說，馬上感到這種做法不能接受。這項規定有辱任何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嚴，更不必說純屬受迫害的政治犯了。那天晚上9點我被夜提時，我決定不守規矩。當時我步出監門，站立在甬道中。看守（裡面稱“隊長”）鎖門後，回頭喝令：“手抱頭”。我胸有成竹，面露微笑，平靜地對他說：“我是因為寫文章進來的，有必要這麼做麼？”他輕輕地“唔”了一聲，沒再言語。
第二天上午，我正式向預審員提出：這種做法有辱人格，且要求他向管教員轉告我的見解。下午王管教提我，說：“你把這件事看得很重麼？”我說：
“是，不能接受。”他顯得為難地說：“這兒隊長挺多，他們都習慣這麼做，我也不便一一打招呼。”我說：“我自有辦法。”此後幾天內，我遇到不同的看守，都用上面那句話輕輕化解了他們的喝令；面熟之後，每次還聊上幾句。號內的人都十分羨慕我的“待遇”，但是，他們不敢嘗試那麼做。
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我不能幹，那就是背誦《監所規則》。七處規定每個在押人員必須背誦監規，即便是文盲，也要由別人包教包背；進號1、2天之後，管教就要提你出去檢測；每天上午8點（周末除外），號裡還集體大聲背誦監規兩遍。5月20日，我細看牆上木框內安放的監規，與10年前我在秦城監獄所見到的，完全是同一個版本。裡面將“拉幫結派”印成“拉邦結派”，將“淫穢”印成“□穢”，將“晾曬”印成“涼曬”等誤植，依舊赫然在目。而最成問題的，乃是這個監規是“有罪推定”原則的產物，它將每個在押人員都視作“犯罪分子”。例如，監規第二條是這樣的：“嚴格遵守學習制度，努力改造思想，端正態度，徹底坦白交待罪行，深挖犯罪根源，積極檢舉揭發違法犯罪行為。爭取從寬處理，改邪歸正，重新做人。”
我向預審人員提出：“這樣的監規早已過時，早應重訂。要我背誦這樣的東西，就如同要我吃死蒼蠅一樣，噁心透了！” 預審員說，背不背你拿主意，但重不重訂我們管不著。
我向管教也提出了這一點。王管教說，我們不要求你，但還得要求別人。從此，每當號中響起象小學生似的背誦聲時，我一邊雙目微閉，養起神來，一邊不由得哀嘆國人的奴性：他們還不敢為自己的權利和尊嚴往前多跨半步。我想，他們其實都不想背，但又不敢不背。那麼，聲音低一點又有何妨？當個南郭先生又有何妨？至少，不必那麼買力，吐詞不必那麼清晰，不必刻意顯出比別人更服從吧？
六 舌戰預審
5月19號下午2點，預審員龐江、書記員宋俊傑奉命到位，以一個輕鬆的話題拉開了疲勞戰的序幕。
龐江說：“你長得很像汪嘉偉。噢，不，應該說汪嘉偉像你。”我笑了，說：“相象的原因恐怕是，我們都是南方人，他在上海長大，我在常熟長大，同受吳越風情的熏陶唄。”他接著又聊了幾句我顯得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等等之後，就沉下臉來，亮出了刑事拘留票。此後，直至6月26日他亮出逮捕證，我不記得還有什麼太輕鬆的東西。不過說實話，我認為他人並不壞，左味也不重。然而，他所充任的角色，決定了我們之間對立衝突的主基調，決定了舌戰烽煙必然繚繞不絕。
舌戰的焦點之一是，我是否必須“如實回答”他的所有問話。因為現行法律規定我有“如實回答”的義務，因此他顯得振振有詞。我的回答是：根據人權理念，我有保持沉默的權利。他說：我不管人權不人權，反正法律上並沒有這一條。我說：這說明中國法律的落後，必須修改。他說：現在不是還沒改麼，就得照辦。我說：那得看你問些什麼問題。他說：我知道該問些什麼。我說：我在外面所做的一切，都是行使一個公民的人權，都不是警察該管該問的。他說：你甭管我該不該，我現在的職責就是問你，你必須回答。我說：“我現在的權利就是決定什麼時候可以理你，什麼時候不理你。”
