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9日讯】圣诞节晚上，在家里打开公共电视频道，想看看有什么音乐节目，结果跑出来“齐瓦哥医生”，可惜播了近一半，主角已经踏上去西伯利亚的道路。好多年没有看它了，于是决定好好坐下来看。
七十年代中期从上海到了香港，最令我震撼的一部电影就是这部电影。从“参考消息”上，知道俄国离心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写过“齐瓦哥医生”这本书，在香港的书店里看到过台湾的译本，随便翻了一下，也不以为意，但是在电影院里看的时候，眼泪禁不住流下来。那时刚离开“革命”的环境，“革命”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还记忆犹新。我在主角身上，看到许多共同点。我也会想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革命出现“误会”的陈独秀、瞿秋白等领导人。过去所向往的法国大革命，在看过狄更斯的“双城记”与雨果的“九三年”后，还认为是文学家的夸大，到亲身经历文革以后，才明白“革命”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热爱俄国文学与俄国音乐，所以我有浓厚的“俄罗斯情结”，但是对苏联共产党的独裁专制绝不认同，现在也一直关注俄国领导人普廷是否带领俄国走回头路。但是苏联当年再独裁，它的人文背景始终同中国不一样，知识分子尚有“缝隙”可钻，还有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哪怕有说是他人写的）、小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以致“齐瓦哥医生”这部传世的作品问世。中国历经比俄国更多的苦难，然而中国的文学家在做什么？
这部在加拿大拍摄的西伯利亚景色加深我的俄罗斯情结，我不禁要哼“我流浪在贝加尔湖”的曲子。那首“某处，吾爱”电影主题曲，更是听了心颤。──转自台湾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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