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4日讯】揭开胡温“经济调控”的真相
在１９９９年，我曾发表文章并在各种场合上演讲，告诉大家网路科技已经陷入泡沫化，大家要将自己手中的股票尽快脱手，然后购买银行，地产和医药等传统股票。当时，洛杉矶的一家中文报纸记者与一些朋友组成了一个有近两百人的股票联谊会，总资本高达一亿三千万美元。这位元朋友听到我的意见后就组织联谊会请我去演讲，原定演讲三个晚上，但我仅仅讲了一个晚上就引起了众多听众的不满，在一片哄笑中非常尴尬地结束了演讲。后面的两次演讲被迫取消。当然，网路科技股的最后结局大家是都知道的，仅仅这个华人股票投资协会的成员中就有大部分人股票损失过半，相当一部分人的投资血本无归。
当９１１事件发生后，我又写文章说，美国经济将在两年内复苏，甚至指明了道琼指数将在２００３年底，耶诞节前后恢复到一万点，而当时的结果又是遭到了国内外各种经济学者的一致质疑和批判。即使是到了美国官方和民间都已经确认了我的判断和预测的时候，仍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还在质疑我的预测和判断。
早在２００１年，我又反复写文章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并多次谈到中国经济泡沫化的问题。同样，这使我也成为众矢之的，辱骂和栽赃一同出现，一身背负了“别有用心人士”，“反共人士”等众多罪名，更有位“科学崇拜“者写了三篇论证文章，伪造文件，张冠李戴地将我“论证”成为一个“诈骗犯”而更莫名其妙的是，我这个“铁板定钉”的“特大诈骗犯”竟然数年来还一直逍遥法外，甚至被中美双方请到“中美关系会议”上去演讲中国金融和经济问题。
２００１年底，我告诉大家，中国即将发生通货膨胀，将会在２００４年及２００５年达到高峰，通货膨胀率可能会超过２５％，可是在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时期，中国政府考虑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如何发展经济，走出通缩，如何维持ＧＤＰ增长。我这样的言论显然是不合时宜，其结果大家也是都看的到，我又反复地被人批判嘲笑，甚至辱骂。
时光过的飞快，就在本月２８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用委婉但坚定的方式首次向全世界承认：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泡沫化，已经出现了危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倾向，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来挽救中国经济。随着中国总理的几句讲话，中国政府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温家宝先生的讲话引发了全球股票市场的连续数日下跌，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地震。从伦墩到纽约，从香港到东京，甚至连不是很重要的韩国股票市场，台湾股票市场都是一片凄惨。在这些市场中的上市公司里，只要是与中国市场有关系的都无一幸免，少数投资中国的海外企业股票的下跌甚至超过了百分之十以上。
中国开始溶入国际社会了，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４月２６日，本人参加在美国比华利山希尔顿酒店召开第七届米而肯（Milken Institute Global Conference）全球会议，在第一天的会议开幕式上，主持人麦克。克劳恩（Ｍichael Klowden）先生以这样一个提问这样开始了会议：“各位是否知道，上个月中国的贸易余额是多少？”在这个会议上，尽管主要的话题是美国的前景和世界未来，但来自全球的二千多位学者，企业家和政治家几乎都以不同的方式谈到了中国。首先是１９９２年偌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兼社会学教授盖瑞。贝克(Gary Becker)先生在演讲中表示中国虽然发展很快，但美国经济仍表现良好，前景不但好于中国，也好于欧洲。德意志银行董事会经理汤拇斯。休斯则和很直接，很尖锐地谈到：中国缺乏一个十分能干的中央银行，经济正处于通货膨胀前期。美国中央情报局（ＣＩＡ）代表杰米。麦思克（Jami Miscik）也十分忧心地谈到了中国未来所处的环境，传染病威胁，更谈到了中共片面强调民族主义可能会导致中国产生新的恐怖主义思想。
中国终于成为了世界上的重要国家，成为了世界各国不容忽视的一个国家，这是我们每一个华人的骄傲，但温家宝先生的这次谈话为什么会引发如此重大的反映呢？他的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背景呢？
