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3日讯】启事：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举办六四征文活动以来，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对筹委会表示，她很高兴地看到有如此多亲身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与市民公开站出来见证大屠杀。征文活动还有二天便将结束，欢迎各界对征文提出宝贵意见，有关详情，可上www.global64.com查询，或电邮至64-15@hotpop.com。
究竟是谁要对六、四事件负主要责任？谁是元凶？一直以来，国内外的人士仍然争论不休。当时站在前台的是李鹏和杨尚昆，是他们发布了戒严令。最近杨尚昆的家人站出来为杨尚昆辩解，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对如何对付示威者确实存在分歧，杨尚昆希望以更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个人并不赞成开枪。据香港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报导，李鹏写了本书《关键时刻》，详细说明镇压六四决策过程，肯定中央政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同时撇清他本人的责任，为自己“辩护”。据说李鹏的辩解遭到中共中央否决，认为“此书暂时不公开出版为妥。”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个人都要排除是真正的元凶了。
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来说，他本身是“六、四”事件的受害者，当时的情况下，他已没有能力调动军队。那么，是谁下令出兵？是谁下令开枪？不言而喻，邓小平是真正的元凶了。
学潮要追索到1987年初。学潮一开始，邓小平并没有发表任何观点，也没有发表任何讲话，他还比较清醒。事态不断地发展，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要严格执行关于游行示威的新规定，并主张将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出党，指责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邓小平再次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批判。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在公共场合中，游行被禁止了。游行者走到哪里就被警察围住，只要他们一发表演讲，就会将他们送回校园。1987年1月初，学生们放弃了他们煽动性的活动，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到头来他们的一些头头被逮辅审问或处罚。凡是上街参与游行的学生都留下了心灵的痛苦。方、刘、王被按正常方式开除了党籍。方励之离开了合肥。
从政治角度来讲，是学运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邓小平及其遗老遗少们批评胡耀帮对最初的学潮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胡被迫作了自我检查，在1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动要求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会议同意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此后，胡在公众场合中消失了。又是在邓小平的操纵下，赵紫阳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代替了胡耀邦的职位。
实际上，邓小平一直对民主不感兴趣，他从骨子里反对西方的民主。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谈话中就充分暴露了他的观点。他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八九年四月中旬，胡耀帮的逝世，又一次燃起了学运的导火索，这是邓小平没有料到的，5月15日－18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时情况越来越糟。计划中的正常活动，包括在天安门举行欢迎仪式也被迫取消。戈尔巴乔夫不是在挂满彩旗繁华而和平的大街上驱车前进，而是在重兵的保护之下进行各项活动。广场上，戈尔巴乔夫的肖像代替了胡耀邦的肖像，一大群学生挥舞着旗帜，欢迎这一位改革的发起人，并且质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邓小平当时两次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另一次在欢迎宴会上。邓小平对当时的混乱情况表示“遗憾”。邓为无法给戈尔巴乔夫提供更体面的条件表示抱歉。
令邓小平特别难堪的应该是另外两个事情，一是赵紫阳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抖出了：“在重大决策问题上，都向邓小平同志请示，在重大问题上，我们都尊重邓小平同志意见”的猛料，这无疑是向世人宣布，邓小平是太上皇，是在后台“垂帘听政”的事实。二是世界新闻媒介的代表，包括数百名新闻记者和几十名摄影记者大肆报导天安门学运，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大会堂外的对政治表达不满的那支队伍，记者们先是把镜头对准人民大会堂石梯，然后才是大会堂内，吸引记者们的是游行队伍的标语，而不是他这个“普通党员”与戈尔巴乔夫极具重大意义的握手。
5月上旬，运动在扩大，火药味更浓。学生们和工人们都成立了正式的组织，开始印刷小报，树起了一尊自由女神像，5月13日在天安门开始进行绝食。5月19日晨4点，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会见游行绝食的学生。赵告诉学生，他来晚了，希望原谅。他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按官方的报导，他拒绝参加党政军干部大会。
六、四事件后，有机会接近邓小平身边的人透露，5月19号，也就是赵紫阳接见学生的当天上午，受到刺激的邓小平睡在床上，将李鹏和杨尚昆叫到身边，令他们下达戒严令，要求他们“在必要的时候”采用“武力”解决，惊恐万分的杨尚昆和李鹏在得到“尚方宝剑”，才于当日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由傀儡李鹏宣布了戒严令。6月3日，戒严部队在坦克的掩护下向天安门挺进，当日下午，杨尚昆和李鹏又一次来到邓小平的居所，旧病复发的邓小平睡在床上神情恍惚，非常吃力地向李鹏和杨尚昆交待：不惜一切代价平息事态，把天安门清除干净，同时要注意国际影响。在他的授意下，一场史无前例的千古奇冤就这样酿成了。
6月9日，邓小平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是自戈尔巴乔夫来京后第一次公开露面。老态龙钟的邓小平在众人的搀扶下，接见了戒严部队军以上官员，邓小平反映迟钝，语无伦次地说了一番话，反复强调“老同志”的重要作用：“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三集《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历史有很多相似之处，综观中国的历史，从嬴政到西汉的刘邦，从朱元璋到乾隆，一直到毛泽东，老人政权制造了无数的断头政治，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邓小平也不例外，他的思维已经停滞，不可能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他的心灵已经枯涸，不可能拥有任何温暖的感情；在他老迈昏庸之际，仍然牢牢地把握着权柄，正是他在背后操纵军队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邓小平虽然死了，但历史不会饶恕他的罪过，不久的将来，他将受到历史公正审判，罪恶滔天的邓小平和李鹏、杨尚昆等一帮刽子手们必将遗臭万年。
（附：征文活动得到许多中文网站和论坛的支持，并转载了大量征文文章，为表示对作者和首发媒体《大纪元》的尊重，筹委会吁请其它网站转载征文时注明﹕“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六四征文 《大纪元》首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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