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4日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二零零三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一。这使得中国继续名列世界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实际上，如果没有去年春、夏之交非典肆撂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会更高。从统计资料上看，除了第二季度受非典影响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六点七以外，一、三、四三个季度的增长率分别高达百分之九点九、九点六和九点九。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经济遭受通货紧缩之苦长达六年之久。在中央政府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动下，经济再次进入高速运行区间。这对上任刚一年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来说，似乎是一个绝好的开门红大礼。
但是，相关的经济管理机构却似乎已经开始着手进行新一轮宏观经济调控。二月四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北京召开了新年之后的第一个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宣布对钢铁、电解铝和水泥三大行业进行调控，并且着重强调要制止在这三个热门行业“过度”投资，声称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银监会也随即在四天后宣布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的信贷资金实施专项检查。紧接着，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环保总局和质检总局等相关部门也都表示将采取相应的跟进措施落实中央新一轮调控方针。
中国经济增长刚刚走出紧缩的阴影不到一年，政策制定者便出于对经济过热的担心再次拉动了制动闸。这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客观地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的确令人忧虑。
分解去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成分，不难看到增长主要来自于超乎寻常的投资增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五万五千一百一十八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年增长幅度为百分之二十六点七。在所有的投资增长中，来自外国的投资只增长了百分之一点四九，真正的民间投资的增长也只是与经济增长大体相当。增长最快的投资为政府对公共工程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这部分投资的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由于房地产业和公共建筑工程的快速膨胀，建筑材料和能源的价格急剧上涨，从而又进一步推动了建材等行业的投资增长。相比之下，消费的增长仍未出现人们期盼的强劲势头，全年消费品价格指数只增长了百分之一点二。
人们当然要问，如此高速的公共和政府投资增长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个答案并不复杂：新增的投资主要来自银行信贷。二零零三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处于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全年投放的现金高达两千四百六十八亿，较头一年多出了八百七十九亿，增幅达百分之五十五。银行发放的新增贷款达到了三万亿，与前年的一万八千亿相比，增幅达百分之六十七。至于突然放宽货币供应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信奉紧缩政策的铁腕总理朱熔基的离任；有人则认为是由于新任领导人希望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使得新政府的第一年多一些政绩，以赢得威望。
究竟是哪一种原因引起银根放松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从中看到了，在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中，非经济成分仍然有太大的权重，而且政府仍然起着不适当的作用。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似乎没有真正激起民间投资的热情，而只是为国有部门低效率地使用国家的经济资源打开了方便之门。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显示，在公司治理结构和其他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官方主导的公共投资和国企投资不仅会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使得一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大打折扣，而且也会为将来的经济危机埋下伏笔。而这些正是世界上不少经济观察家对中国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的后果产生质疑的重要原因。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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