近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是经济挂帅，吹嘘“中国经济神话”，江朱政府也以经济发展需要社会稳定来推迟并延缓中国政治改革。海外独立的经济学界则从另一面看到了中国经济崩溃的危险，所以数年来。中国经济崩溃论不绝于耳，本人也曾多次写文章用事实和资料谈及中国经济危险之处。在这半年，中国国内学者也议论纷纷，对中国经济现象争论不熄。在温家宝先生主持的中国经济讨论会上，以胡敬链为首的经济过热需要政府干预派与萧灼基的经济非过热是社会不平衡派发生了激烈冲突。不久前，在龙永图先生主持的中国博鏊论坛中，一些专业人士和学者利用机会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反映了恶劣的中国经济现状，紧接着，胡锦涛先生作为国家第一领导人公开并首次承认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同时提出了若干解决办法。相隔一天，胡锦涛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讨论中国经济现象。而过后不久，温家宝先生作为政府领导人，正式对外表示：“大陆经济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改革问题，根本上是结构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这也是胡温政府执政后首次联合向外界揭开江朱政府十三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真相的谈话。这个来的稍晚的谈话正在揭开中国神话，也正将逐步走向崩溃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引向改革，同时也为被江朱政府描绘的“中国神话”高高架起来的胡温政府进行解套。
谈中国目前的问题，我们不能避免地需要谈到什么是“经济过热”，坦率地讲，我不知道“经济过热”这个辞汇是如何来的，我无法在相应的英文辞汇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英文辞汇。好在我是华人，已经习惯了中共善于掩饰问题而编造辞汇解释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失业”在中国被称之为“下岗”，所以在中国没有失业人口统计，但可能有下岗人口统计。同样，我在理解中国人熟悉的“经济过热”这个辞汇的时候，我就武断地将它认定为经济产生了通货膨胀，或者说是经济发生了失衡现象。既然我们先确定了这“过热”辞汇的定义，那麽，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经济是如何过热的。
首先，中国在前不久发生了“小小”的通货膨胀，无论粮食还是原料，价格都有大幅度的上升，电力和资源产生了短缺，甚至引动了全球性的资源价格上升。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上升了，增速高达百分之四十三以上，相应的重要指标Ｍ２增长也高达百分之二十，与以前相比增长了百分之二。大家或许会奇怪，中国政府不是在大力招商引资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怎么会又有问题了？或许大家并不知道，在中国近期增长的投资，以今年第一季度上的资料显示，已经高达８７９９亿人民币，其中百分之九是以上是投资在沿海城市，其中房地产业占据了近百分之四十的比例。但问题是，这些投资看似是私人投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过去的时间里，海外投资是持续下降的，国内的私人投资是持续增长的，但这些持续增长的私人投资更多的则是利用权利和不公平的手段取得的政府资源投资，说的更明白一点：就是银行贷款的投资。或者说是借来的投资。
在中国，数十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政府投资是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中共也一直以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朱容基执政的时候更是如此。在经济改革后的二是年里，中国经济基本上已经转型到了自由经济，而中国政府也从法律上明确了“市场自由调节”。但在政治体制上，中共一直没有任何改变，并没有将自己从一个资产拥有人转型为政府管理者的地位，不能放弃独裁和一党专制统治。其结果就是建立了一个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施行私有制的自由经济，并冒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混合怪物所产生的社会矛盾的最基本体现就是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分化，政府因为代表了部分经济利益而和弱小的私人经济相互竞争，并进一步垄断经济，权钱交换，形成了一个类似“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政府为了持续执政就转移目标，将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理由，而这种理由的结果就是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以投资为目标，样板工程层出不穷。在部分私人企业发展之后，地方政府为了持续发展就需要权钱结合，用资源换取私人投资来维持虚假泡沫化的投资增长。同时，这种虚假的增长也为地方政府换取了职务及个人地位的增长。