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日讯】黄仁宇写过一本《万历十五年》，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提出了所谓的“大历史”的观点，重新解释了中国的皇权制度历史。随着江泽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辞去军委主席一职，他被认为已经交出了全部权力，按照中共更新换代的惯例，一个江泽民的旧时代结束，一个胡锦涛的新时代将要开始，那麽，江泽民占据中南海舞台中心十五年的中国大陆究竟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后人也许会写一部《江泽民十五年》。
一，政治戏子的“戏子政治时代”
毫无疑问，过去十五年是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一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冷战结束、全球化和恐怖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中国在六四后坚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血腥的原始积累导致了社会矛盾的空前加剧，执政党以“三个代表”的名义抗拒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并企图使其压迫人民的集权专制“合法化”，事实上恰恰陷入了执政以来最大的合法性危机……
过去十五年，理应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但是江泽民的执政轨迹已经非常清晰的表明：他以其卖弄“开明”的拙劣表演，与国际社会的进步力量虚与逶蛇——以经济上的继续开放为政治上的更加僵化寻找依讬——他是延续了中共的集权专制的统治，但大前提是逆整个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而动——一直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以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中囯共产党统治的人治本质并没有改变。尽管江泽民没有毛、邓的才略，但暴戾天下、鱼肉百姓之心却是一点也不少的：无论是残酷镇压法轮功弄得天怒人怨，还是一意孤行建国家大剧院为千夫所指；无论是出让大片疆土给俄罗斯坐实了千古罪人，还是文攻武吓逼迫台湾人民与大陆统一的目标渐行渐远……
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尽管江泽民把自己的画像与毛泽东、邓小平的挂在一起，然而这并无助于他确立自己所期待的历史地位。与同时代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家比，显然他不及俄罗斯的前总统叶利钦，及现任总统普金比，人家已经完成了转型，领导国家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与同文同种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和现任总统陈水扁比，其政治智慧和手腕也不能相提并论，且一直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与同为上海发迹的前总理朱镕基比，如果他也在十六大上早退两年，岂不名利双收，何苦现今要背一个“江郎才尽”恶名。无论是为政还是为人，江氏乃一俗不可耐的庸人也。
江泽民卖弄的个性非常突出，在中共高层列届领导人中可算一个异数，吹拉弹唱、跳舞题字，其不顾场合的作秀嗜好：他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的镜头、他声嘶力竭训斥香港记者的画面……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的丑态更是不胜枚举，他为此赢得了“戏子”的美名。而他在本质上没有政治信念，得志倡狂、见风使舵、刚愎自用的执政风格，也活脱脱成了中南海的头牌“政治戏子”。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讲大话、讲套话、讲假话、讲洋话的“四化干部”大行其道。
江泽民当道这十五年，“无产阶级先锋队”对资本家敞开大门、公有制成为中共官僚特权阶级“私有化”的囊中物……他把中共的政治荒谬发展到了一种极致，近乎回光返照，一切都被扭曲变形，将他的那个时代称作“戏子政治”时代，也许是合适的。“戏子”在这里既是世人对江泽民的蔑视，也是对中共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蔑视。由此，中共集权专制权威道貌岸然的神秘性，丧失殆尽，这架专政机器终于暴露出“大厦将倾”的本来面目，这一点江泽民确实功不可没。
如果说过去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有人把建立市场经济、加入WTO，中国成为新崛起的经济强国等等，申办奥运会成功等，都看作他对那个时代的贡献，……那麽，请千万不能忽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遭到破坏最严重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共统治权威陷入低谷的时期……这几乎是一种将整个国家绑为“人质”的毁灭性代价。
