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3日讯】简介：王继海，网名北海舟，1949年7月出生于上海。1969年3月，至江西插队，其后从事生产队民办小学教师工作。1974年，因病回到上海，于菜场工作，并至五七干校培训、工作。1981年，至豫园商场工作。1985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自学考试及上海市南市区业余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文凭。1995年，于豫园商场辞职回家，以炒股等谋生。2002年，接触互联网。现为民间网友聚会活跃人士，热心于鼓励和支持民间发展，致力于网络虚拟社区向民间现实社区的转型。本访谈录经王继海先生亲自核对后发表。
■王继海访谈录（下）
（五）民间与网络：我们走到一起
杨：除了郑恩宠之外，上海还有其他许多了不起的民间知识份子，比如戴学忠、葛红兵、韩立法、桑坚成、朱学勤等等，我记录下来的就有114位，你对这个群体有多少了解？如何评价他们的意义？
王：朱学勤老师是我敬佩的，他以深刻、独立的思考为我们同龄人争得了光荣。所处体制内而能独立，就这事本身就应刮目相看。而且他有关自由主义的阐述，多精辟且有针对性。我看过他的一些回忆性文章，真是深受启发啊。我们每一个过来人都应反省自己专制思想的影响和习惯，反省对人权、公正、自由、博爱思想缺失的原因。听朱老师讲座并与其交流，不仅是我，也是我们网友们的长久心愿。我们曾与学者茅于轼先生及作家陈村老师见过面，听过他们的讲演或发言。我希望当条件许可时，能够与更多的代表民间思想的学者专家交流。
杨：“民间”，代表独立与自由。
王：是的，我认为每个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并准备为之而捍卫的网友，都可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做、来说；选择合适自己的，就是好的。可以如胡愚文那样申游，也可以如陈医生那样维权，也可以如张迈老师那样说出真话与真相，当然也有人会选择如杜导斌先生那样刺时政、剥画皮。我们现在选择了张罗网聚，也是大目标一致下的一种选择而已。温克坚说：“是啊，明天也许会更坏，也许更好；冬天过后也许是春天，也许依旧是冬天。可是，这些有什么要紧？蝴蝶无法明白龙卷风的来由，我们也无法制定未来，我们无法先跨进未来，再走脚下的路。对于整个世界，我们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蝴蝶。我们能做的，就是跟着我们的感觉，拍动我们的翅膀，把我们微弱的理想融进社会的湍流，——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相信上帝会使她更美好。蝴蝶因为有了翅膀而美丽，我们因为拍动“翅膀”而存在——让混沌理论指引我们向前进。”网友石扉客也说过：“不以阵营划分人。感谢网络，为了让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下一代活得有人的尊严，享受到人的权利，我们走到一起。但我们绝不以阵营划分人，绝不以体制内体制外划分人，凭籍自己的良心行事，和网上网下一切愿意“自由地扇动翅膀”的人交朋友。”仅仅在《关天茶舍》，我们就能够看到像网友“闲情偶尔寄”这样的警察，像网友“司徒”这样的国安。甚至网友“老图”还讲过，在这次救济北京上访群众的活动中，有关部门的同志在现场也慷慨捐物，并表示如有麻烦，他们可以出面协调。
（六）这种悲，这种刻骨的痛
杨：我是后来才知道，你的父亲在文革中因为历史问题而坐牢20年。
王：中国现代史的复杂，使大部分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与家庭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与周折。我的父亲在1955年因潘汉年、杨帆事件连累而被捕，1958年被判刑20年，1975年前后大赦时回上海。后来又几次三番申辩上诉，陆续被平反，最后被政府给以离休干部的待遇，并二次分房。2001年11月，我父亲93岁过世时，政府还给我母亲几万元以示安抚。但是，所有的平反与落实政策都来得太迟了，对已经长大成人的子女和步入老迈的母亲来说，并不能改变什么，心理上、精神上的创伤是无法以金钱或者房屋来弥补的。不去说一个弱女子以自己每月三十四元的工资来抚养家中七八个人是多么的艰辛，也不要说不到四十岁就独守空房整天生活在冷眼歧视中的苦闷，但是不能不说的是：当我母亲的长子——也就是我大哥——在就读北京农大时因几句话而被打成右派并被投入劳教农场时，当长子客死北京清河劳教农场而无力去奔丧时，当心里为此极度悲伤而不能大声痛哭时，先前的痛苦对我母亲来说并不能算是困难了。这种悲，这种刻骨的痛，难道能用金钱来弥补吗？因此，当我已经35岁左右，当我父亲彻底平反的通知书转到我单位的组织部门时，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只是笑而无言。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是我母亲的爱化解了我家的大部分阴影。
