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3日訊】即使是在六四發生之後的1989年秋天，恐怕也沒有多少人能夠把通緝名單上的二十一位學生全都報出名字來，更不必說十五年以後的今天了。其實，這二十一位之間，當時全都相互熟識的，恐怕也沒有幾個。因此，逃亡中還曾私下猜想，由於春夏間的種種形格勢禁，說不定自己是唯一認識所有被通緝學生的人。只是到了美國之後才意識到，若果如此，對他們的命運也就有了一份更直接的責任。
還記得九十年代中期，在六四紀念日前後，總要費一點力氣，才能說服旁人相信，二十一個人中的大多數，當時還都在國內，而且在國內的都經過了牢獄之災。現在，出獄後又輾轉出國的陸續多了幾位，留在國內的就更難以爲世人所知了，也因而更成爲中共可以肆意打壓、泄憤的重點物件之一。張銘就是其中的一位。當局以“陰謀爆炸大樓”這樣莫須有的指控將他羈押一年之後，又胡亂拼湊出侵害職務的罪名，在2003年對他判刑七年。爲了抵制司法系統的濫權，爭回公正和權利，他已經堅持了幾個月的絕食和抗爭。當我讀到“中國人權”的有關報道時，不禁爲他深深憂慮，十五年前的記憶重新浮現。
在我印象中，第一次見到的清華大學學生代表，並不是張銘，而是他同宿舍的室友。那還是四月二十六日早上的事，在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學主樓外面，是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正式成立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上。那時我還是自薦的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聯絡員，和很多學校的代表們一同坐在臺階沿上，看著常委院校的七名代表站成一排，回答著主要是些外國記者的提問。
我是在“4.27”大遊行之後，周勇軍等人辭職後，經劉剛提名，在四月二十八日補充到常委會裏去的。在那之後的一個星期裏，先有袁木等人與學生代表的對話，接著又要面對五四這個理所當然的學生運動紀念日；在匆忙設計組織成立對話團的同時，又要針對大型理工科院校同學的學業壓力，考慮結束自4月21日胡耀邦追悼會以來的罷課行動；最後，趙紫陽在亞洲發展銀行年會上的講話不期而至，正好碰上我們5月4日宣佈“複課決定”時組織得非常糟糕，在學生內部引起不同程度反彈。
面對緊張而複雜、層出不窮的新情況，既要應對，又要抓緊時間完善自己的組織，我們每天要開兩次會，中午是常委會，晚上是各校代表大會。就是在這些常委會上，我認識了張銘。他是清華汽車工程系的學生，東北人，瘦瘦高高，看人很專注，但又很隨和，沒有隨身帶著“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英雄氣概。
別的學校也有輪換常委人選的情況，比如北大的王丹換成了封從德，人大的胡春林換成了他的一位同宿舍室友，北師大的吾爾開希有時會由梁擎暾（梁二）代理，但這些都不影響他們有自己固定代表的印象。只有清華不同。張銘來開會的第一天，就針對其他院校的疑問作了明確的回答：既然高聯執行的是院校常委而不是個人常委，清華就不一定只有一位固定的代表來開會。這種理性而明快的風格，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不知道，八九年北京學生運動的一些特色是那一年獨有的，還是從來如此。比如說，同宿舍的兩名學生同時進入運動的核心領導層，除了人大的胡春林和清華的張銘以外，還有北大的王丹和楊濤，使我當時就對這類現象非常好奇。類似的另一個突出例子，就是清華學生的理性、團隊精神及其在運動中的謹慎猶疑，與北大學生鮮明奔放的個人風格，形成對照。認識張銘之前，我已在兩個校園之間跑過若干次。罷課初起時，看到過清華幾百個班的代表們分別持本班同學授權簽名進入選舉校級籌委會的大教室，也看到過北大在同一天下午由二十來位系級代表秘密進行的籌委會改選。當然，在4月26日晚上，同樣看到了清華籌委會在當局壓力下全體辭職，同學憤而貼出“到北大去！”的標語，而北大則一片堅持“4。27”遊行的慷慨赴死氣氛。
不過，進入清華學生的宿舍，確實是在認識張銘以後。其中最狼狽的一次，大約是5月2日到全國人大信訪辦和國務院信訪辦去送請願信。本來就低血糖、血壓低，奔忙緊張了一整天，傍晚時路過清華，剛走進張銘他們的宿舍樓，就支撐不住，昏頭昏腦地滑在樓梯腳下。正是吃飯時間，上下樓的學生相當多，很快就有人來帶我一起上樓並打來飯。精神恢復後，在那裏還正經聊了一會。印象中，這些清華的學生更傾向於務實，沒有在理論上高來高去；因爲當時正困惑於運動下一步怎樣走，所以聊得很投機，但具體聊了些什麽，現在卻已記不清。