所以，以本人的观点看，所谓的中国经济过热，其实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经济增长过热，实际上是中国体制过热，是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解决不了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其任何经济手段都解决不了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尽管中国私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但事实上，中国的私人企业家都是小心谨慎的，他们都知道中共政策的波动性，即使是投机都要前思后想，不敢有任何闪失，更不敢去和政府博弈。事实上，中国的大型私人企业都和中国政府及当地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政府的支援鼓励，任何私人企业都不可能有过热的投资。
中国庞大的国有经济，众多的政府部门，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承担了大量专案建设职能，政府成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再加上官员考核制度的扭曲，往往是市场未热，地方先热，调控前，各地争先恐后地上专案；调控中，政府要保国有部门，于是卡死民营企业；调控后，不良资产达到高峰。因此，政策波动往往使市场的波动更大。为什么会这样呢？起根本原因在于中共的行政体制出了问题，由于行政运作立足于对基层的管理和控制，而不是立足于基层自治，地方政府主要是中央和上级需要的，而不是老百姓需要的，中央和上级政府既要依靠他们，又要监控和限制他们。在资讯不对称情况下，中央、地方政府和民间三者博弈的结果，天平偏向了地方政府一方就成为了必然。在温家宝先生讲话后，中国首当其冲的私人投资的钢铁业最先受到了冲击，随着银行负责人及政府官员的被处分，江苏铁本公司投资的１０６亿人民币的钢铁基地也将化为流水。苏州市政府坦承其损失将高达五十亿人民币，而个人之投资也高达十余亿，更可怕的是几家国有银行又会增加坏帐数十亿人民币。随着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调控开始，我们不禁又要问：中国的调控合理吗？合法吗？又是运用的何种手段来进行的经济调控？
说起中国政府这次经济调控的背景，其实是有着多重的压力。不久前，中国铁娘子吴仪女士访问美国并进行经济谈判，在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还是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换句话说是老调重谈，中国人民币是否需要升值。本人在以往的文章中曾反复说过，人民币升值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币汇率什么时候可以自由化。而人民币兑换自由化的结果是中共经济基础的全面倒台，这么重要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共不能轻易让步的。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向全世界坦承中国经济问题，承认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和面料着崩溃。事实上温家宝先生对路透社的讲话，其前提就是这样，温家宝说：“人民币汇率改革采用的方法和时间需要慎重选择，如果人民币汇率轻易变动，将会对中国及全球经济造成影响”。正是中共没有采取更开放的金融手段和自由化的汇率制度，才造成今天中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情况，才造成了中国人民币面临着强大的升值压力。更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造成了整个社会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
我曾多次说过，通货膨胀的形成有着自己独特的环境和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封闭的经济循环体系。只有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通货膨胀才能产生。在现今的社会，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政府如果能全面开放，根本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相反的是可能产生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大家可以试想一下，中国的钢铁价格升高后，世界上哪个商人愿意放弃赚钱的机会，不愿意将产品卖给中国？只是因为中国政府进行进口管制或使用高关税政策才导致了国内产生经济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样，粮食问题也是如此。另一个原因是，通货膨胀是由成本推动的，这种状况并不能够持续太久，因为中国有着巨大的人力资源，工资水平在不断下降。通货膨胀的预期不可能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环境中得到支援。中国的怎么能产生通货膨胀呢？
