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7日讯】50年啊，50年。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50年只不过是一粒小水珠。但对一个人的有限生命来说，50年就是人生精华与有为的全部，就是理想的形成与破灭，就是不幸遭遇的承受与领悟。50年是从1949年开始算起的，在各种政治运动及“文革”等极其恶劣的“生态”条件下，一个弱小的个体所遭遇的生离死别、生死煎熬和死里逃生，正如大自然所承受的风沙与干旱、所谓百年一遇的水涝一样，人就像一颗风吹无助的种子生活在风雪沙砾和干旱水涝中，他的生命自然就因严重缺乏基本的养分而干瘪，他很难逃脱这个“生态”条件的惩罚。50年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是整个民族的命运，难道在这50年勉强活下去的人和让别人差点活不下去的人不应该反思与忏悔吗？
所幸的是这样一本书——记述陕西一底层妇女50年不幸命运的大作《足痕》出版了（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作者罗瑶华生于1949年，是来自湖南落户陕西、不幸又万幸的煤矿女工人。50多年以后，罗瑶华已经是退休多年的半老人了，她可以放手自由地挥写自己的不幸而万幸的经历了。
50年过去了，罗瑶华活过来了，而她却经历了太多的自杀、迫害、“病故”以及更多的“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血案。
罗瑶华的不幸是从饥饿和贫困开始的，而真正使不幸进入极端状态的是“文化大革命”。仿佛一夜之间，她家门前的高音喇叭传出极不正常的声音，歇斯底里地骂着“革命、武斗、打倒！狠批！狠斗！”，火药味之浓此前可是闻所未闻，这时候有人揭发说“生活在新社会的玉风妈是在旧社会常给国民党大军官睡觉的大野鸡”，不由分说，一群泼妇上前给玉风妈脖子上挂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一长串破鞋子，胸前还给她挂上了“反革命大破鞋”的牌子，拉着她游街示众……她的老伴老王被气得奄奄一息，当晚便含恨死去。不久，参加革命多年、工作认真负责、业绩非凡、身为矿长的张齐梁名字后面被打了一个很大的“X”，不但没法指挥生产，还被强迫去打扫厕所，最后就传来了张矿长“病故”的消息，说他躺在自家床上双眼圆瞪着直挺挺地死去了。而这时候的大环境是武斗、解放军“支左”，死去活不过来的人居多，司空见惯，人人自危。这时候的宣传形式却是一派大好，大型歌舞《林彪紧跟毛主席》处处上演，专制不但进入人的所有生活，就连大脑也不能有私、修的存在，大脑里要装满“斗私批修、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暴力字眼，而实际暴力无时不在发生，老实人成了罪该万死的敌人，而活得风光的人都是“红得发紫的革命战士、革命群众”，真正的人活生生变成了妖，而妖则都成了代表正义的人——在这人妖之间，人性被蹂躏、被践踏，直至人性荡然无存，而我们民族的劣根性被迅速发扬广大，为了保住自己，揭发善良的人成了每天阶级斗争的全部……直到今天，我经常听到父辈人还在教导孩子要学坏，老实要吃亏。更多经历过“文革”的父辈人也承认，现在老实只有吃亏。我想，人类不会反思，如果今后再来一次疯狂的“文革”，有大量“斗私批修”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在，有大量接受那个时代教育、不会反思、忍气吞声的下辈人存在，真正的老实人还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搭上。记得有人说过，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今天，人们还不敢或者不愿面对“文革”进行直接反思以及不愿忏悔的情况下，谁也保不准我们的国家再次上演类似“文革”的闹剧、惨剧。
通过罗瑶华的传记可以看出，一家人的命运就是整个民族的命运。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在破旧的矿井边接受了“‘霸王窑’展览馆”的阶级教育，而“霸王”就是矿山的“刘文彩”，即使没有这样的人对号入座，也要根据根据当时的形势“推出”一个这样的典型。那时他们的文化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课，牢记“不要有个人主义，不许出风头”，无论你是不是党团员，必须“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因为教科书一再教导学生们“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万恶的黑暗的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们在水深火热中惨遭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在平时的宣传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方红》就不说了，连“老外”也进入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在“消灭剥削阶级、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幌子下上演了一系列闹剧与丑剧、惨剧，当时就表演了一个虚拟的来自社会主义还没有来得及插上红旗的非洲小黑孩的哀怨：“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他们个个带着手铐、脚镣，挨着鞭打的场景惨不忍睹。当时的罗瑶华就无比单纯地要把自己一颗坚定不移的善良童心交给那个时代，一定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终身。而那时的人们却是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自顾就困难重重，谈何解放全人类？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悲哀。