杨：想听听你和你母亲之间的故事。
王：我的母亲青年时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她参加过抗日宣传和救护前线伤员的工作。得到过陈毅市长颁布的奖状，她热情宽容，在逆境中仍不忘时刻教育我们要爱国与积极学习。我在小学四年级入队时有种深深的自卑与苦闷，不久之后身患重病但获救，母亲更是要我时刻不忘党的恩情。因此，自己也总是以“报恩”为最高行为准则，报家里人与国家人民的恩。特别是学雷锋以来，更是“好好”不断：在校是“三好学生”，在插队时是“五好战士”，在菜场时、在干校时、在商场时也都是“先进”不断。因此在现实压力方面不是很敏感。糊涂的时候多，大概到了1985年跳槽受阻止，思想才开始向另外的思路方向发展。
（七）文革青年、当代青年及5岁的儿子
杨：你刚才讲，你在现实压力方面不是很敏感，但是你在文革那段最宝贵的青年人的岁月里，因为你父亲的原因，你却只能是“二等公民”。
王：是的，这就是压力。不能参军、不能入党，也因此自绝了成名成家的想法，在学习与思考上从不钻研。但是，却想成为一个如雷锋、欧阳海式的英雄，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做事上贡献自己。如果对自己的一生有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的话，那就是自己失去了追求自己所爱的机会——我曾单恋过一个女性。因出身而自卑，因自卑而不敢追求，因不敢追求而空等，因空等而错失更多更多的机会。这种创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永远也不可能弥补的。但时间是最好的疗伤剂，自上网以来，思想的充实与经济上的充分自足正在逐渐平抚这种自卑。我自卑而又倔强，自尊而又不自信，好在我有一个好母亲，平衡了。
杨：你一直关注青年人的心态与成长，请你以你们这一代的眼光来谈谈这个问题。
王：青年人是中国的将来与希望。我们上海网友聚会时，大家所尊重的张迈老师几次为大家唱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毛语录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致力于自由与民主的路还很长，我们无法准确估算，但是，可以确信其中的反复与艰钜。自由主义及新兴思想必将得到青年人的热爱与支持。虽然他们受到系统的奴性教育，学校在思想上的控制仍很严格，但是，在经济大潮下，各种经济成分的确立与成长，自由竞争及对物质享受的承认，不可避免地在学生中产生以“自我、自在、自爱”为特性的个人主义的思潮。就我自己的所见所经历的而言，当代青年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状与各种思想争锋中，相对比较茫然软弱；因机会太多，贫富两极而躁动不安、急功近利。在关心自己的时候，而忘记了自己只是整体环境中的一分子，在危急环境中的每个人都难以得到真正的安全。在明哲保身之中，难以做到真正的独善其身。因此在推销自己、做大自己时，不可忘了长远的利益——信誉与社会效应。简单地说，就是“在做事的同时，做人”。
杨：你儿子今年才只有5岁，父子之间的年龄相隔半个世纪之久，你如何估计他们这一代将面临的问题。
王：我们这一代如何也难以估计，更不用说儿子这一代了。只是祝愿他们不要再生活在专制的阴影里，不要再为说假、做假而活得如此的累。希望他们能轻松与乐观地看待生活的一切，包括不能避免的困难。孩子从小由我带，我儿子二周岁前后我才开始上网。我更多地在孩子面前扮演一种玩伴的角色，我现在生活中用力最多的还是在孩子身上。
（八）寻找一个半社区化的空间
杨：对于2004年“公民维权”的前景，你怎么看？
王：将更加普遍、更加广泛。更多的公民懂得使用正当手段为自己的利益作合法斗争，并会尝试创新的形式与做法。但随之而来的压迫也会变化。
杨：谈谈你未来几年的打算。
王：我想到我们可以出力的只能从实际现实出发。目前先尝试为网友的交流构架一个平台，联合热心网友轮流主持，在完全自发与民间协会之间寻找一个半社区化的空间。我们将设想在学者与专家的支持下开办系列讲座，并关注社会的维权与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的深入。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能走多远，我们只是在做着社会上已经成熟与需要的事，我们只是在做牵头与张罗。当然，我们也希望不是完全被动与听其自然。在时机成熟时，也不排斥参与民间爱心基金的筹备，网页的筹画，甚至是公民读本的编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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