那麽，什么原因使中国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其实很简单，上面我已经讲过了，一是不完全的自由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二是管制的进出口制度，三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权利扩张和腐败。或许有人会说，你怎么将经济上的通货膨胀转移到了政府身上？怎么可能是政府要管制的通货膨胀是自己造成的？
事实上正是如此，我们可以看一看，目前正在受到查处的江苏铁本公司正是政府制造的通货膨胀例子。铁本公司扩张的最基本条件是土地，而这个土地是地方政府用近似白送的方式给的。而贷款也是有政府出面前头解决的。尽管目前中国的钢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收益，但如果地方政府不是为了争取业绩，为了政府成绩，不白送土地，私人企业怎么能跨入这个高门槛。只有地方政府“过热”，才能造成经济发展过热。同样这次治理中的房地产业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政府权钱交易，将大量的国有土地廉价流失到少数人手中，中国地产如何高涨，我很难理解上海一个高薪白领一年总收入四万人民币，不吃不喝将全部收入存起来却只能买五平方面积的房屋，如果除去公共面积，这样高收入的人却只能得到三平方的实际居住面积。上海是中国的样板，也是一直被中国领导人引以为荣的最发达地区。我们根据上海的统计资料计算，上海去年每人可支配收入是１７９５美元，这可以买到市中心地段１．３平米的房屋，可以买到市中心周边地区２．５平米的房屋。同样，你也将得到大约是７５％的使用面积。其房屋价格已经高到接近香港的地步，而实际上上海的收入与香港有着数倍的差距。中国经济泡沫化是个现实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是，这不是百姓造成的，而是我们的政府和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的。是政府垄断和政府介入经济产生的恶果。是自由经济制度和公有制的政治制度本质冲突产生的恶果。
既然中国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难道胡稳政府不能进行经济调控吗？
以我个人的意见，目前胡温的经济调控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在次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动用了几乎可以动用的一切办法来压制经济过热问题，但问题是，这一切手段都失效了，因为经济手段根本就无法解决制度造成的问题。既然是体制上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要从体制上解决问题，而不是行政干预来解决问题。事实上，这次经济调控显示的是中共胡温政府对未来经济的恐惧，是种过度的反映，更是一种对政治改革逃避的做法。是对中国经济改革以来自由市场调节的反动和不信任。或许我们用一种良好的愿望来判断，胡温政府这次的经济调控是对未来政治改革做一个铺垫，毕竟温家宝先生第一次指出了：“大陆经济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改革问题，根本上是结构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但我通过胡温经济调控的政策干预手段和粗糙的手法，我无法相信这与未来的政治改革有任何关连，相反是感到了更多的制度回归和倒退，中央集权和推卸责任。
在这次经济调控中，最先中标的是江苏铁本公司，这是一家由农民创办的私营钢铁公司。中央一声令下，其结果是老板被抓，银行行长下台，地方官员被处分，数十亿投资全面泡汤。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全国个家银行更接到电话通知，贷款全面停滞，原来的贷款也要压缩和检查。就这样，一个本来生龙活虎的私人企业倒下去了。中国政府的行政干预也让全球股票市场应声大跌。
以我个人在海外的独立观察看，自股票市场的全面下跌，我就已经认定中国的经济调控已经全面失败。首先他在全球面前又暴露出了中共一副不遵守法律，不遵守市场规律，蛮横无理的政府干预的强悍嘴脸。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西方世界，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去命令一个银行停止对企业贷款，更不可能对某个企业指手画脚。政府只是个社会的协调者，不是父母，更不是老板。而中共这次经济调控正是这样赤裸裸的进行政府干预，事实上，以往中共是国有经济体制，在这个基础上中共对进行政策干预尚有话可讲，但面对的是私营的市场经济，中共这样横加干涉显然是对人权的侵犯，是对人民财产的侵犯。这种现象的产生只能是对中国刚刚写入宪法的人权问题的一种极大的讽刺。这种对经济及民事问题不通过法律司法解决而却采取政府干预的办法解决实在是中国法制上的一大倒退。