記得最清楚的，是此後一直到絕食開始的大約十天當中，我們會議的頻率大大減少了，可每一次開會討論校園狀況時，張銘對清華的情況都有相當清楚的報告。這是新聞界、知識界受到趙紫陽講話鼓舞的一周，是對話團積極準備開展對話、而政府卻曲線展開“與各界對話”攻勢的一周，但也是複課後學生力量渙散、“高聯”瀕臨消亡的一周。今天看來，最爲令人扼腕的，是這幾方面並沒有清楚認識到相互間的關係及各方面的實際發展狀況。經過“高聯”同人艱苦的爭論和努力，唯一保持著運動熱力的北大終於再次和其他院校聯手，帶來了5月10日和11日兩次自行車遊行的小高潮。由於張銘等人的積極組織，清華的自行車隊規模相當大，是那天最爲引人注目的隊伍之一。
5月11日晚，雖然一些常委提出發起絕食的可能性，但常委會在激烈爭論後投票否決了立即發起絕食的意見。可5月12日下午卻忽然得到消息說，絕食已經正式發起了，第二天下午就要出發到天安門廣場，而且宣稱和“高聯”無關。爲了挽救運動中好不容易出現的這個全市性組織，當天夜裏，常委又召開緊急會議；由於對一些基本問題已經形成共識，我們幾乎毫不猶豫地把高聯和廣大學生群衆與已經箭在弦上的絕食連在了一起，不僅如此，還加上了當時相對獨立的對話團，認定這四者都與胡耀邦逝世以來的學生運動有延續性和繼承性，有必要而且也必須相互配合，保持一種統籌全局的視野。因此，我們的主要問題一是必須發佈正式支援絕食的聲明，同時又要在聲明中表現出“高聯”是一個長期性組織，與自發絕食的學生不一樣，是“紅臉”和“白臉”的不同，然後呢，最理想的當然是由對話團出面對付政府，而由這兩家充當背景壓力；二是要組織起足夠的聲援力量，表達廣大學生群衆與絕食學生休戚與共的態度，防止政府強行驅離。事實上，這第二條是當時最令人頭痛的，誰也無法肯定到底可以動員起多少人在廣場上陪著過夜；北大的事情從來難以事先判斷，大家於是都盯著清華這樣幾萬人的大院校，張銘成了主要的壓力承受者。即使這樣，他仍然皺著眉頭估算人數，既不願推責任，也不肯亂許諾，不管我們多麽失望，最後也只承諾了大約千把人，同時表示，一定會把“清華人”那面大旗帶到廣場。事後證明，這旗幟在相對冷落的絕食第一天夜間，確實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此後，由於整天紮在廣場上，我們實際上越來越失去對整體情況的把握。“高聯”的名字仍然有號召力，但是已經無力重建組織架構，這是我們運動後期最大的心病。清華的常委代表先後換了兩三位，通緝令一出，大家全都榜上有名，成了北大以外“上榜”最多的學校。“高聯”前期的活躍分子在這樣的廣場運動中如何保存自己？年輕小夥子們各有不同想法，但也常常想到一起去，不止一位主動從常委席位轉到了多次輪換的廣場糾察總指揮位置上，試圖整頓紀念碑周圍的秩序。張銘也是其中之一。頭上綁著紅布條，雖然仍帶有以往的一絲謹慎，卻也顯得更瀟灑，也更符合他既願做實事，又充滿朝氣的特性。據我所知，後來他也一直以清華爲活動基地，一直堅持到“六四”鎮壓之後。
在漫長的九十年代裏，曾數次從朋友處聽說，如張銘這樣上了黑名單的人，處境都相當困難。作爲當時的北京學生，他們第一次被捕判刑時受到的懲罰比工人和市民相對要輕，也比外地學生相對要輕；但刑滿釋放之後，卻也同樣的，永遠沒有出頭之日。無論社會空間怎樣擴大，他們怎樣各自努力，國安機關或遲或早總會找上門來，使他們的辛勤工作毀於一旦，使他們漂泊不定，流離失所，甚至危及家人。國安的目的，是要迫使他們接受一個現實：在這個中國，既然你曾經公開挑戰政府，就不要想再有任何出路。尤其是最近幾年，這樣的政治迫害已不僅是爲了“殺雞給猴看”的社會效果，常常也是於無聲中將人們碾成粉齏，以保持歌舞升平的表像，保持“小康”人家不至受到刺激的心理平衡，保持社會的遺忘症，忘掉自己是在犬儒狀態下勉力求生。
在中國爭取公民權利，爭取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還有漫長的路。在這條路上，很多很多爲人所知不爲人所知的人們已經或正在貢獻出自己的生命、青春、正常生活以及家庭前途。張銘也是其中之一。在寫作將結束時，傳來張銘一案有可能獲得重審，謹此爲他祈禱，也爲他呼籲——爲了中國社會的法制建設，呼籲中國政府保障一切社會成員的基本人權及其應有的公民權利，嚴格審查懲罰一切以政治因素入罪影響司法程式的不法行爲，釋放所有的政治犯。
2004年5月22日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