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他把手枪、手榴弹卸下来往桌子上一放……

顾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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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日讯】人过了四十的年龄,渐渐回忆就多起来。最近特别想起军队时的老战友,睡梦中尤其想到了当年的铁哥们S。

  我是1988年转业的,转业后见到两次S,都是巧遇。

  一次是1989年6月初,那天我调查贪污贿赂案路过人山人海的复旦大学门口,立下了看着那些“反腐败”之类横幅沉思,忽然见到一个骑自行车的背影。我太熟悉这背影了,宽阔的肩膀,粗短的脖子,结实的脑壳,便不由自主叫了声:“S。”他一定也太熟悉我的声音了,一声本能的响亮答应,人从自行车上下了地,转过身。我俩挤过人群,互相大力地拍着对方肩膀,笑着。

  我把他拉到边上人少处,打量着这位穿便衣的摩托连副连长。他也打量着我这位穿便衣的检察官。

  我问:“你来干什么?”

  他说:“这几天把老子累死了,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市里兜马路,察看路障、地形。”

  我严肃地问:“这次会不会出动?”

  他回答:“不知道,要做好准备。”

  我说:“真出动了,可别动家伙。”

  “老子才不愿意,又不是越南人。TMD,老子枪口抬高一寸,才不会SB。”

  我用拳头捶了他一下厚实的胸脯。

  他望着热闹的人群,叹道:“这些大学生,天真啊。感动。”

  他要继续执行任务,我们便分了手。

  几个月后的一天早晨,我在马路上遇到S。他穿着便衣,飞快地骑着自行车。我叫住了他,又是互相重重拍对方的肩膀。我知道他妻子就住附近,他一定是离开她家赶回部队去。

  他问我在检察院干得怎么样。

  我说“可以”。

  我问他为什么不穿军装。

  他说上头有规定,出营房尽量不要穿军装。他摇着头:“现在叫穿军装出来,也没脸了,老百姓不把当兵的打死、骂死,那脸色也要吓死人的。”

  我叹着气:“我算运气,正好转业。TMD老子要是想当官,还穿着军装,女朋友也没脸找了。”

  他问:“小顾,你消息多,到底死了多少人?”

  我厉声说:“杀一个人也是杀,杀一万个人也是杀;该杀的都可以杀,不该杀的一个不能杀。我们军人可以杀没有枪的人吗?俘虏都不可以杀。这是军人的荣誉。不是杀多少的问题,是可不可以杀的问题。杀了没有?杀了。知道这条就可以了。”

  他“唉”了一声,骑上车子:“妈拉个巴子,北京那帮鸟兵,把我们脸都丢光了。”

  这是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

  S所在的连队,跟我所在的学校在一个营区。那时我听说警备团有个排长叫S,是个很汉子的人物,但一直没有见面。后来我转入同一个营区的教导大队政治处,警备团也因为裁军一百万缩编为警备营,隶属于了教导大队。S是摩托连的排长,摩托连是当时上海地区唯一一支机动建制部队,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战备、作战任务。由于跟S成了一个单位的上下级关系,我便跟他相互认识了。

  S年长我三、四岁,他最好的哥们是L,L是摩托连副连长。他们是文革后第一批军校生,同班同学,也是我们大队仅有的两名从对越战场上回来的军官。彼此认识后,因为很合得拢,我跟他们很快就成了铁哥们,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L是个大个子,臂力过人,不善于说话,只是喜欢笑,两只小眼睛一眯,在脸上找都找不到。S中等个头,十分结实,有一张很男人味的刚毅的脸。我比较瘦小。我们三个人站在一起,反差很大。L叫我“老顾”。在军官之间,不管年龄大小,叫“老*”是表示尊敬。下级、同级军官里只有S叫我“小顾”,也是他的个性。虽然周围人年龄都比我大,但我不喜欢用“老”这个词,喜欢叫职务或直接叫名字,大概也算是一种个性。

  我们三人私下时,S经常嘲弄L:“你看,你看,又是傻笑。这家伙只知道傻干,脑子里找不出一根筋。TMD现在就用这种傻蛋。”

  有时L酒喝多了,也会直着嗓门说:“我就傻蛋。我可以领导你,你更傻。”

  S就说:“狗屁。老子当排长跟当司令一样。三十来个兵,个个听我的,叫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司令不要洗袜子,我也不要洗袜子。你想使唤一个兵,我不同意,谁敢跟你跑?”