江泽民上台之初，一些善于擡轿子的御用文人曾经吹捧说：毛泽东是靠“指示”治国，邓小平是靠“政策”治国，江泽民是要靠法律治国。甚至肉麻至极的颂扬所谓的“江泽民变法”。江泽民自己也恬不知耻地吹嘘要“以德治国”。现在江泽民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普天之下恐怕没有人会说过去十五年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德治”时代，也不是一个“法治时代”，而道德沦丧、世风颓败的社会现实，倒更像是一个怨声载道的“无德乱法”时代。
二，中共权力更替“机制”依然无序
尽管中共的宣传机器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把这次会议的焦点对准了“加强中囯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建设”，但是海内外的观察评论却始终聚焦在江泽民是否交出军权的问题上。现在，会议结果已经证实：前一个中国官方营造的焦点是“虚拟”的，后一个民间关注的问题却是实实在在的，套用一句中共的政治术语：这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大陆社会目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然而在现今的社会政治机制中，这些问题再大都大不过中南海最高权力的交接，而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唯有等待中南海当权者巩固了自己的权位才有可能迈出这一步，但第四代领导人要确立“核心”地位的前提是江泽民交出军权、彻底离开“太上皇”的宝座，……这里面的前因后果和逻辑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这样性命攸关的问题胡锦涛不可能不心知肚明，但是从事前并未见诸四中全会的议程的情况来看，对江泽民交军权虽然胡锦涛是心向往之，但似乎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和自信与江泽民贸然摊派，至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对江泽民交出军权没有决胜的把握，所以他不得不避实就虚，去高调加宣示强执政能力建设。
再从四中全会前夕上海帮在宏观调控等一系列政策上公然与中央叫板，气氛异常嚣张，江泽民也赤膊上阵，从幕后跳到台前来“抢镜头”，在台海关系、香港事务和外交等重要策等方面异乎寻常的指手画脚，奔走于大江南北。江泽民和上海帮当然清楚胡锦涛最想要什么，他们摆出一幅全面挑战的架势，其实是“佯攻实守”，醉翁之意就是不情愿让胡锦涛心想事成，至少也要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
在这过程中，中共现有的权力架构中并没有一种机制：可以保障其权力斗争在良性的程式轨道上进行，甚至可以引发出一种政治文明、社会进步的动力，全然没有！文革后邓小平虽然提出过废除终身制，结果是叶公好龙，政治改革没有跟进，使之缺少明确的法律保障，事实上的终身制和权力更替的无序化，一直在继续为害中南海的政局，他们更多的是在揣测对方的用意、在桌子底下使绊、背地里做小动作，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放料”给海外新闻媒体——这也是民间舆论关注的焦点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中共执政已经到第四代了，但是这种“宫廷政治文化”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其权力更替依然没有程式章法，还是要靠政变和变相的“政变”来完成。邓小平以批“两个凡是”取代华国锋是如此，江泽民在“六四”军事政变中上台更是如此。按中共正常的“程式”，江泽民理应在十六大全面交权，或者要做到到十七大任期届满，如今他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途下马”，而在中共中央的全会公报中，甚至连他辞去军委主席的理由都没有交代，可见中南海并没有跳出这种恶性循环。
十六届四中全会最大的意义是揭示了胡锦涛、江泽民权力斗争结果，从新旧更替的角度看，这对于延续中共执政当然有其重要意义，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中共权力交接制度化”或“中共高层权力交接制度得以确立和深化”，似乎缺少应有的事实依据，太过于一厢情愿。这些说法如果能够成立，这次最高权力交接将成为一种制度模式，难道就意味着未来胡锦涛交班的时候，也可以仿效江泽民再多任两年军委主席？真要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对中共和中国都不见得是好消息。
