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3日讯】即使是在六四发生之后的1989年秋天，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把通缉名单上的二十一位学生全都报出名字来，更不必说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了。其实，这二十一位之间，当时全都相互熟识的，恐怕也没有几个。因此，逃亡中还曾私下猜想，由于春夏间的种种形格势禁，说不定自己是唯一认识所有被通缉学生的人。只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意识到，若果如此，对他们的命运也就有了一份更直接的责任。
还记得九十年代中期，在六四纪念日前后，总要费一点力气，才能说服旁人相信，二十一个人中的大多数，当时还都在国内，而且在国内的都经过了牢狱之灾。现在，出狱后又辗转出国的陆续多了几位，留在国内的就更难以为世人所知了，也因而更成为中共可以肆意打压、泄愤的重点物件之一。张铭就是其中的一位。当局以“阴谋爆炸大楼”这样莫须有的指控将他羁押一年之后，又胡乱拼凑出侵害职务的罪名，在2003年对他判刑七年。为了抵制司法系统的滥权，争回公正和权利，他已经坚持了几个月的绝食和抗争。当我读到“中国人权”的有关报道时，不禁为他深深忧虑，十五年前的记忆重新浮现。
在我印象中，第一次见到的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并不是张铭，而是他同宿舍的室友。那还是四月二十六日早上的事，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主楼外面，是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正式成立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那时我还是自荐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联络员，和很多学校的代表们一同坐在台阶沿上，看着常委院校的七名代表站成一排，回答着主要是些外国记者的提问。
我是在“4.27”大游行之后，周勇军等人辞职后，经刘刚提名，在四月二十八日补充到常委会里去的。在那之后的一个星期里，先有袁木等人与学生代表的对话，接着又要面对五四这个理所当然的学生运动纪念日；在匆忙设计组织成立对话团的同时，又要针对大型理工科院校同学的学业压力，考虑结束自4月21日胡耀邦追悼会以来的罢课行动；最后，赵紫阳在亚洲发展银行年会上的讲话不期而至，正好碰上我们5月4日宣布“复课决定”时组织得非常糟糕，在学生内部引起不同程度反弹。
面对紧张而复杂、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既要应对，又要抓紧时间完善自己的组织，我们每天要开两次会，中午是常委会，晚上是各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些常委会上，我认识了张铭。他是清华汽车工程系的学生，东北人，瘦瘦高高，看人很专注，但又很随和，没有随身带着“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英雄气概。
别的学校也有轮换常委人选的情况，比如北大的王丹换成了封从德，人大的胡春林换成了他的一位同宿舍室友，北师大的吾尔开希有时会由梁擎暾（梁二）代理，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有自己固定代表的印象。只有清华不同。张铭来开会的第一天，就针对其他院校的疑问作了明确的回答：既然高联执行的是院校常委而不是个人常委，清华就不一定只有一位固定的代表来开会。这种理性而明快的风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不知道，八九年北京学生运动的一些特色是那一年独有的，还是从来如此。比如说，同宿舍的两名学生同时进入运动的核心领导层，除了人大的胡春林和清华的张铭以外，还有北大的王丹和杨涛，使我当时就对这类现象非常好奇。类似的另一个突出例子，就是清华学生的理性、团队精神及其在运动中的谨慎犹疑，与北大学生鲜明奔放的个人风格，形成对照。认识张铭之前，我已在两个校园之间跑过若干次。罢课初起时，看到过清华几百个班的代表们分别持本班同学授权签名进入选举校级筹委会的大教室，也看到过北大在同一天下午由二十来位系级代表秘密进行的筹委会改选。当然，在4月26日晚上，同样看到了清华筹委会在当局压力下全体辞职，同学愤而贴出“到北大去！”的标语，而北大则一片坚持“4。27”游行的慷慨赴死气氛。