如此这些悲剧，令人触目惊心的不幸事件，到底是谁之错？
在这本书中，最值得回味的是：吃集体食堂的罗瑶华一家，活得更是雪上加霜，任工厂总工程师的舅舅被打成“反革命破坏罪”判刑四年，吃不饱饭的全家人饿得两眼浑浊无神，而当时却在宣传“每人节约一粒米，可以堆成一座山；每人节约一根针，可以造成一条船。”计划经济，统购统销，没饿死之前还盼望着共产主义会实现，盼望着照到哪里哪里亮的毛主席著作能恩赐每个人温暖和饱肚子。可是到了1960年，因人祸导致的灾难发生时，饿死人处处可见，有资料证实，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达3000万人之多，而300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在1937-1945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战争死亡的数字才是3000万人。经历这段历史的人才是真正的死里逃生呀。就是这种恶劣情况下，那时的人对革命仍然“死不悔改，四不回头”，早已见到恶果的人民公社制度居然到了七十年代末才宣告结束。“人民公社是常青藤，社员就是藤上的瓜”，而现在我到农村去，绝大多数的老农还称呼乡镇为“公社”，可见影响是多么“深厚”呀。
更为可怕更为荒谬的是那时侯给人划分成分是有一条线的：生在1949年10月之后就没有污点，生在此前就有大问题了，于是生于1949年2月的罗瑶华就只能把生日定在10月以后。如果不改，仅此一点就有可能导致一辈子永不翻身。
人人每天都在恐吓中活着，有的人经受不住折磨就早早地“消失”了。当然也有人靠不择手段，祸嫁于人，才活下去的，这样的人是要永远提防的，如果今后再有什么风吹草动，这样的人时刻会跳起来继续作恶，这才是更可怕的教训。
在罗瑶华的书中，无数鲜活的死去活来的例子。为了活着，上山下乡，结婚生子，都似经历一场生死战，还算她命大，肉体没有被“消灭”。那个时候，她在工作中见到邪恶而无法针锋相对，只能打碎牙自己吞下，埋怨是没有什么用的，甚至逃避就难以成真，只有承受，直至命运转机，惨剧结束。
同时，我在书中看到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人尤其做女人必须坚强，自尊，向上。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生产、生活环境中，顽强地活着就是一种胜利，活着就需要承受无比大的灾难——生父自杀，分娩时一个孩子夭亡，继父被侮辱，饥饿难耐、没有工作、家庭困难、丈夫甘于对“假大空”的牺牲……等等不幸，终于使罗瑶华挺了过来，从此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意志。顽强承受灾难，追求美好，使她得以活下去。
今天，50多岁的人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经历最多的人，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下海、下岗、自己给自己再就业等等，正义与邪恶，真与假，美与丑，都在同一个舞台上演了，在“文革”等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中，老实人被打击受责难，“造反派”吃香，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受多年来不正常政治环境的影响，仍然是老实人遭殃，靠勤劳致富的人们又被不劳而获的“文革”得势人所嫉妒，红眼病只是表面，更多的是不见刀子不见流血的打击和报复，一些人满腹牢骚，怨气冲天地骂来骂去，指责社会，嫉妒所有比他们强的人，“啊，社会变了，富人欢乐穷人愁……当官的不为己天诛地灭，坏人多了，看那歌厅是啥地方，野鸡满天飞”，个个振振有辞，满嘴的歪理半晌讲不完，什么“毛主席领导的好哇，那时人多老实啊，看看现在乱成什么啦……”正是这样的人，用这样的人生方式影响教育他们的后代，使他们个个如他们的父辈一般，怀念不正常的年代，希望“文革”再来一次，使受伤害的伤疤无法愈合。他们眼光短浅而极懒惰，用罗瑶华的话说这是“影响整个民族提高人的素质的基因，基因是带有遗传性的”。现在，难道我们不该为过去发生的一切而直面与忏悔吗？余秋雨说过他今生值得忏悔的很多，但就是文革这一章最少。而我看了罗瑶华的《足痕》，我这个生于文革中的1969年的人也要直面“文革”以及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思考、反思与忏悔——“文革”让后人得到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这就是我读人物传记《足痕》所感受最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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