有评论称四中全会标志着“自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最顺利的权利过渡”，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达成这种“顺利”过渡的主要因素不是中共的政治制度和所谓的“惯例”，恰恰是人的因素起了关键作用，一方面是胡锦涛谨小慎微、忍辱负重、以退为进、委曲求全的那一套权术已经达致炉火纯青的境界；另一方面是江泽民的政治权威和实力亦与前两代中共强人不能同日而语。尽管这一“顺利”过渡拖了两年多的时间，其偶然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它远远没有上升至政治程式的制度建设，……当然中南海第四代领导人若能抓住这个契机，在政治改革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比如修订法律：明确国家主席为三军统帅、明确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任期限制、明确中南海最高权力更叠的程式，等等，自然又另当别论了。
三，江泽民之后的上海帮
江泽民在1989年入主中南海之前，是上海的“父母官”，即当过上海市长，也是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被选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泽民对自己的语言天才自视甚高，他不仅能在国事活动中表演自如地讲英语、俄语等多种外国语言，而且也能在出巡各地时讲许多“三脚猫”中国地方方言，上海话可以说是他的常用语之一。
其实，江泽民并非出生在上海的上海本地人，他的出生在离上海不远的扬州，虽然扬州是江南鱼米之乡，也是天下出美女的地方，但说来也怪，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和偏见，在扬州人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这可能因为扬州人到上海滩跑码头，大多是以拉黄包车、澡堂、修鞋、码头搬运之类的苦力谋生，“扬州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社会底层的符号，即便当了上海父母官的江泽民也难幸免，尤其是他那口带有扬州腔调的上海话，一直是上海人嘲讽的谈资，而且因为他姓名中前两个字都是水字偏旁，所以他又有了两个绰号：“三点水”和“十三点”，尤其是后一个绰号，这在上海人的骂人语言中，相当不雅，可以名列最高级了。
与上海老百姓不同，上海的地方官僚对江泽民要恭敬多了，尤其是江泽民进入中南海，朱镕基也离开上海之后，黄菊、陈至立、陈良宇、龚学平等一众贪官污吏，便把江泽民奉若神明，公然结党营私，文革后期夭折的以上海为大本营的“四人帮”，俨然又死灰复燃，自称不知中南海水之深浅的江泽民，在其心腹、也是自上海进京的曾庆红的运筹帷幄之下，成了上海帮的总后台，从此打击广东帮、颠覆北京帮、挫败杨家将，……江泽民与上海帮从互相利用，渐渐融为一体，在有些方面江泽民甚至比上海人还要上海人。
上海也从江泽民这里得到了可观的回报，在江泽民当道这十多年，上海是出产中共高级官员最多的地方，不但是现今政治局和常委中讲上海话的人比列激增（有一个政治笑话说，李鹏参加完政治局会议被老婆问及会议内容，李鹏说不知道，因为人家讲得都是上海话），而且在部委省市一级的大员中与上海有渊源的官员的比例前所未有的增加，难怪有人把江泽民上海帮当道的中国大陆，干脆就叫做“上海人的天下”。
与此同时，以浦东开放为由头，过去十几年中整个中国的经济优惠政策一直向上海倾斜，上海集中消耗了全国的主要资源——事实上成为了剥削全国其他地区资源和劳动力的大吸盘，上海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别人为的被扩大，在邓小平“共同富裕”的目标成为泡影的同时，上海出现了聚敛暴富的黄菊家族、陈良宇家族、江泽民家族、曾庆红家族等史无前例的特权利益集团，历史上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与之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了。
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既现代工业的摇篮、开放文化领导风气的重镇，也是中共诞生之地、出产四人帮和上海帮的地方，特别是在中共建政以后，或许由于计划经济及一元化政治影响，上海地方官员和来自上海的官员的“极左”表现，一代更比一代强，这在中共党内外也是出了名的，从柯庆施、四人帮，到江泽民上海帮，都证明了这一点。这里仅举几例：——林昭，这位反对中共集权专制的杰出自由战士，是柯庆施任内被捕治罪、文革期间被秘密枪杀与上海的提篮桥监狱；——王申酉，这位反对四人帮的青年思想家，恰恰是在四人帮倒台以后，被上海当局以“反革命”的罪名下令枪杀的；——郑恩宠，这维护上海拆迁户居民合法权益的民权律师，因为揭露上海富豪周正毅与政府官员勾结徇私枉法，被判刑关进了监狱；周正毅的案子却受到上海当局的保护被从轻发落……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被送去强迫劳动教养……
“极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上海有坚实的基础，或者讲它就是上海帮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江泽民的发迹也得益于此。如今，江泽民终于下台谢幕了，上海帮失去了最大的保护伞，上海帮号令天下、叱咤风云的日子也将随之结束，上海肯定会有新的变化，但是既得利益者不会拱手相让，他们甚至会狗急跳墙，四中全会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公然挑战中南海的宏观调控政策是表现之一；象当年枪杀王申酉那样，则是另一种表现，上海的民运志士和自由知识份子，要十分警惕黎明前的黑暗。