不过，进入清华学生的宿舍，确实是在认识张铭以后。其中最狼狈的一次，大约是5月2日到全国人大信访办和国务院信访办去送请愿信。本来就低血糖、血压低，奔忙紧张了一整天，傍晚时路过清华，刚走进张铭他们的宿舍楼，就支撑不住，昏头昏脑地滑在楼梯脚下。正是吃饭时间，上下楼的学生相当多，很快就有人来带我一起上楼并打来饭。精神恢复后，在那里还正经聊了一会。印象中，这些清华的学生更倾向于务实，没有在理论上高来高去；因为当时正困惑于运动下一步怎样走，所以聊得很投机，但具体聊了些什么，现在却已记不清。
记得最清楚的，是此后一直到绝食开始的大约十天当中，我们会议的频率大大减少了，可每一次开会讨论校园状况时，张铭对清华的情况都有相当清楚的报告。这是新闻界、知识界受到赵紫阳讲话鼓舞的一周，是对话团积极准备开展对话、而政府却曲线展开“与各界对话”攻势的一周，但也是复课后学生力量涣散、“高联”濒临消亡的一周。今天看来，最为令人扼腕的，是这几方面并没有清楚认识到相互间的关系及各方面的实际发展状况。经过“高联”同人艰苦的争论和努力，唯一保持着运动热力的北大终于再次和其他院校联手，带来了5月10日和11日两次自行车游行的小高潮。由于张铭等人的积极组织，清华的自行车队规模相当大，是那天最为引人注目的队伍之一。
5月11日晚，虽然一些常委提出发起绝食的可能性，但常委会在激烈争论后投票否决了立即发起绝食的意见。可5月12日下午却忽然得到消息说，绝食已经正式发起了，第二天下午就要出发到天安门广场，而且宣称和“高联”无关。为了挽救运动中好不容易出现的这个全市性组织，当天夜里，常委又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对一些基本问题已经形成共识，我们几乎毫不犹豫地把高联和广大学生群众与已经箭在弦上的绝食连在了一起，不仅如此，还加上了当时相对独立的对话团，认定这四者都与胡耀邦逝世以来的学生运动有延续性和继承性，有必要而且也必须相互配合，保持一种统筹全局的视野。因此，我们的主要问题一是必须发布正式支援绝食的声明，同时又要在声明中表现出“高联”是一个长期性组织，与自发绝食的学生不一样，是“红脸”和“白脸”的不同，然后呢，最理想的当然是由对话团出面对付政府，而由这两家充当背景压力；二是要组织起足够的声援力量，表达广大学生群众与绝食学生休戚与共的态度，防止政府强行驱离。事实上，这第二条是当时最令人头痛的，谁也无法肯定到底可以动员起多少人在广场上陪着过夜；北大的事情从来难以事先判断，大家于是都盯着清华这样几万人的大院校，张铭成了主要的压力承受者。即使这样，他仍然皱着眉头估算人数，既不愿推责任，也不肯乱许诺，不管我们多么失望，最后也只承诺了大约千把人，同时表示，一定会把“清华人”那面大旗带到广场。事后证明，这旗帜在相对冷落的绝食第一天夜间，确实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此后，由于整天扎在广场上，我们实际上越来越失去对整体情况的把握。“高联”的名字仍然有号召力，但是已经无力重建组织架构，这是我们运动后期最大的心病。清华的常委代表先后换了两三位，通缉令一出，大家全都榜上有名，成了北大以外“上榜”最多的学校。“高联”前期的活跃分子在这样的广场运动中如何保存自己？年轻小伙子们各有不同想法，但也常常想到一起去，不止一位主动从常委席位转到了多次轮换的广场纠察总指挥位置上，试图整顿纪念碑周围的秩序。张铭也是其中之一。头上绑着红布条，虽然仍带有以往的一丝谨慎，却也显得更潇洒，也更符合他既愿做实事，又充满朝气的特性。据我所知，后来他也一直以清华为活动基地，一直坚持到“六四”镇压之后。
在漫长的九十年代里，曾数次从朋友处听说，如张铭这样上了黑名单的人，处境都相当困难。作为当时的北京学生，他们第一次被捕判刑时受到的惩罚比工人和市民相对要轻，也比外地学生相对要轻；但刑满释放之后，却也同样的，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无论社会空间怎样扩大，他们怎样各自努力，国安机关或迟或早总会找上门来，使他们的辛勤工作毁于一旦，使他们漂泊不定，流离失所，甚至危及家人。国安的目的，是要迫使他们接受一个现实：在这个中国，既然你曾经公开挑战政府，就不要想再有任何出路。尤其是最近几年，这样的政治迫害已不仅是为了“杀鸡给猴看”的社会效果，常常也是于无声中将人们碾成粉齑，以保持歌舞升平的表像，保持“小康”人家不至受到刺激的心理平衡，保持社会的遗忘症，忘掉自己是在犬儒状态下勉力求生。
在中国争取公民权利，争取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还有漫长的路。在这条路上，很多很多为人所知不为人所知的人们已经或正在贡献出自己的生命、青春、正常生活以及家庭前途。张铭也是其中之一。在写作将结束时，传来张铭一案有可能获得重审，谨此为他祈祷，也为他呼吁——为了中国社会的法制建设，呼吁中国政府保障一切社会成员的基本人权及其应有的公民权利，严格审查惩罚一切以政治因素入罪影响司法程式的不法行为，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2004年5月22日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