本来，政府进行经济调控可以通过各种软调控进行，美国进行经济调控的手段无非是利率和税收这两大利器。如果在企业中出现了任何问题，政府是不能干预的，只能通过法律来来解决，各位什么时候看到过美国政府命令某个银行停止对某个行业的企业的贷款？西方政府有这个胆量吗？但问题是在中国，法律解决的方式并没有出现，在经过任何法律程式的情况下，企业被查封了，人员被扣留了，政府官员被惩处了。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竟然在这个每天都都自称法制化的国家中出现，这不得不让西方世界感到震惊，也难怪西方股票市场一片凄惨。西方国家的企业都知道，任何强大的企业都难以和政府做对，更何况中国政府这种蛮横无理，没有任何预兆的行政干预手段呢？
我无法预料中国经济调控的后果，但我知道，被查封的企业得不到赔偿，企业与银行签定的合约被撕毁，企业和地方政府签定的合约被撕毁，同样，被撕毁的合约得不到赔偿。企业和地方必须自我承受中央行政干预的经济调控损失。通过这次经济调控，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胡温经济调控已经鲜明地反映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驱动。一方面，中央害怕地方、企业和银行联合起来骗中央，害怕物价全面上涨，害怕承担可能过热的后果，在没有必要的考虑和有效的软调控手段的情况下，采取了中共传统的计划经济情况下最简单做法――行政干预。于是在犹豫一段时间后终于重拳出击；另一方面，地方和民间却希望搭上本轮经济增长的快车，特别是要赶在中央关门之前挤进门去，这大大加剧了目前的投资扩张态势，至于投资过后所导致的过剩与经济下滑的威胁，并不在地方和企业考虑之内。在这样一种博弈格局下，中央不搞宏观调控，则最终的呆坏帐要由中央银行来买单，中央搞调控，则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则几乎完全由地方来承担。中国的宏观调控究竟有效要否，不仅要看调控目标是否实现，在很大程度还要看中央所承受的未来成本与地方所承受的眼前成本孰高孰低。
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很多西方社会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些困难并不是自然界的困难，而是政府人为制造的困难。今天胡温政府进行的经济调控很显然地再次制造了这个困难，或许我们在一年之后发现这次经济调控又失败了，其结果造成了数千亿的新的坏帐，而政策干预也没有达到原定的目标。相反，政府与地方的博弈却加剧了。地方政府将用更多的手段和方式去抵制中央政府的集权，而同样，地方财政自给自足的方式也将会加速发达省份的自治分离运动和倾向。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一旦失败，就更将中央政府的虚弱暴露出来，这种大一统的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也将受到极大的利益冲击，中共将面临着更大的信任危机。
可笑吗？中国的事情经常是这么的可笑，中共总是希望将经济问题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而政治问题也总想用经济手段来解决。但非常不凑巧的是，政治手段可以解决一时的经济问题，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同样，政治问题也可以用经济手段掩盖一时，却也无法长久掩盖。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胡温政府已经走向了一个无法回头的绝境，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严重地阻碍着整个中国的发展。任何不负责任的做法和草率的做法都会引更多的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更可能会因为某件小事情而引发整个社会的崩溃。我相信胡温政府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正是因为胡温政府看到了中国社会面临的危险境地，所以才不得不在重重压力之下采取了这种草率的“经济调控”，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采取如此强硬的行政干涉，政治体制上的问题就会引发经济上的危机，中国经济一日崩溃的险象就在眼前。
经济与政治竟然有如此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中国这个混合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色国家里更是如此的重要。我衷心地祝福中国，我也期盼着胡温政府能通过这次经济调控所引起的问题，能清楚地看到经济过热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过热，希望能找到根本。看到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我更希望胡温政府能加速政治改革，将目前缠绕阻碍中国前进的政治恶魔铲除。
中国是如此的艰难，难道他真的像我预言的那样会崩溃吗？如果那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相信我的心会流血，那不是我们的幸福而是人类共同的悲哀。
２００４年４月３０日于草庵树书屋。
(5/3/2004)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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