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7日讯】最近，中国的反腐败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公务员已经成为最危险的一种职业。甚至组织部长、秘书长、反贪局长也频频落马。
这个新动向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方面，随着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调整，公权力不断向“三长”及其所在的单位和部门倾斜。权力的扩张使“三长”有了成为“高危人群”的资本和机会。另一方面，因为腐败会亡党亡国，执政党必然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使得“三长”问题的频频浮出水面，恰恰表明了执政党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已经向纵深发展，逼近制度和体制的深层面，开始了“刮骨疗毒”。
今年，有两位省委组织部长“栽了”。一位是江苏省委原组织部长徐国健，一位是黑龙江省委原组织部长韩桂芝。虽然韩桂芝最后的公职是黑龙江省政协主席，但她“涉嫌受贿80万元”是发生在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的任上，所以也属于“组织部长卖官”之列。
徐国健、韩桂芝“落马”后，国内、外舆论开始关注“中国组织部长腐败现象”。因为以前涉及买官卖官的大多是党政“一把手”，但现在随着中央对干部选拔问题的重视，特别是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组织部门被赋予了相当的实权，在领导班子的任用选拔上越来越起着主导的作用。挟持重权而缺乏监督必然导致为组织部长提供腐败温床土壤。
自2003年9月以来，全国就有13名省市党委、政府的秘书长（副秘书长）落马。秘书长的频频落马，主要是秘书长处于一级党委和政府权力层的核心，处于党政机关权力运行的神经中枢，比别人更加具有得天独厚的信息资源。一级政府的公权范围有多大，秘书长在本级权限中行使权力的范围就有多大。秘书长的权力寻租，来源于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力。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越大，秘书长落马的机会就越多。秘书长对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的“综合协调”，对土地资源、国有企业的“指挥协调”，都是秘书长代表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
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宣布，今后对反贪局正副局长实行定期轮岗交流制度。
对反贪局长进行全国范围内的交流轮岗，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官方虽然没有“反贪局长不反贪”、“反贪局长成贪官”的说法，但对反贪局长已经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似乎是默认了。
近些年来，各种反贪行为、措施、策略，应有尽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反贪污会议，反腐文件多如毛牛。但却是越反腐败越多。
所有这些证明了目前的司法反贪机制都已不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了，它们的功能作用基本失效。所有的反贪措施、打击力度都停留在表面：打掉1个，再来5个，挖出1个上亿贪官又来1个13亿大侠。
我认为，中国反贪的最佳途径是迅速开放新闻媒体，言论自由，至少开放监督机制。在人民的监督下，迫使所有的官员，真正成为国家的公务员，而不再是聚敛人民财务的豪客、大侠。所以，必须在本国建立独立的司法、独立的新闻媒体、言论自由的监督体系。
在贪官外逃的过程中，如社会有制衡的机制，人民能在他们犯罪的第一时间揭露他们，贪官外逃是不太可能的。首先，他们贪污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贪了以后，资金的转移也必须要非常有把握、非常自信转到国外的资金在自己控制之下，才最后走人。这一漫长的过程，如在一个社会机制比较完善的社会，是不太可能让如此多的贪官污吏如此从容、随心所欲地贪，再随心所欲地转账，最后随心所欲地走人。
平行制衡的监督体制，简单说，就是每一级平行的行政机构，都有独立的监督它的机制。司法必须是独立的。同时开放新闻媒体，言论自由，建立独立的司法监督体系。不管以什么形式，都必须迅速建立货真价实的平行制衡的监督机制，绝不放过任何贪官，才能减轻贪官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让贪官无藏身之地，无外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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