舌戰的焦點之二是，涉及別人的事情說不說？我的宗旨是：一概不說。不知道的不說，知道的也不說。他譏諷說：這是你用來掩護自己的一個借口。我說：你可以這樣認為。但是對我來說，我決不能對不起朋友。他又進一步刺激:你不見得是真心這樣，你是虛偽的。我說：你不了解我，但我清楚下面這一點，即如果我配合你們說了別人的事，我的“態度”好了，然而，我會為此付出一輩子良心不安的代價。你說，這樣的事我能幹嗎？我是不是虛偽，你可以保留，但是有句話我要你記下來，這就是，我寧可為這種“抗拒的態度”多坐幾年牢。應當肯定的是，他後來對此作了明確的讓步和道歉，說：你不是虛偽的，錯怪你了。別人的事你可以不說，那就說說你自己的事罷。
舌戰的焦點之三是，光是自己的事情說不說？他的觀點是：大丈夫敢作敢當，既然做了，就敢說出來。我的看法是：這得看對誰說。如果你們公正執法，我說給你們聽，自然無妨；如果你們蓄意迫害，那我不就是幫著你們來迫害我自己麼？你說，我能這麼犯傻麼？他說：你做的事情不是沒有不可告人的麼？既然如此，為何不說？我說：不是不可告人，並不意味著就得告人。告不告人的關鍵是，我認為是否必要，我樂不樂意。在法庭上，我十有八九會說。他說：那麼在這兒，你就打定主意不說了？我說：日記在你們手裡，還問些什麼？！他說：那是兩回事。後來在他的軟磨硬纏下，我幾次心軟，把我所寫的署名文章都說給他聽了。
舌戰的焦點之四是，我能不能馬上見律師？5月19日下午，他倒是挺認真地對我說：根據法律，你現在就有請律師的權利。我當即要過紙、筆，寫下一份全權委託書交給了他。委託書全文如下：茲全權委託我妻子章虹女士代為聘請張思之、李會更先生為我的辯護律師。我於20、21日接連追問他，問他將我的委託書送出去沒有。他支支唔唔，不作正面回答。事情很清楚，他們壓下了我的委託書！我氣憤地抗議說：你們玩什麼把戲？又要踐踏人權，又要假惺惺地掛塊遮羞布！他說：依照法律，你是可以請律師，但我們另有規定。我說：你們的規定是什麼？再說，你們的規定也不能與你們的法律相抵觸啊！他說：你不要再問了，再問我也不會告訴你什麼。我請律師的權利，就這樣被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違法地剝奪了。
舌戰的焦點之五是，他們是“依法辦案”，還是搞違憲的政治迫害、搞文字獄？預審員口口聲聲說他是“依法辦案，別無他求”。若僅僅如此而已，則他清夜捫心，也就不會有什麼愧疚和自責。而如果他是被用來搞文字獄、製造新的冤案，事情就大不一樣了。作為政治犯，我本能地要點破這個案子的實質，要回擊迫害者。而預審員則是事實上的靶子，要承受我的批判和抨擊。我覺得“文字獄”三個字，最恰切地點出了這起案子的要害，使預審員和他背後的聽匯報者都沉不住氣了。5月21日凌晨，預審員和他的上級當著我的面急了。預審員狠狠地說：“這次就是要辦你！”他的上級更為狠狠地說：“早幾年就要辦你了！搞民主黨的要抓，你也要抓！在我們這裡，沒你的言論自由！這次對你採取強制措施是經過仔細考慮的！你要放明白點！”我說：“我一點兒也不糊塗。不過，我已經將近68小時沒合眼了。從現在起，我決定不再回答你們的任何問題！”說罷我閉上眼睛，佯作入睡狀。又聽到他們顛來倒去說了些廢話後，對我施行的疲勞戰術終於收場了。
作者為原人大博士生，異議人士，居北京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