  L会说:“我撤你职。”

  S就说:“省省了吧。夜里查岗,被人头一蒙,一顿暴打,来请我做你爷爷都来不及。要是打仗,老子一个眼色,三十几条枪里随便一条枪就送你当烈士了。”

  L不得不承认:“这家伙带兵确实有一套,不是他排里的兵,也听他的。”

  S告诉我,L的命是真正捡回来的。在对越战争中,L是重机枪排排长。重机枪排排长和侦察排排长是最容易死的两个职务,“补充都来不及补充”。重机枪排是火力点,是越南人重点消灭的对象,“他开着机枪,喊着‘打,打’。这傻大个打好了,回头一看,身边都是死人,排里的兵都被越南人打死了,自己竟然连一点伤也没受”。

  一说到死去的排里战士,L的小眼睛里就闪出泪光,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是大口大口喝酒。

  有一次S又说这事,L突然把酒杯摔在地上:“你这人话太多了。”

  S说:“你看,又发傻劲了。”

  L站起来,一把揪住S的胸脯:“老子不许你说。再说老子揍你。”

  S也揪住L胸脯:“就是要说。我们死个兵,抚恤金才三百块,TMD马路上撞死个人赔多少?要一直说,要一直记住。”

  两个人互相扯着,吵着。

  我站起来,把杯子重重叩在桌上:“都酒喝多了,是不是?走,一起出去摔一跤。”

  S在战场上也没受伤。

  S擅长读地图、判断地形,部队上第一线时,他主动提出领路。他根据地图,把一个营以最快的速度非常顺利地领了上去。营长、教导员觉得这个军校毕业生是天上掉下来的宝贝,就把他留在了身边,把炊事员、通讯员什么的人组建成一个排,让他当这个排的排长。他发现有一个面积很小、四面十分陡峭的山头,建议把营指挥部安扎在上面。山头比较高,很突出,营长觉得很容易被敌人炮火攻击,当指挥部不好。S说:“越南炮兵哪那么准?又不是平时打靶训练。”果然,越南人的炮弹都落到了悬崖下面,把营长、教导员乐得屁颠屁颠。越南小分队来偷袭几次,S带领他那个凑起来的排,凭借有利地形,都轻松解决了他们。

  准备全营进攻前,S提出带兵去侦察敌方地形,营长没同意他去,从下面连里调了个排长去侦察。那排长也是S的同学,他顺利完成了侦察任务,回营部时,先爬上阵地,转身拉后面一名士兵上来,那士兵伸过冲锋枪让他捏住枪管,可手指仍然扣在扳机上,一用力,一梭子弹射向了上面的排长。S就在那排长旁边迎接他们,眼睁睁看着同学中弹,楞住了。半晌,S知道同学完了,抱住他身体,失声痛哭。S拿起枪要枪毙那无意中扣动扳机的士兵,被营长、教导员拉住了。

  “被自己人打死,什么都不算,什么都没有。死得太冤枉了。”S仍然很悲伤地跟我说着。回后方后,他建议按被越南人打死上报那排长的死,营长、教导员不敢报假材料,他跟他们大吵。

  “妈拉个巴子,木鱼脑袋,给个烈士名分也不敢,人家爷、娘死了儿子连句好话也听不到。鸟人。我们部队现在这种鸟干部多得不得了。”S恨恨地说。

  S和L都没有立功。并不是他们不能立功,而是他们自己让掉了。这一点,一提起S就要破口大骂,充满了愤懑:“我们什么都讲比例。TMD打得好的、打得差的,打得人没剩几个的、没怎么打的,给的立功名额都差不多。怎么办?我们活着、全身就不错了,当然要让给死掉的、残废的。我们人死伤多的部队,全身的人没几个立功的,TMD没死伤的部队倒立功一大帮,回来耀武扬威,挂着军功章这里做报告、那里做报告。我在营部还好,像L这样完全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有一块军功章,不懂的人以为他是孬种。妈拉个巴子,现在不打仗了,混混日子,老子反而可以拿军功章,真是怪事。”

  对这L也很有情绪:“老顾,你说,是吧?立功怎么可以讲比例,是吧?不该立功的给立功,我们没意见;该立功的没名额,我认为是不对的。是不是,老顾?我们打仗没钱,荣誉就很重要,是吧?像S的功劳,其实挺大,给个二等功不会冤枉,是不是?”

  我大笑:“今后再打仗,兄弟当政治部领导,一定大大地发军功章。太简单了,不值钱的东西,化个炮弹壳,做个模具一浇,油漆一喷,一大堆,要多少有多少。兄弟绝不食言。”

  有一次,我问S和L,在阵地上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L说:“不想,什么都不想。”

  S说:“女朋友。”

  “不想生与死?”

  L说:“开始想,后来不想。没法想,不知道什么时候飞来一颗子弹、炮弹,踏上一个地雷,就完了,是吧?”