江泽民虽然下台了，但上海帮还没有完蛋。前些年，黄菊、陈良宇就在上海为江泽民修建了退休后使用的行宫，这对于江泽民之后的上海帮是一种什么寓意呢？上海是他们苦心经营的“土围子”，其本质决定了他们一定要作最后的挣扎，对民主人士的进行超常的迫害与镇压，对社会资源的超常掠夺，往往会成为他们与新主子讨价还价的方式，不过他们中也许有人已经意识到，要避免当年北京帮陈希同的下场，夹紧尾巴应该是一个现实的生存之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
上海帮在江泽民当道时期的不可一世的风光已经不再，甚至会出现树倒猢狲散的效应，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它之被中南海新主子收编、乃至消解重组，还要有一个相当的过程，甚至也不能排除出现反复，或者在分崩离析的局面到来之际，宣布“起义”。不要忘记，四人帮出事的时候，上海民兵就曾被发枪支弹药，离正式起义就只差一步而已。
四，江泽民的政治“遗产”
与中共前任领导人相比较，江泽民没有了毛泽东“天翻地覆”的气概，没有邓小平三起三落的厉练，没有华国锋为人的厚道纯朴，没有胡耀邦对人民的那种赤胆忠心，更没有赵紫阳顺应时代潮流的担当。江泽民的经历可以用平淡无奇来形容，生性平庸，好无政绩，他当政以来，“活”到谢幕实属侥幸，尽管他有着中国政治家最忌讳的毛病——轻浮的买弄做秀；但是他在政治上的保守僵硬和人权上的大开倒车，一直是“两手硬”的，所以也被人称作是以停滞闻名的“勃烈日涅夫时代”中国版。
常言道，雁过留毛，人过留名。江泽民也难免俗，虽然他每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却一直记挂着自己的声名远播和历史地位，且不说他舞文弄墨到处题字，就看他一会儿提出一会儿要“三讲”，一会儿又是“三个代表”，一会儿又是“以德治国”，一会儿又是“制度创新”……显然都是处心积虑为自己竖碑立传的举措，但是这些东西要想作为政治遗产传给后任，看来是难以如愿的。
中国大陆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说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是“开天辟地”，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是“震天动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只是“谈天说地”。前些年他的交大同学在新年聚会时，曾向他谏言要“改天换地”——要进行政治改革！江闻言色变，谓你们不了解情况，中国绝不能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中国现在实行的政治制度是适合我们国情的最好的制度。同学者为之愕然。有不少人往往容易被各种假像所迷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江泽民的这种本质，甚至在有人揭穿江泽民的虚假“开明”以后，也仍会有人替他开脱“圆场”，说江泽民是要想政治改革以法治国的，只是限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现在还无法“一步到位”，要给他时间……云云。实践证明，此乃一厢情愿！
难道江泽民“苦心经营”这十五年，竟然什么政治遗产都没有留下？这样说也许冤枉了他。一九九九年七月，他在全国上下发动的“揭批法轮功”运动，不但使得中国大陆社会中人民与政府的矛盾更加对立，把整个执政党和全国人民拖进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危机之中，而且也使得中共在国际上进一步名声狼藉；就是在中南海统治集团内部，即便谈不上众叛亲离，也已经种下了分裂的祸根。与法轮功的圣战，已经使得整个中国再一次濒临文革浩劫的边缘。
在中共政坛江泽民苦心经营了十五年，其遗毒亦非短时间内扫除干净的，更何况他人还在，上海帮也心不死，政治戏子江泽民的“戏子政治”恐怕不会就此销声匿迹。更危险的是，因为他拒绝政治改革，固守集权专制的政治模式，中南海的行为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变得越来越像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了。这或许就是江泽民留下的政治遗产。
诚如一位大陆学者所言：毛泽东一生叱咤风云，最后留下的政治遗产只是文革十年浩劫；邓小平一世英明，留下的政治遗产仅是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六四事件”；江泽民下台之后，可能别的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对法轮功疯狂镇压的历史包袱。以封杀《世界经济导报》起家的江泽民，是在与法轮功的较量中走进历史。如今，江泽民在中南海舞台中心的位置虽然已经被别人取代了，但是他对中国和人类的祸害还没有结束，是中共乃至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将为此买单。
──转自《北京之春》11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