  S说:“那地方又热又潮,裆都烂了。我急了,想:TMD别烂坏了,今后搞都不能搞了。我就光屁股,想办法吹风,晒太阳。鸟一定要保护好。鸟废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在S心里,他的女朋友是最重要的。他认为一个人的个人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份爱情,好好地爱她,跟她结婚,生孩子,平静、和睦地相守到老、到死。

  S是江苏常州人。他父亲年青时的一个好朋友到了上海,在上海成了家,有了个女儿。那时,常州与上海并没有后来人为的户口鸿沟,S的父亲跟这位好朋友为还是刚学步的儿女订下了亲事。两个孩子长大后,竟然十分相爱,虽然分处两地,但鸿雁往来不断。

  S曾担心女孩会像其他上海女孩一样,渐渐想到他是“乡下人”,最终不能走到一起,但当教师的女孩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一直爱着S。S上前线后,担心自己牺牲或成为残废,不再给她写信。她知道他的想法,一再写信到前线,表达对S坚定不移的爱情,鼓励他英勇作战,不管什么情况她都会属于他,都会永远爱他。S为自己心里的念头羞惭不已,觉得自己对不起她,在枪炮声中,发誓今后要用自己的全身心好好爱她一辈子。

  S与他女朋友的恋情被上级知道了。上级也被S女朋友的纯情所打动,觉得这是件非常鼓舞前线官兵士气的事情,于是,就进行了大量宣传,激励官兵们的斗志。S女朋友一些充满真情的信,被前线官兵传看着。这些信里热烈的情感不再属于S个人,而成了来自后方的姑娘们对前线官兵的最忠诚的爱情倾诉。

  L升了连长,S升了副连长。

  L让炊事班烧了几个菜,给我打了电话。我去为L、S道喜。

  S说,他准备提交正式报告,请求批准他拿结婚证书。L祝贺S。我提请他们在我面前不要谈涉及政治部门工作的事。

  政治处开例会时,一名干事提出收到了S请求结婚的报告。大家都沉默着,没有声音。副政委说:“这是个挺头疼的问题。他这个情况很特殊,从小定的亲,在前线时又是宣传典型。不批不合情理,批又不合规定。”

  我们部队规定,原籍不是上海的军官不能跟上海女孩恋爱,根本原因是要控制进上海的户口名额。我建议:“涉及将来转业时的户口问题,直接让政治部批。政治部批了,户口问题也就解决了。”

  副政委说跟政委商量一下。

  S的报告递交给了政治部。虽然我们大队去为S解释了许多次,但政治部迟迟没有批准。S很着急,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人生大事,到政治部跑了很多次,但总是没有结果。

  S的情绪日益低沉起来。L说,S老是莫名其妙骂“妈拉个巴子”。一起喝酒,S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话多,总是沉闷着。

  一次摩托连实弹训练,我去射击场过枪瘾。

  士兵们打好整队离开后,L趴在地上打他喜欢的轻机枪。我和S站着打冲锋枪。我喜欢点射,不紧不慢,打命中率。

  S让两个士兵装了许多匣子弹,扣一次扳机就放光子弹,换弹匣,再放光子弹,嘴里发着声音,像疯了一样。

  我收起枪,跟L说:“都别打了。”

  S不愿意停下,要继续打。

  “别打了。”我板下了面孔。

  不久后一天傍晚,一名士兵来传信,说S请喝酒。

  我一去,S就满脸喜色地告诉我,政治部今天口头答应批准他结婚了。他眉飞色舞地跟我讲了过程。

  我一听,给了他胸脯一拳:“你小子也太过分了。”

  他说:“不横不行。鸟规定没道理,老实人被欺负,只好来横的。”

  原来,他今天带领连队外出进行武装摩托训练,中途他把队伍交给一个排长,自己开了一辆摩托直奔司令部。他全副武装着一个个找主要领导“汇报思想”。找到一个,他就把手枪、手榴弹卸下来往桌子上一放,然后说自己是个“粗人”,心里只想要老婆,不批准结婚想不通,“请首长看在我是打过仗、死过的面子上,帮个忙”。首长眼角扫着桌上的手枪、手榴弹,请他坐下,表示对他的特殊情况很理解,然后打电话问情况,然后当场表态同意。找一个,同意一个,竟然一路顺风。

  “现在的官越大越怕死,不怕死也怕出事。不批准结婚,老子也没意思了,真给他们干出来,譬如被越南人打死。”他说。

  S结婚的事情终于解决了。当然,第二天一早,他就被叫到大队办公室,领导对他全副武装找首长“汇报思想”的行为狠狠批了一通。批好后,不会忘记再问什么时候喝他喜酒。他说先拿证书,婚礼过两年办,要准备点钱,安排房子。

  从1989年在路上与S分别后,一晃已经十五年了。我这人向来很懒,不好跟人交往,除了上班,就是呆在房间读书,虽然同在一个地区,却久已失去了老战友们的音讯。现在真不知道S在哪里,在干什么?我真地很希望S还在军队,希望他成为军队的栋梁之材。

  中国的军队,实在是很需要他这样的人的。@(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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